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24日上午，安徽省肥东县的青龙场附近，在一声令下后，几名身着军装的战士举起了手中的枪，紧接着，一阵急促的枪声惊起了一片飞鸟；枪声停止后，一个男人永远地倒在了河滩中的一块巨石旁。
这个男人，就是高敬亭。
其实，在中农红军抗战的前十几年里，高敬亭在抗战队伍里一直有着不错的名声。他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成熟的作战方针，带领着红军队伍取得过大大小小数十场战争的胜利，是红军队伍里不可多得的一名军事人才。
然而，就是这样一名人才，在1937年到1938年的大别山“去还是留”的问题上，和当时的中共长江局书记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根据历史记载，在这之后，由于选择路线的不同，高敬亭拒绝听从中央指挥，犯下了原则性的错误，也因此被执行枪决。
多年以后，新中国成立，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致信毛主席，表示当年高敬亭的死属于“误杀”，希望能够为她的父亲“平反”。毛主席接到信后，思忖良久，最终建议中央军委重新讨论高敬亭一案。
那么，高敬亭究竟是因何被杀，他的死亡，又到底是不是“误杀”呢？
这一切的答案，就藏在大别山当中——
一、虎将与罪人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了有关“团结御侮”的重要性，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10月，根据当时国共合作的相关协议，中共中央决定将位于南方的各支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由时任红二十八军的高敬亭来担任司令员兼政委职务。
在这之前，从1934年到1937年的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高敬亭曾在国民党17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下，不仅艰难地保卫住了大别山红色革命根据地，更是为红军主力部队北上给出了强有力的支援，也因此得到了来自周恩来总理的褒奖。
不过，当周总理夸赞高敬亭“很了不起”时，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难得地有些不好意思：“周总理过奖了，俺是农民出身，没多大本事，都是靠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
在面见周总理后，高敬亭马不停蹄地前往武汉，参加12月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召开的会议。让他没想到的是，会议上，王明趾高气扬地反复表示，一切要服从统一战线的指挥，服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指挥，所以，位于大别山的新四军和八路军要“全部撤出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
高敬亭带着队伍在大别山内辗转游击了好几年，深知大别山的这块革命根据地有多来之不易，它是二十八军的战士们用无畏的牺牲和鲜血才换来的，所以，在听到王明这样轻飘飘地说出撤退的话以后，高敬亭忍无可忍，从角落里站起身，大声反驳道：“‘不留一兵一卒’？你这是要把大别山拱手让给国民党啊！”
实际上，在王明表态撤退时，下面也有不少与会人员在下面不赞同地窃窃私语，在高敬亭站起来反对后，这些人更是跟着附和出声，纷纷对王明的政策予以反对。
王明见有人敢直接反对他，恼火地指责高敬亭：“放肆！你这是在破坏统一战线！”
高敬亭毫不示弱：“三年游击战争，国民党十几万大军都没能拿下大别山，现在你说送人就拱手送人，就是拥护统一战线了吗？”
支持高敬亭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眼看会场的势头不对，王明急忙宣布散会。这之后，尽管王明已经拍板要求部队撤出大别山，然而高敬亭却依旧拒绝执行，甚至于对中共长江局的命令“置若罔闻”，而这也成为他日后的“罪行”之一。
1938年2月，高敬亭从汉口回到七里坪，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将豫南游击队和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在这之后，高敬亭率领这支新队伍前往前线作战，先后在武汉正面战场和公路伏击作战中取得了60余场战斗的胜利，留下了累累功绩。
百战百胜的第四支队极大消灭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可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军内部一些反对派的嫉恨，国民党甚至以五万元的高价悬赏高敬亭的“项上人头”，并不断以高敬亭“拒不执行合作协议”“不听指挥”“不尊重友军”等借口，向中央长江局提出抗议，要求撤换高敬亭的职务。
当时的王明对高敬亭早有意见，正苦于没有理由，国民党反对派的这些借口正中王明下怀，他联合了长江局里一些其他被蒙蔽、对高敬亭同样有意见的高层，开始向中共中央去信，不仅罗织了一大堆高敬亭的罪名，甚至连当时党中央批评长江局的“不愿东进”的态度，也强行扣在了高敬亭的身上。
就这样，高敬亭从一员虎将，眨眼间成为了皖东一带的“罪人”——
二、种种“罪行”那么，高敬亭究竟犯了什么“罪”，让他最终走向了死亡呢？
1937年7月，高敬亭在岳西第一次收到了国共合作的相关文件。在读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围剿与屠杀时，高敬亭的内心愤懑万分，可是，越往后读，高敬亭越清楚地了解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因此，高敬亭最终选择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接受国共合作统一战线。
不过，在这之后，高敬亭辞退了国民党“工农抗日联军挺进司令”的任命，回到皖东一带继续为新四军招兵买马。同时，在这之后的几场大会里，高敬亭也在不断强调，红军不应当因为合作而丢掉原本的优良传统，“仍然应该保持阶级友爱和红军作风”。
高敬亭的拒绝，让国民党开始对其产生不满，而在这之后，高敬亭率领第四支队先后取得了大关、小关、范家岗、椿树岗、棋盘岭等地的三十多场战斗的胜利，虽然有力地打破了当年国民党留下的“皇军不可战胜”的谣言，但也等于狠狠地打了当年打过败仗的国民党军的脸面，让国民党高层逐渐对他“恨之入骨”。
与此同时，高敬亭也因为在会议上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明的决定，而招来了王明的报复。在这之后，高敬亭被扣上了“不尊重党中央的武汉领袖”“破坏统一战线的罪魁”等罪名，成为了中共中央党内的“反对分子”。
更糟的是，在经历了数十场战斗后，高敬亭曾为了补充兵源，在七里坪等多地设置了招兵站，可让他完全没想到的是，这也成为了他后来的“罪行”之一：
1939年初，国民党为了限制共产党的发展，曾经强令第四支队向淮南铁路以东的狭小地带移动，同时试图“借刀杀人”；当时，新四军的领导人项英为了保住国共统一战线，选择委曲求全，可接到命令的高敬亭却找种种借口不断拖延时间，并在皖中创建新的根据地，不断招募兵马；
在后来的不完全统计中，1939年上半年，新四军第四支队人数猛增，甚至在高敬亭的号召下，皖中掀起了一阵参军热潮，不少妻母主动将家中壮劳力送入军中“打东洋”，成为了一道靓丽风景。
队伍壮大原本是好事，然而高敬亭的这一行为，却让国民党感到十分不安，更是被有心人扣上了“擅自招兵买马”“自行扩大部队”的罪名，甚至有人将他一状告到了叶挺将军的面前，称他是：“不听军令的山大王，如果不处置，以后谁也管不了他！”
1939年4月底，叶挺将军和邓子恢等人来到庐江，在组建指挥部的同时，也准备处理一下新四军中高敬亭的问题。在询问高敬亭为何始终没有率队前往淮南铁路活动时，高敬亭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表示“支队伤员较多，一时难以按期完成任务”。
治军严苛的叶挺最不喜欢部下找理由，高敬亭此举，也给叶挺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而更糟糕的是，恰在此时发生了“杨曹事件”，曾经由高敬亭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杨克志和曹玉福一同叛逃投降了国民党，这无疑加深了高敬亭身上的“疑点”，也加速了对高敬亭的“审判”与斗争。
“杨曹事件”没过多久，项英便按照规定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和延安党中央分别拍发了电报，要求处决高敬亭——对于国民党来说，原本还需要悬赏的人头此刻被“乖乖送上”，高兴还来不及，所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抢先回电，表示新四军“所请照准”。
其实，这当中还有一点猫腻：在回电里，国民党的白崇禧刻意用了“所请”一词，这也代表着国民党将处决高敬亭的责任推到了项英的身上——是你请求要处决，而不是我要求你处决他，这样，一旦日后共产党“翻旧账”，国民党也没有相关责任。
批斗并处决高敬亭的决定，就这样被草率地定了下来……
三、强行枪决1939年6月21日，高敬亭在储家围子遭到斗争。在会议上，领导宣读了高敬亭的“四大罪状”：不服从领导、排挤延安干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
听到自己的“罪状”，高敬亭十分不服气，他激动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不顾身上被五花大绑，一条一条地反驳里面的内容：
“这都是无中生有！在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一度和党中央失去联系，可是我时刻牢记着党的教导，按照方针建设二十八军，躲过了多次‘围剿’。当时，国民党卫立煌曾经许我重金高官利诱，我都毫不动摇！二十八军在多少艰难困苦中才发展到现在这支部队，这难道是我反党反革命的行为吗！”
尽管会场上的领导们不断对他进行施压，可是高敬亭始终不肯接受自己的“罪状”。他始终坚持撤离大别山、率队东进是个“错误的决定”，唯一愿意承认的，就是他在工作中确实有缺点和错误，但在高敬亭自己看来，这些远远达不到反党反革命的程度。
然而，当时的新四军领导们并没有给高敬亭足够证明自己的时间。6月23日晚，叶挺来到关押高敬亭的牢房，将明日就要被枪决的消息告诉了他。得知消息的高敬亭如同五雷轰顶，他难以克制地喊道：“我没有错！我没有罪！历史会证明这些的！你们要杀就杀吧！”
在短暂地平复了情绪后，高敬亭又要来纸笔，给当时还在孕中的妻子留下了一封诀别书。在这封书信里，高敬亭留下了自己对事业未竟的遗憾之情，同时也难过地表示，如果妻子难以独自抚养孩子，就将孩子交给人民，他对党和人民毫无怨言。
24日一早，高敬亭在四十多名全副武装的战士的押送下奔赴刑场。在途中，不屈的高敬亭曾试图用以头撞树、跳下河沟等方式来了结自己的性命，但在押送战士们的极力阻止下，最终没能如愿。
直到站在刑场青龙场附近的一片河滩之上，高敬亭也没有露出丝毫怯意。他昂头直视天空，英勇无畏地站在大石头旁边，直到一排枪声响起，这位骁勇善战的将军，就此倒在了血泊当中……
高敬亭不知道的是，党中央并不赞成对高敬亭执行枪决。在收到处决高敬亭的电报后，中央很快回复，建议认真审查有关高敬亭的“罪行”，并对高敬亭采取过渡办法和戴罪立功的政策，即派人前往第四支队，协助高敬亭处理相关工作内容，同时帮助其改造；
可是，中央这封“刀下留人”的信件，却是在高敬亭死后才送到了新四军军部，这不得让人哀叹，时也，命也！
收到中央的回电后，叶挺十分后悔；而当高敬亭被枪决的噩耗传回延安后，毛主席也同样感到十分惋惜：“高敬亭是有战功的，不要枪杀，送到延安来学习，不是更好嘛！”
在高敬亭死后，新四军军部还曾经针对第四支队进行了一番整顿，凡是认为和高敬亭有所关系的人员，或遭到了清洗，或被降职送往他处学习，这不仅在第四支队中造成了巨大的恐慌，更是极大地阻碍了新四军的后续发展。
直到一年以后，刘少奇以中原局书记的身份来到皖东，在观察了当地情势后，严厉地批评了当年从大别山撤军的错误政策，并电报中央，请求重新往大别山内派遣队伍；然而，在足有一年的自由发展时间里，国民党军早已经在大别山内“站稳脚跟”，新四军再想重得大别山，已经是难上加难……
四、终得平反岁月倏忽，眨眼间到了1975年。在这一年的10月10日，已经卧病在床的毛主席突然收到了来自高敬亭女儿高凤英的来信。在信中，高凤英斗胆请求毛主席重查当年高敬亭被枪决的问题，并代替父亲申诉，希望能够去掉父亲身上的“罪名”，还历史一个公道。
读到信件的毛主席，想起当年的事情，不由得沉吟良久，并对信件作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整理审查相关文件。很快，有关部门将高敬亭案的报告文件送抵毛主席的案头；
1975年12月14日，毛主席在相关报告上正式批复，要求军委对高敬亭案进行讨论，并明确写道：“我同意此案处理不当。”
这桩冤案一审就审了两年。两年里，当年高敬亭的行为被再次翻了出来，很多人都发现，当年的高敬亭并非像新四军军部所称的那样，完全不听指挥，“拒绝东进”，相反，当时第四支队中已经有一半人员按要求活动到了皖中和皖东一带，并在敌后顺利打开局面；
同样，在高敬亭被处决后，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活动范围，仍旧在高敬亭之间已经打开了的地区当中，可见，当年以高敬亭“拒绝东进”为借口，称他不听指挥的“罪名”，是完全错误的。
同样，当年加速高敬亭被“判决”的“杨曹事件”，经过后期查实，也和高敬亭毫无关系。这位铮铮铁骨的热血将军，尽管有着急躁和耿直的种种缺点，但一颗红心，却是真正跟着党中央的。
1977年4月27日，根据毛主席生前批示，经过军委有关部门的讨论与审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平反的通知》，高敬亭当年死前的那一句“历史会证明我的清白”的遗言，终于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得到了印证。
1980年4月，在有关政府部门的协助下，高敬亭的亲属重新将高敬亭的骨灰迁葬到合肥烈士陵园当中；1983年10月，国家军委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
岁月是公平的，也是公正的。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有无数烈士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用无私的奉献，换来了如今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已经铭记他们，更应当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在如今的幸福生活里，不断成长，为我们的后代创造更美好的新家园！
参考《抗日斗士高敬亭将军被错杀前后》期刊《党史文苑》2005年17期
《新四军第一冤案》期刊《文史精华》2005年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