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22日晚，英国伦敦北部的斯克拉布监狱传来阵阵刺耳的警笛声。与此同时，大批英国皇家警察紧急出动，在伦敦展开了一场大搜捕。事后人们才知道，有一名身份敏感的重要犯人从这座戒备森严的监狱中越狱逃跑了。

这名重要的犯人到底是谁？

有人说，他是最为神秘的红“钻石”。

有人说，他是最不可思议的“间谍之王”。

还有人说，这名伪装者羞辱了英国情报界，他的名字叫乔治·布莱克。

乔治·布莱克，1922年11月11日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他的父亲是一名土耳其犹太人，母亲是荷兰贵族的后裔。他们是一对私奔者，1922年在英国伦敦结婚，而后在荷兰鹿特丹生下了布莱克。

13岁那年，布莱克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悲痛之余将他送到了埃及的叔叔家。布莱克的叔叔亨利·库里尔信仰共产主义，后来成为埃及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布莱克在叔叔家寄宿了三年，这三年时光深深影响了布莱克后来的人生抉择。

1939年，16岁的布莱克回到荷兰上中学。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人的铁蹄踏碎了他的求学之路。为了躲避战火，布莱克本想逃往英国，但德国人的狂轰滥炸阻断了道路，他被困在荷兰，处境越来越糟糕。

1940年5月，德国侵占荷兰，随即开始大肆搜捕进步抵抗者，残酷迫害犹太人。布莱克很不幸，东躲西藏一段时间后，最终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关进了集中营。

当时的布莱克虽然只有18岁，却拥有超过常人的胆略和体格。在集中营中，他不愿做待宰的羔羊，时刻寻觅着越狱的机会。长时间的观察让他看到了一线机会，集中营有个看守看东西时总是离得很近，眼神似乎很不好，另外，集中营有一截高墙，离岗哨较远，而且很利于攀爬。

看准了这两点，等到一天雨夜这名看守站岗困盹的时候，布莱克大胆推开没有上锁的木头牢门，迅速跑向了那截早已看准的高墙。

成功翻过高墙，从德国人的集中营逃出来后，布莱克带着仇恨加入了荷兰流亡政府组织的游击队。布莱克天生具有极强的语言天赋，而且善于伪装，在游击队中，他充当信使，频繁穿梭在沦陷区，为抵抗组织收集传递情报。

由于布莱克的活动异常活跃，很快，渗透进抵抗组织的德国间谍注意到了这个神出鬼没的年轻人。面对盖世太保的追捕，布莱克并不畏惧，他总是能够提前一步成功甩掉紧随而来的危险。

荷兰抵抗组织遭到全面破坏，游击队被彻底打垮后，布莱克穿过重重封锁，成功渡过英吉利海峡，报名参加英军，成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名水兵。

布莱克的水兵生涯十分短暂，原因是他对此毫无兴趣。有一次，他甚至在潜艇作业训练中昏了过去。

醒来后，布莱克对身边的战友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里很枯燥，我必须离开这里。

战友问，你想去哪里？

布莱克说，我要去充满挑战的地方。

了解到布莱克在荷兰充当过游击队信使，加之他精通英语、荷兰语、法语和德语，不久，布莱克被推荐给了海军情报部门。

一名情报官在面试时拷问布莱克，如果让你站在敌人的背后，你会干什么？

布莱克说，我想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让他永不转身。

就这样，布莱克被吸纳进英国海军情报部门，经过战时紧急培训后，1944年正式成为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

因为对荷兰的情况异常熟悉，布莱克随后被派往特别行动委员会荷兰分部，在那里主要从事密电码的截收和破译工作。后来，因为盟军远征军司令部急需翻译人员，布莱克又被调去专门翻译德国人的文件，审讯一些重要的德国战俘。

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年仅23岁的布莱克已经晋升为英国海军上尉，并被派往驻德国汉堡的英国军舰上担任情报官。

在德国汉堡，布莱克对俄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次，秘密情报局的官员肯尼思·科恩前来检查工作，当他看到布莱克正在全情投入地阅读一本有关俄语的语法书时，不禁问了起来，我很想知道，驱使你钻研俄语的动力是什么？

布莱克抬起头来回答，如果语言是一支枪的话，我希望自己的这支枪里不止一颗子弹。

这句回答让肯尼思·科恩深刻地记住了布莱克。

二战结束后，1947年，由于科恩的推荐，布莱克被英国外交部录用，随后被派往剑桥大学唐宁学院专门深造俄语。

布莱克在唐宁学院的学习持续了一年，到1948年毕业的时候，作为精通四国语言的尖端人才，秘密特工，布莱克被分配到外事局九处一科，暂时代理领事，随时准备到苏联开展情报外交工作。

然而，因为时局的变化，1949年，布莱克被英国外交部临时改派到了韩国首都汉城。

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次远东之行彻底改变了布莱克一生的命运。

布莱克在汉城的安宁时光，异常的短暂。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摧枯拉朽，打得南韩的李承晚军节节败退。李承晚为了逃窜，中途竟疯狂炸毁了汉江大桥，此举导致许多西方国家的外交使馆人员无法撤出。

6月30日，朝鲜人民军攻进汉城，英国驻汉城公使馆被朝鲜人民军包围，包括布莱克在内的英国公使馆所有人顿时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俘虏。

被俘之初，英、法两国的使团人员被朝鲜拘留在鸭绿江边的满埔。

然而，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悍然出兵帮助李承晚，朝鲜人民军的攻势随即遭到扼杀。之后，联合国军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蛮横越过三八线，一度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紧急出兵朝鲜，朝鲜战争的实质由此演变成东西方大国之间的较量。

随着战争的演进，布莱克的难友们内心非常痛苦，当朝鲜人民军将他们押送到朝鲜平壤的拘留营时，他们中的脆弱者一度怀疑会遭到处决。

布莱克觉得很可笑。

他安慰脆弱的难友们说，放心吧！这里不是屠宰场，他们关押我们，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获得筹码。

为了能够尽早地从拘留营出去，布莱克显得很狡猾。他总是很友好地跟朝鲜人交谈，特别乐意帮助朝鲜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布莱克的举动让朝鲜人产生了错觉，认为他是可以争取的对象。这正中布莱克的下怀，因为从朝鲜人对他的争取谈话中，他捕捉到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私底下，布莱克对难友们说，和敌人交朋友是一门艺术，你们应该像我一样，这无关忠诚。你们等着瞧吧，要不了多久，我就能从朝鲜人的口袋里掏出逃脱的钥匙。

那时候，朝鲜人的老大哥，苏联国家安全部对这批关押在平壤的战俘很感兴趣。不久，他们派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家格列戈里·库兹米奇，企图对这批战俘进行洗脑。

面对格列戈里·库兹米奇的洗脑，布莱克不仅无动于衷，而且时常用讥讽的腔调嘲笑说，凭直觉，我认为你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人。你知道什么能改变我吗？不是你所说的信仰，而是我看到的正义与真相。

布莱克的直觉很可怕。

后来，格列戈里·库兹米奇竟然叛逃到美国，投靠了中央情报局，成了苏联人欲除之而后快的可耻叛徒。

从某种意义上讲，布莱克的叛变，或者说蜕变，是他自我洗脑的结果。

正如他说的，能够改变他的是正义和真相。当时，他向苏联人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通过有效途径来了解这场战争的真相。

于是，苏联人将美国飞机野蛮轰炸朝鲜村庄，造成废墟遍地，许多无辜者惨死的照片、新闻报道，摆在了布莱克的面前。

当看到这样的真相时，布莱克的内心深受触动。

他认为之前所认定的正义背叛了他，他所效忠的国家已沦为可耻的杀戮者。

1951年11月，在被关押一年零五个月之后，布莱克主动提出要面见苏联国家安全部的负责人。在密室里，布莱克表示，西方对抗共产主义是错误的。在正义真相的引导下，他愿意信仰共产主义，愿意为苏联以及正义事业效力，但要他这么做，苏联人必须接受三个条件。一、他只提供英国方面有关反对共产主义的情报；二、他自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工作，不要苏联的分文酬金；三、为了更好地潜伏，也为日后安全起见，不必提前释放他。

这三个条件，完美体现了布莱克的操守、人格与理智。

苏联人无法拒绝。

与苏联人达成秘密协议后，1951年11月的一天，布莱克与苏联人联手演了一出为日后所用的好戏。拘留营宣称布莱克越狱逃跑了，可就在难友们半信半疑，议论纷纷时，布莱克却又被伤痕累累地抓了回来。

此情此景让难友们坚信，布莱克不是叛徒，他没有跟那帮家伙合作，他是货真价实的英雄。

1953年3月，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双方终于在谈判桌上达成一致。随后布莱克与难友们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安排下，经北京、莫斯科、西柏林抵达英国。

如布莱克之前料想的那样，热烈的欢迎仪式结束后，秘密情报局随即对他们展开了严格的安全审查。拜1951年那次“阴谋”表演所赐，布莱克不仅成功通过了审查，而且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经过短暂的休养，布莱克很快被重新启用，他被分配到英国军情六处克伦威尔街分部，专门负责窃听和秘密拆封外交邮袋。

那一时期，为了帮助布莱克更好地潜伏下去，克格勃为他提供了不少有关苏联间谍的情报。这些情报都是经过精心过滤的，真实，现实的危害不大，但很能体现布莱克的能力。

对于布莱克弥漫着神秘气息的忙碌工作，他的英国妻子曾经问他，你的公文包里究竟装着多少秘密？

布莱克回答妻子，谁知道呢！

在布莱克的双面间谍生涯中，他的第一个杰作，就是最具杀伤力的那一个。

典型的出手即巅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德与西德成了东西方冷战的桥头堡。1953年艾伦·杜勒斯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新一任局长。刚一上任，杜勒斯就提出一项大胆的计划，由英美情报机构合作，从西柏林挖掘一条隧道直通东柏林，并在东柏林至莫斯科的三条地下电缆上，采用搭线的方式对苏联实施大规模窃听，计划代号“黄金行动计划”。

经历一年多的准备和七八个月的秘密施工，挖掘隧道与安装窃听设备历时一年，工程耗费2500万美元，英美情报机构终于在1955年2月建成一条全长2.5公里的地下窃听长城——“柏林隧道”。

这条隧道全面投入使用后，英美情报机构安排50名精通俄语和德语的专家轮流值班，试图从那一盘盘录音中捕捉到有关苏联的重要情报。

然而，让英美情报机构万万没想到的是，“黄金行动计划“刚刚启动，布莱克就将这一核心秘密传递给了克格勃。布莱克建议克格勃，不要打草惊蛇，可利用这条”柏林隧道“对英美展开情报误导战。

克格勃接受了这条妙计。

”柏林隧道“建成，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联向这条隧道倾泄了大量的情报废料，导致英美情报机构做了大量的无效工作，并因此做出了许多愚蠢的判断，或者根本做不出有效的预警。

最讽刺的是，苏联两次出兵匈牙利，英美情报机构事前竟然一无所知。

面对如此反常的状况，英美情报机构也曾怀疑”柏林隧道“的秘密已经被苏联人掌握，他们中间出现了泄密的叛徒。为此，他们秘密排查了许多人，但布莱克始终被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

布莱克之所以能够置身事外，主要是因为他正在受到上司的器重。

1955年春天，布莱克被派往西柏林秘密情报局工作站担任技术行动部副主任。在西柏林，上司赋予了他一项特殊的使命，利用精通俄语的专长，研究驻东德苏军的情况，并在苏军军官中物色可以利用的叛徒，实施策反行动。

得到了与苏联人秘密接触的授权，布莱克的处境更加安全了。

这正体现了布莱克的间谍哲学——黑暗并不是最好的掩护，合格的潜伏者应该主动站到有光亮的地方。

1956年4月22日，一件意外事件的发生，对布莱克而言，也是乐见其成的。

这一天，苏联的一名通信工程兵在维修电缆时，突然掉进隧道，无意间发现了”柏林隧道“。苏联当局借题发挥，当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指责美国人野蛮入侵苏联管辖区，并让众多记者参观了这条通向美占区的隧道。

秘密被彻底打破。

再追查秘密是怎么泄露的，也就再无意义。

作为一名潜伏者，帮助克格勃铲除”鼹鼠“，一直是布莱克的秘密使命。

在这方面，布莱克的杀伤力同样惊人。据美联社后来说，被布莱克出卖的英国间谍可能多达数百名，四十二名直接死于他手。最重要的情报，是在柏林任职的四年里，他向克格勃报告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布建间谍网的核心机密，其中包括在共产主义国家招募的近四百名间谍人员名单。这位后来被誉为”间谍之王“的荷兰人，凭借一己之力，对英国苦心经营的间谍网络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布莱克干掉的重量级人物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东德国家安全局局长比亚维克中将。

比亚维克与英国秘密情报局搭上关系后，于1953年叛逃到西柏林，要求政治避免。此后，他改名换姓，被秘密安置在西柏林的一个住处。

很不幸，比亚维克的这个藏身点，恰好与布莱克的住处在一条街道上。

布莱克宣称为信仰工作，这一点很恐怖。

布莱克习惯于扫描他人，这一点更恐怖。

几乎就在比亚维克刚住进这条街道时，布莱克就注意到了这个神秘兮兮的陌生人。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扫描，布莱克通过诸多细节，很快判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需要甄别的人物。

于是他利用一切观察手段，给这位陌生人画了一幅画像，然后送到了克格勃上司的手中。

不久，克格勃向布莱克返回信息，此人正是失踪两三年的东德国家安全局局长比亚维克。

比亚维克的叛变，是一起严重事件，依据克格勃传统，这样的叛逃者必须铲除。

为此，布莱克为铲除计划快速制定了备忘录：比亚维克的公寓不仅装有保险锁，而且装备有与英国安全官员联系的报警器。此外，他的防范措施相当严密，出行的安保级别很高，要想顺利实施行动，必须具有耐心，等待时机。布莱克建议，由他负责监视，就近建立行动据点。

1956年2月的一天，或许是出于一时的松懈，比亚维克在没有安全人员陪同的情况下，私自出门散步。

布莱克在望远镜中看到独自外出的比亚维克，立即通报在行动据点待命的克格勃。

几分钟后，一辆汽车从比亚维克的身后驶过。

紧接着，比亚维克就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苏联著名双面间谍彼得·波波夫，同样是死于布莱克的经典”猎杀“。

1953年，彼得·波波夫在维也纳暗中投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波波夫的叛变，破坏力极大，他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情报，不仅包括潜伏在西方的苏联间谍名单，而且还有苏联武器发展的绝密情报。

那一时期，克格勃知道内部出现了高级别的叛徒，但这个叛徒是谁，却一直没有锁定。

克格勃时任主席伊万·亚历山大诺维奇·谢罗夫因此被迫下台。

1958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上台后，命令克格勃第一总局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在战略层面策划和欺骗西方国家的D处。这个D处主要是通过发送假情报来迷惑欺骗敌人。

但内部高级别的叛徒不除，一切都可能沦为空谈。

在新一轮的内部大清查中，克格勃采取大调动的方式，试图逼出这名叛徒。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方式扼住了波波夫的咽喉。从维也纳调到东柏林后，波波夫暂时与中央情报局失去了联系，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他无法确定这次调动的背后是否存在针对自己的调查。

为了让中央情报局知晓自己的处境，危急时刻制订营救计划，波波夫随后做了一件蠢事。得知英国军事使团正在访问东柏林时，他冒险写了一封密信，然后将这封密信交给了英国军事使团。

按照工作流程，这封密信首先应该交给秘密情报局当地情报站，然后由情报站转交给波波夫的联络人。

波波夫没有想到，东柏林的情报站中隐藏着一位可怕的潜伏者，联络密信尚未转交出去，他就彻底暴露在了布莱克的面前。

随后就是诱捕。

1959年10月的一天，波波夫在莫斯科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一站过后，一位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工作人员上了公共汽车。就在波波夫与这名美国人悄悄接头的时候，车上的克格勃便衣将他们当场抓获。

波波夫被捕之后，下场十分凄惨。

据说，在众多克格勃特工的注视下，他被扔进了烈火熊熊的炉子里。

波波夫死后，布莱克意味深长地说，他犯下了诸多不可饶恕的错误。

很显然，布莱克所说的错误，不仅仅指背叛。

始终行走在悬崖边缘的人，总会将石子踩落深渊。

布莱克与苏联人接触，虽然有上司的授权，但依旧有人怀疑，他向苏联输送假情报是狡猾的掩护，实际上他是极其危险的叛徒。

幸运的是，每一次布莱克都抓住了这些怀疑者的致命弱点，渡过了危机。

但一名代号为“狙击手”的波兰间谍却是个可怕的例外。

此人身份高度机密，极善伪装，行踪异常诡秘，总是躲藏在暗处攻击别人，因此有“狙击手”之称。叛变投靠美国，成为效力于中央情报局的潜伏者后，“狙击手”很快给美国人送去了一份大礼。他告诉美国方面，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有一名代号为“钻石”的克格勃间谍，此人是深度潜伏者，隐藏极深，能量巨大。种种迹象表明，此人已协助克格勃搞到了英国在波兰的谍报人员名单。

联系到此前”黄金行动计划“的诡异之处，美国中央情报局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立即通报英国秘密情报局。

“钻石”布莱克的嗅觉很灵敏，在英国方面紧急追查“钻石”的过程中，他凭借多条线索也发觉了“狙击手”的存在。在给克格勃的秘密报告中，布莱克说，现已判明波兰情报部内部有一名代号“狙击手”的间谍，此人已被美国收买，希望尽快查清其身份。

克格勃接到“钻石”密报后，立即展开清查内奸的行动。据说克格勃历来把叛徒称作“猪”，这次他们把挖“猪”的任务交给了盟友波兰。

波兰方面指派该国总参情报部副部长迈克尔·戈伦涅斯基全面负责此项任务。戈伦涅斯基是波兰情报部负责反间谍事务的直接领导，一直受到克格勃的信任与器重。

然而，他就是那位善于在暗中攻击别人，代号为“狙击手”的可怕变节者。

克格勃下达的追查密令，让戈伦涅斯基意识到自身的处境已非常危险，为了活命，1961年初他仓皇叛逃去了美国。

英国军情六局得知“狙击手”已经逃至美国，立即派专家前去会面。

戈伦涅斯基见到军情六局的人，只关心一个问题，“钻石”是否已经被查出？

军情六处的人告诉他，一切正在调查中。

听到这个回答，戈伦涅斯基的神经立刻紧绷起来，他咆哮着说，你们应该注意柏林情报站的人。

渐渐冷静下来后，戈伦涅斯基进一步披露说，克格勃并不是从秘密情报局总部和波兰获得的名单，而是从柏林情报站。之前之所以未说明这一点，是害怕情报泄露。还有一点也至关重要，“钻石”提供给克格勃的情报在1960年之后突然中断了。

根据戈伦涅斯基提供的关键信息，军情六局立即针对柏林情报站进行秘密排查，结果发现布莱克最具嫌疑。尤其是1960年突然中断向克格勃传递情报这一点，几乎能够锁定布莱克就是“钻石”，因为这阶段只有他离开柏林，被派往贝鲁特学习阿拉伯语。

遗憾的是，在这一关键对决时刻，布莱克没有紧急撤离，而是选择了沉着应对，这给英国军情六局提供了诱捕的空间。

结果，布莱克被通知开会，刚乘飞机落地伦敦，就遭到了逮捕。

布莱克间谍案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愤怒的激进者纷纷要求处死布莱克。1961年5月3日，布莱克站在被告席上，面临生死判决。

在庭审中，法官指控布莱克”几乎摧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建立的全部情报机构“，布莱克没有辩驳，他宣称，他是一名信仰者，他没有背叛正义，他为所从事的工作感到骄傲。

最终，伦敦中央刑事法院以违反《国家安全机密法》导致数十名英国在中东的间谍被斩首的叛国罪，判处乔治·布莱克42年监禁。

对于时年39岁的布莱克而言，此刑意味着他将在监牢中渡过余生，几乎等同于终身监禁。

自被关进监狱的那天起，布莱克就在酝酿越狱。

起初，布莱克被关押在伦敦北部的斯克拉布监狱的特别牢房，并被列为”特殊监护“的犯人。布莱克深知一点，若想成功越狱，第一步必须解除狱方对自己的”特殊监护“。为此，布莱克蜕变成了一名狱中忏悔者。

四个月后，布莱克的忏悔成功打动了秘密保安局的局长罗杰·霍利斯爵士。霍利斯通知监狱负责人，对布莱克的调查已经全部结束，可以解除特殊监护。

于是，狱方将布莱克安排到一间普通单人牢房中，并让他担任了监狱的阿拉伯语函授教员。

用“正义”攻克人心，一向是布莱克擅长的。

在为犯人授课的过程中，布莱克成功拉拢了四个人，并与他们建立了基于正义感的友情。这四个人，一个是因为诈骗和诬陷罪被捕入狱的金融巨头肯尼思·戴库西，可为布莱克即将实施的越狱计划提供资金；一个是犯有刑事案的爱尔兰人肖恩·伯克，此人简单仗义，天然地相信并且崇拜布莱克；剩下两个，一个叫米歇尔·兰德，一个叫帕特·波特尔，都是具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布莱克的人。

1965年夏天的某一天，布莱克找到伯克说，伙计！你马上就要刑满释放了，只有你能帮助我。

伯克直爽地问，他应该什么做？

布莱克和盘托出了他的越狱计划······

1966年10月22日，这一天是周末，下着雨。按照周末放电影的惯例，监狱大部分的注意力都在即将放映的电影上。晚上，电影开始放映之后，有人将一根铁棍偷偷塞进了布莱克的牢房。布莱克知道，这是他的狱中朋友提前为他准备的。

看守发现布莱克始终呆在牢房里，走过来询问，为什么不愿看电影？

布莱克说，他感觉自己病了。

就在布莱克与看守说话的时候，他的狱中朋友故意提高嗓门争吵了起来，看守听到声音，不耐烦地走了过去。

这时候，布莱克抓住时机，用铁棍撬开了铁窗。此时，外面正下着雨，漆黑一片，布莱克确定没有危险后，快速奔向了十五英尺外的一处围墙。

布莱克抬头一看，围墙上果然落着尼龙绳梯。

那是他和已经出狱的伯克事先约好的。

顺着绳梯翻过围墙，在伯克的接应下，布莱克顺利消失在了夜幕之中。为了躲避随后的大搜捕，布莱克在伦敦北部的一处住所，整整躲藏了两个月。

大搜捕的高峰过去后，布莱克藏在一辆坐卧两用汽车的床下，顺利逃到了比利时。而后，经西德抵达了东德边防哨所。

布莱克从戒备森严的监狱成功越狱，令英国方面颜面尽失，更加讽刺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始终不愿相信布莱克已经逃到了莫斯科，并且受到了苏联当局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在苏联，布莱克在平淡中渡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后来他终于打破沉默，撰写了《我的间谍生涯》一书。

布莱克在英国有家庭，有妻子，而且还育有三个子女。在苏联，布莱克选择了遗忘，他在莫斯科重新组建了新的家庭。

对此，布莱克说，遗忘是忠诚的延伸。

1991年苏联解体后，布莱克渡过了一段难熬的日子，当时俄罗斯政府中的一些人主张，应将他驱逐出境，所幸几个月后，布莱克是功臣，理当继续受到优待的论调占了上风。

普京主政后，布莱克的日子过得既轻松又惬意。他住在莫斯科郊外特别提供给他的别墅里，始终受到尊重。

2007年11月，布莱克迎来了自己85岁生日。11月11日这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参加了布莱克的生日聚会，并宣布授予他“友谊勋章”，这是俄罗斯的最高荣誉之一。

11月12日，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发言人谢尔盖·伊万诺夫在一场特别的庆祝活动中，再次赞誉说，“布莱克提供的信息总是迅速、准确，极其重要。如果像‘柏林地道’这种现在广为人知的大规模情报行动取得成功，我们的国家将承受灾难。”

众多的新闻报道，使得晚年的布莱克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回忆自己的间谍生涯，布莱克说：“我本来可以离开情报工作，可以加入英国共产党，可以在街角出售《工人日报》，对于许多人而言，那可能是更光荣的事业。但我觉得，如果抛开顾虑，我能够为这份事业做得更多，作出更大贡献。”

有人问他，你怎么评价“间谍之王”这个称呼？

布莱克回答，所有的一切，让我感到非常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