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1896年出生于福建龙岩，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主要创建者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

邓子恢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均有突出贡献，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上，都表现突出，是一个军政全才。1945年，邓子恢在七大上当选为七届中央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邓子恢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他在农村土地改革和群众工作方面的工作业绩受到中央的高度肯定。

1952年，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邓子恢出任副总理，农业依然是他主管的领域。

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纠左”偏差等问题上，邓子恢与毛主席发生意见分歧。为此，毛主席几次约见邓子恢均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随后邓子恢遭到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但他依然坚持“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不宜过快，要求不能过急”的意见。他还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意见和建议。

1959年至1961年，我国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毛主席号召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邓子恢1961年抱病到家乡进行调研。

他在福建龙岩调研了20多天，了解到当地群众的生活困难，甚至还有饿死人的情况，心如刀绞。

同时，当他从安徽省全椒县人刘志龙了解到安徽正在搞包产到户责任制，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很高的情况后，他马不停蹄赶往安徽取经。在合肥，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他介绍说：

“安徽农村有39.2%的生产队试行责任田，凡试行的生产队，社员责任心大大增强，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产量增加，群众满意。”

邓子恢调研完安徽“包产到户”的做法后，内心十分高兴，认为是找到了解决农村困境的办法。然而1962年初，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批评了安徽试行责任田的做法，曾希圣也被免职了。

安徽省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为此还给中央写信“叫屈”，认为安徽从1961年3月试行责任田，粮食增产，老百姓生产积极性高，基层欢迎，希望中央实地调查，还他们一个公道。

邓子恢就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领工作组实地调研，王观澜回来后汇报时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宁肯犯错误，也要说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好。群众的干劲可大了，晚上带着灯干活！”

邓子恢深受触动，就于1962年7月22日面见毛主席，建议中央允许搞“包产到户”的地方继续试验几年。毛主席毫不犹豫予以拒绝。

“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了，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

邓子恢据理力争，他说“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在场的华东局第一书记驳斥邓子恢：“责任田瓦解集体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邓子恢见柯庆施这样说，担心被扣上大帽子，就不再言语。8月6日，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再次批评“单干风”，并批评邓子恢听不进意见，中国农民试了几千年，还试什么“单干”。会上，其他人都不再表态，邓子恢却依然发言坚持自己的观点。

“工业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业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制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只是超产部分归社员个人，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

毛主席的批评是希望邓子恢改变看法，邓子恢认为自己是实事求是，观点能站住脚，就要讲出来，坚持到底。

在这样的情况下，8月12日，毛主席在批示相关文件时，对邓子恢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大力提倡“包产到户”是站在一个资本主义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

10月5日，农村工作部被撤销，邓子恢被调往国家计委工作（出任副主任）。邓子恢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倾注了毕生精力，被誉为党内的农业、农村工作专家。

为此，他不愿意离开农业、农村领域，接到调令时，邓子恢找到毛主席提出辞职，要求撤销自己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情愿告老还乡。

毛主席没有说什么，也没有答应他的请求。邓子恢很快被安排到广州休养。特殊时期前，邓子恢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在计委财经工作。

特殊时期，邓子恢同江、林等人展开坚决斗争，政治上长期受迫害和歧视，郁郁寡欢！1972年12月，邓子恢在精神沉闷中病逝。

邓子恢与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发展上的分歧和矛盾，并不是因为个人恩怨，纯粹是为了国家发展。

两人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早年在闽西的革命岁月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这一段人生经历也被邓子恢视为一生中最骄傲、最光辉的岁月。1981年，中央为邓子恢平反，指出：

“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