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琦
编辑|文琦
前言1958年年底，曾为中央领导保驾护航的王范，突然被连降十级，调往基层工作。这一消息传到毛主席耳中时，他当即表示：“这件事，我要亲自过问。”
王范究竟犯了什么错？为何毛主席亲自审查？
早年的革命岁月王范，1905年出生在江苏如东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王范自小生活艰难，家里地少人多，靠种地勉强维持生计。
看到周围地主剥削农民，父辈们每天辛苦劳作却依然食不果腹，王范心中对这个不公的社会充满了愤怒。
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决心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希望能为家乡的贫苦百姓争取更多的权益。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消息传到了江苏地区。北伐军所到之处，打倒了许多地方军阀，王范的心中燃起了希望。
他听闻家乡有人参加了北伐军，便四处打听革命队伍的消息。
那年春天，同乡王盈朝告诉他，共产党正在江海地区发展组织，并号召农民起来反抗地主，争取平等。王范听后立刻找到了入党的途径，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共产党人。这个消息传到江苏后，当地的农民运动也迅速遭到了镇压，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迫转入地下。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血腥清洗，王范没有退缩，他选择继续留在江苏如皋地区，组织农民起义。
1928年，王范领导了一场反对地主的农民起义。虽然当地农民被压迫已久，但武装反抗的条件并不成熟。
王范和他的队伍用简陋的武器与地主武装进行了多次激战，最终因敌强我弱，这场起义失败了。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发布了通缉令，王范不得不躲入乡间，化名张庭普，潜伏在农村等待时机。
尽管这次暴动没有成功，王范并没有气馁。王范继续在如皋地区秘密发展组织，时刻准备着新的行动。
1930年春天，王范与红十四军支队取得了联系。这支红军部队在江苏地区活动，支持各地的农民起义。通过红军的帮助，王范再次组织起队伍，开始筹备新的武装反抗。
他们袭击了当地的地主武装，处决了几名为非作歹的地主，夺取了部分武器和物资。这次行动给当地的农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许多人自发加入了王范的队伍，王范因此成为了江海地区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王范的反抗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警觉，国民党重兵围剿如皋地区的红军队伍。面对敌人强大的军队，王范无奈选择撤退。他带领部分队伍突围，最终离开了家乡，转移到了上海寻找党组织的进一步支持。
隐秘战线上的“红色包打听”王范到达上海后，面临着新的考验。1931年，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地下工作中心之一，但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许多党员被捕，情报网几乎瘫痪。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范决定潜入敌人内部，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党组织收集情报。
为了掩护身份，王范考入了上海四马路的巡捕房，成为了一名巡捕。在巡捕房中，他表面上是为租界当局服务的巡警，实际上却暗中为共产党工作。
他小心翼翼地周旋于敌人之间，利用自己的身份收集国民党的情报，向党组织传递。由于王范善于打听消息，并且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大家都称他为“红色包打听”。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王范也在这个时候被捕。国民党的审讯十分严酷，敌人对王范施以酷刑，企图从他口中得到有关中共组织的情报。
王范始终咬紧牙关，拒绝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他深知，一旦自己松口，地下党组织将面临更大的危机。
这场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王范忍受着极大的身体痛苦，但他的精神始终坚定不移。最终，敌人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只得以“共党嫌犯”的罪名将他判处十年徒刑。
在狱中，王范继续保持斗志，不仅和狱友们互相鼓励，还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知识，传播革命思想。他相信，只要还有机会活着走出监狱，他一定会重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双方达成合作协议。经过多次交涉，王范和其他被捕的共产党人得以重获自由。
重返革命队伍的王范，再次投身到隐秘战线上。这一次，他被调往延安，担任保卫科长，负责中央领导的安全工作。
王范以他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和冷静的判断，保证了延安的安全，并多次立功，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表扬。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曙光已经显现，中央领导决定进驻北平。这一“进京赶考”的行动至关重要，王范作为保卫工作的负责人，肩负重任。
他提前抵达北平，组织安保人员进行周密部署，确保中央领导人的安全。
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进入北平的当天，王范坐在车队的第一辆车上，为他们开路。
这一刻，北平的解放象征着中国革命即将走向胜利，王范亲历了这一历史时刻。每当回忆起那段时光，他总是感慨万千：“那是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之一”。
1958年，整风运动席卷全国，王范因为一些所谓的“官僚主义”问题，遭到严厉处分，职级连降十级，被调往基层工作。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让王范深感委屈，却无力反驳。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惊。他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我要亲自过问此事。”经过调查，毛主席发现，王范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在一些决策上考虑不周。
毛主席亲自批示，撤销了对王范的处分，并安排他担任上海闵行区区长。
基层工作的风风雨雨在闵行区任职期间，王范充分展示了他的实干精神。他不仅主持日常的行政事务，还亲自参与到一线工作中。
一次，闵行区的第五人民医院因为建筑垃圾没有及时清理，无法正常开诊。王范得知情况后，带领机关干部一起搬运垃圾，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让医院重新投入使用。
除了医院，闵行区的教育资源也极度匮乏。王范发现新区的一号路小学因为资金不足，无法按时完工。
他立刻亲自向上海市建设委员会请示，争取到10万元的追加投资，最终保证了学校按时开学。这件事解决了许多职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王范因此在当地百姓中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尽管他已经被降职，但王范从不在意官位的高低。在基层工作时，他依旧保持着对人民的关心。街头巷尾，他经常与老百姓交谈，了解他们的困难。
他没有任何架子，经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四处查看区里的情况。甚至有时看到熟人路过，他会让司机停车，主动邀请他们上车。
尽管王范在基层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动乱的到来，再次打乱了他的生活。在1960年代末，王范受到冲击，再次遭到不公正的对待。
1967年，王范最终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无法忍受长期的政治压力和精神折磨，选择了用一封217字的绝命书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信中，他没有怨恨，而是带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他写道：“我对革命事业无悔，只愿人民的事业能够继续向前。”他留下了最后的遗言，结束了自己悲剧般的命运。
结尾1978年，他的冤屈被彻底昭雪。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许多被错误对待的老同志终于得到了平反。王范的功绩被重新肯定，他的一生虽然充满了坎坷，但他对革命的忠诚始终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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