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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关注文明和未来的一种方式。我国现阶段世界历史研究中，比较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对发达国家中的发展问题注意不够。
意大利“南方问题”作为意大利近现代史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早已引起意大利史学界的重视，可能成为同一时期研究最多的问题。
从该问题产生以后到墨索里尼时期，有关“南方问题”的论著有20多种。二战后也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
“南方问题”不仅早已成为影响意大利全面现代化的重大问题，也正在成为欧盟内部、甚至整个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地区发展问题。
意大利已经成为欧盟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空间分布最不平衡的国家。
“尽管意大利还没有见到流血，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冲突，正在以相同的方式朝着东欧的方式发展。”著名历史学家卡尔洛·齐波拉认为，南北方的差距已经成为今日意大利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决定未来几十年意大利的命运。
意大利南、北方分界线有不同的划分法。中央统计局采取北部、中部和南部的三分法;而意大利宪法则将南部进一步划分为大陆南部和岛屿南部。
鉴于本文讨论的历史跨度，意大利“南方”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概念，即首都罗马和亚得里亚海滨城市佩斯卡拉及其岛屿连线以南的地方 (包括拉齐奥南部) ，面积占全国42%，人口占37.43% (1951年人口统计) 的地方。
意大利的“南方问题”实际上包含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
前者主要把它理解为一个南、北方的经济差距问题，时间上大都从完成政治统一开始;后者则包含更多的东西，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甚至种族方面的差距和差异，时间上可以追溯到政治统一以前的久远时代。
照狭义解释，意大利“南方”成为这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问题”，已经有130来年时间。
这与政治家及历史学家帕斯夸莱·维拉里1875年在《观点》杂志 (L’Opinione) 上发表的一系列信件相关 (后来结集出版) 。
他呼吁思想家和学者调查研究南方的状况，从而对意大利文化知识精英产生了很大影响，引起广泛注意。因此可以说，帕斯夸莱·维拉里是意大利“南方问题”之父。
第二年，两个托斯卡纳学者S.松尼诺和L.弗朗凯蒂发表了他们对西西里岛的调查报告。G.福尔图纳托成为19世纪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最著名的南方问题学者。
其他加入进来的南方问题学者还有A.D.维蒂·德·马尔可、F.S.尼蒂、G.萨尔维米尼等人。通过他们的努力，“南方问题”逐渐在意大利现实生活中凸显出来，成为意大利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地区发展问题。
国家统一是“南方问题”浮现出来的主要背景，但是学者们的理解却有差异:一些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埃米利奥·塞雷尼的著名论点，即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的日益扩大，政治统一完全暴露了这个国家业已存在的问题——南部经济的结构性“落后”；
另外的学者遵循葛兰西的传统，认为政治统一为南方保守的农业集团提供了一个和北方工业家集团结成联盟的机会，这个所谓的“历史集团”导致了经济上的二元主义，使南部永远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边缘。
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这种南北统治者合流的本质:“资产阶级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时期和那以后取得了政权，但是没有能够而且也没有想要彻底实现他们的胜利。”
也有学者受依附学派观点的影响，把意大利的政治统一干脆说成是使南部殖民化，或者认为北部殖民者强行破坏了南方的现有工业，把南方转变为北部的商品和廉价劳动力市场，或者从政治上强调北方对南方的征服。
尽管这些观点有分歧，但是都表明“南方问题”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一场政治大变动的结果。
但是史学界也有学者认为“南方问题”产生于政治统一之前。
马尔塔·佩特鲁塞维茨认为起源于1848年;齐波拉认为“南北差距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现象”15;路易吉·德罗萨认为“‘南方问题’并不产生于政治统一，而是植根于南方的历史中”;科拉多·巴尔巴加洛等人认为“南方经济的相对萧条起源于古代世界”。
这些观点都把“南方问题”产生的时间提前到政治统一以前，但是到底在这之前多久，却没有共同的答案，近者到中世纪，远者上溯到古罗马时代。
这里的“南方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包含更多的内容。但是这种观点和上述观点并不矛盾，一个侧重问题的正式形成，另一个则强调问题的渊源。
从理解问题的角度看，两者都有合理性。因为“南方问题”的形成的确是长期的，内容也是复杂的。
令意大利政府头疼的黑手党，其历史就不是从政治统一开始。黑手党是一个西西里词汇，原意是“大胆”“勇敢”的意思，当初是一个地道的巴勒莫词汇。
从1863年朱塞佩·里佐托的方言喜剧《神甫住所的黑手党人》上演后流行开来。两年后，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首次将它称为一个恶性的犯罪秘密组织。
关于这个词的来源还有种种说法。作为一个术语，尤其是作为官方定义的恶性犯罪组织的“黑手党”产生于政治统一初期，但这种组织的历史渊源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和“南方问题”息息相关的生态问题，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意大利自然条件是世界几大古典文明中心最差的。
意大利山地面积占38.7%，丘陵39.7%，平原21.6%，在欧洲共同体国家中，只比希腊好一点。南方在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在其他时间，南部人没有很好利用、甚至滥用环境资源。这些“过程或许在本质上是物理方面的，但是它们的加剧和重复出现，及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却是由于人类的干预”。
坎代洛罗指出，意大利环境恶化滥觞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世纪加剧，此后时好时坏几乎直到今天，成为意大利许多地区的真正的祸害。
经济上也是如此。公元11世纪以前，南部作为阿拉伯—拜占庭文化区域，发展程度比加罗林—蛮族统治下的北方要高。
甚至10至13世纪的南方和西西里岛也是意大利最繁荣的地方，当阿马尔斐共和国的船只跑遍整个地中海的时候，佛罗伦萨只是一个孩子。
但是几乎在同时，北部开始工业化，工业北部、农业南部的格局初露端倪。北方相应形成由自由职业者、工商业企业家和工匠组成的复杂社会结构，南部逐渐形成一种由贵族和农民组成的简单的社会结构。
除了由于意大利经济过于早熟，17世纪经济陷于衰落时期，南北差距有所缩小外，差距再也没有缩小过。
总之，影响“南方问题”的不少因素都可以追溯到统一以前，南北方总的历史发展轨迹是:在农业文明时代，南方明显比北方发达;在工商业文明时代开始后，北方比南方占有优势。
除非遇到经济衰退的情况，这种态势再也没有颠倒过来。
“南方问题”包括多种内容，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问题的基础。“
如果要对国家南北两部分和社会的发展作一个评价的话，应该说南北不平衡在19世纪前60年最为严重。”国家统一时，北部人口占全国的44.5%，南部占39.1%;牛的存栏量北部占46%，南部19%;比珠产值北方88%，南部3%;呢绒业北部62%，南部25%;人均道路里程和识字率北方45.%，南部25.9%。
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南北差距已经不小。“政治复兴”完成后，意大利开始进行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复兴，成就巨大。
据格尔申克隆研究，意大利的工业生产在1881—1888年达到国家统一后第一个发展高潮，工业年均增长率4.6%，1896—1908年为第二个高潮，增长率6.7%，1881—1913年为3.8%。
1951—195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5.5%，1958—1963年间达到6.3%。在1951—1963年，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工业生产总值翻了两番还要多。
在国际范围内，1950—1960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是5.9%，次于西德的7.8%，日本的7.3%，但在1958—1963年间的增长高峰期则仅次于日本的11.1%，为欧洲最高。
从更长时间看，1950—1996年意大利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4%，在欧洲次于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 (分别为3.7%) ，在亚洲次于日本的5%。
考虑到1861—1951年间意大利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0.9%—1.1% (这还是经过学者重估原中央统计局0.8%后得出的数字) 的事实，以及意大利能源缺乏等不利条件，可以说意大利是当时欧洲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是“奇迹中的奇迹”，与亚洲的日本成为这个时期工业化的双子星座。
现代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呈现出鲜明的地区特点。
1889—1893年间，西北部皮埃蒙特、里古里亚和伦巴第的人均工业产值分别为135 (全国平均为100) 、185、195，西北地区共计169;东北部和中部的威尼托、埃米利亚、托斯卡纳、马尔凯、翁布里亚和拉齐奥分别为112、85、115、76、102、100，整个地区为100;南部地区阿布鲁佐、坎帕尼亚、普利亚、巴西利卡塔、卡拉布里亚、西西里岛、撒丁岛分别为49、100、75、47、49、81、83，整个地区为78。
西北部超出全国平均水平69%，其中伦巴第几乎超出1倍 (95) ;中部地区和全国持平，有两个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南部地区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8%，西北部的46%，7个地区中只有1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3个低于全国水平50%。
同期各地区工业产量占全国的份额是:西北部40.9%，东北部、中部31%，南部是28%;人均年工业产量增长率相应是3.8%、1%和0.2%。
可见，南部工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北部仍然在发展。而且这是在经济危机时期，何况在工业高涨时期呢。
和1911年的情况进行对比，更加清楚:3个地区工业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北方从40.9%上升为54%，中部从31%下降为28.8%，南部则从28%下降到17%;人均工业产值，北方从169上升为236，中部为100，南部则从78%下降到53%;从具体工业部门来看，南部和北部的差距也在继续扩大。
直到1994年中央统计局数字表明，北部、中部和南部贫穷人口占各自地区人口的比例为4.5%、6.7%和22%。对于意大利南方来说，工业化进程如同16世纪海道大通对意大利的命运一样，打击都是致命的。
南北方分离主义的发展是“南方问题”政治方面的表现。意大利的历史分多合少，生活在13和14世纪的大多数意大利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意大利”这个单词。
西西里是南方分裂主义的大本营。马克思写道:“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和任何其他人民像西西里和西西里人那样，受到过如此痛苦的奴役、政府和外来压迫、进行过如此不倦的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
在西西里人眼里，“国家是敌人，无论它是诺曼征服者，还是波旁国王，抑或是现代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安德烈亚·费诺基诺·阿普利雷领导的分裂运动坚持了4年多 (1943—1948) ，分裂主义达到高潮。
“北方联盟”的崛起集中体现了北方的分裂主义传统，“南方问题”的久拖不决，唤醒了北方中世纪培养起来的自治传统，抛弃政治复兴运动先哲们关于统一国家的理想。“北方联盟”的目标是实现区域自治、特别是财政和政治—行政自治。
1993年的全面抽样调查组表明，虽然“非常赞同”“在我们地区征收税款的大多数应当用于原地”的人数不到一半 (43%) ，但是对此持“强烈赞同”的北方联盟的投票者几乎达2/3 (63.6%) ，同意“最好是北方与中部和南部分裂出来”观点的人有19%，而在北方联盟党人中，这个百分比是34%。
有组织犯罪是“南方问题”在社会方面的重要表现。
黑手党能够从中世纪经过近代一直延伸到现代民主社会，关键因素在于它植根于南部的土壤之中，其对暴力的滥用击中了现代民主社会的要害。
意大利的国家机器本身也有问题，它们和黑手党经常进行权钱交易，形成了“在地方社会和政治家之间的中间人是黑手党，在和黑手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调停人是政治家”的局面。“
1860—1924年间没有一个被选进议会的西西里政客没有打上黑手党的烙印。”现在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意大利法官把黑手党称作“社会的癌症”。
文化、种族和宗教因素在“南方问题”中的影响不可忽视。
1860年10月，政府特使法里尼从南方写信给首相加富尔说:“多么野蛮!这里哪儿是意大利!这是非洲:和这些农民相比，连贝都因人都是文明道德的花朵了。”
1992年4月，“北方联盟”的领导人翁贝托·博西在评论当年议会选举时说:“北方选择了联邦主义和欧洲，南方选择了非洲和法西斯主义。”
从法里尼到博西，虽然时代相差遥远，不难看出南方与北方文化心理差异的某种继承性。19世纪后期，随着资产阶级刑法人类学派创始人切萨雷·隆布罗索学说流行，从人种差异研究犯罪问题，解释意大利南北差异，认为南方种族比北方种族低劣。
这个观点并不科学，但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以致《意大利百科全书》也认为，种族差异是导致南北差异的首要原因。
国家统一后天主教加强了对南方农村的控制，希冀“复兴”天主教昔日的权威。
主要代表农业文明时代价值观的天主教，长期抗拒现代世俗国家和工业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南方的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