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后，华盛顿体系建立，随着这次会议上《九国公约》的签订，中国的外交进入了一段相对轻松的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国家鉴于大战的惨局而产生的恐战心理，使和平主义思潮广为传播。相比之下，日本对中国的独占性、排他性和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跟战后的世界政治潮流格格不入。

在华盛顿体系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原敬内阁为应付一战后的新形势，把对华的排外性隶属化政策改换为用资产阶级合理方法来维护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的政策。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期间，基本继承了原敬的这一所谓符合华盛顿体系的“协调外交”。称为“币原外交”。

币原外交的原则是：第一，维护和增进正当的权益，尊重各国正当的权益；第二，尊重外交前后相承主义，以保持同外国的信任关系；第三，改善对美对苏关系；第四，对华政策上贯彻“不干涉内政”。币原在议会上曾多次表示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只希望两国“共存共荣”，特别是两国经济关系自由无阻的发展。

自币原喜重郎1924年6月就任日本外相以后，以“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日本对华政策得以确立。以币原外交政策出发，1925年召开的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日本代表首先表示“同情和了解”中国关税不自由的痛苦，愿意加以“友好的考虑”。会议最后在裁撤厘金条件下，同意中国自1929年实行固定税率。

在北伐军士兵闯入日本领事馆抢劫财物，并伤及领事和日本侨民时，日本海军陆战队遵照政府的训令，没有进行抗击，并拒绝参与英美军舰炮击南京城的行动。当英美打算采取强硬手段来对付蒋介石时，币原更是力排众议，认为： “解决当前危机的首要关键，就是要同情中国的国民运动，使各国对国民革命军不致丧失信心，从而免使各国共同出兵干涉。”并反对在南京事件的处理上将蒋介石逼入绝境。

但币原外交一直以来都受到日本国内军人、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分子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一外交政策过于软弱，是“屈辱”。南京事件的爆发，给了他们全力打倒币原外交的机会，这一次连舆论也站在反对者一边。

多年后的二战甲级战犯重光葵在战后反思日本的战争之路时特地提到了南京事件造成的结果：“蒋介石的国民军北伐到处胜利，也到处惹出了问题。在容共联苏的政策下，由苏联顾问训练的军队已经赤化，蹂躏外国权益，镇压土豪劣绅。其结果，无论在汉口还是南京，都发生了大掠夺；在南京的英美军舰向中国军队开炮。南京的情况很悲惨（一九二七年二月）。但是对日本领事馆的暴行行为当时并没有引起日本军舰开炮。荒木海军少尉负责领事馆的守备，后来感到未能完成任务而自责剖腹自杀。此时，日本舆论激昂起来，认为日本蒙受屈辱，都是币原外交的结果，于是对政府的谴责达到了白热化了。反对党抨击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的政策，并主张应在当地保护侨民，必要时应断然派兵；而侨民从危险地区撤退，有失国家威信，也丧失权益。”

是时恰逢日本国内的股票惨跌，一大批银行停业，著名的台湾银行因过度放贷也陷入危机。内阁欲以紧急敕令增加2亿日元救济，但紧急敕令在枢密院审查时遭到否决。在这次救济台湾银行的经济问题审查上，币原的反对者却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到了八竿子打不着的对华政策上。政友会与枢密院顾问官伊东巳代治批判币原对华外交“无一定方针，对居留民保护不周，多年以来在中国刻苦勤奋之居留民，横遭暴民掠夺，丧失财产”，“总之吾敢断言，今日之危机，乃现内阁内政外交失败之结果”。这个演说不顾事实，且离开主题，但枢密院仍予认可，否决了紧急敕令案。无法渡过危机的内阁倒台，对华温和的币原外交告以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