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活动——忆延安（5）

克力更

延安的物质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并且在创作水平与意境风格上高出一筹。自编自演的小节目各单位常有，还有日本反战同盟等国际友人演出的歌舞、大戏，如《雷雨》、《马蒙教授》、《前线》、《北京人》、《抓壮丁》、《周子山》等，常在各个礼堂演出。还有各单位自愿参加的由音乐家指导的歌咏队。

我是歌咏队的一员兼小组长。山下有个青年俱乐部，星期六常常举行跳舞会和诗朗诵、座谈会等各种活动。延安缺乏乐器，又被封锁得无处去买，便自造乐器。

用铁桶或瓢葫芦做胡琴琴鼓，马尾做弦，挑选各种声音的碗做打击乐器，由音乐工作者们奏出各种曲调，别有一番风味。

当时国民党区电影制片厂到伊盟拍摄《塞上风云》故事片路过延安，招待他们出席文艺晚会，他们听到这种别有味道的音乐，听不出是些什么乐器。

到后台一看，才恍然大悟，衷心佩服延安同志们克服困难的创造精神。

特别是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边区的文艺创作，像雨后春笋多了起来。如《兄妹开荒》、《白毛女》等各种歌曲、戏剧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并深受教育。

学院迁到定边后，为了向伊盟人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战争形势。学院让我们组织宣传队取名为民族学院蒙汉秧歌队，成员有20多名。

有乌兰、伊力、任斌、潮洛蒙、刘金(现名云世英)、赵纯才(现名塞峰)、连迥(现名布赫)等同志。我们除演少数几个现成的剧目外，多数是调查和取材于当地的实况，写成戏剧或演唱形式的作品，表扬鼓励好人好事，教育批评落后和错误的社会现象。

我们先用大秧歌的形式，边扭边唱一阵大秧歌(一段蒙语、一段汉语交替演唱)，然后即在打开的场子中，演出自编的小剧。常常是上午行走几十里地到一村庄住下，下午做调查，晚上编成一小剧，写出几段主要情节和台词，由演员基本记熟以后，其余台词和情节都由演员第二天演出时上台临场发挥。

这种戏虽然短小，情节简单，但能迅速反映当时当地生活，社会效果较好。在当时很难看到文娱节目的农村，这样的节目也很受欢迎。因此，宣传队到农村的消息很快传开，第四、五天雎看到有从200里外的伊盟农牧区跑来看演出的人们。这种生活节奏与方式，使同志们很紧张，但都精神饱满，积极主动，毫无怨言。

我们的孩子当时只有4个月，因为太忙，乌兰常常不能按时回去喂孩子，孩子饿得直哭，哭累了就睡一会儿，醒来再哭。过了很久被村里的女人们发现了，她们开始时并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对孩子这样狠心。

后来他们发现我们确实是因为忙演出顾不上孩子时，她们激动地说：人家忙着给我们演戏，连孩子都顾不上照顾，谁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呢?谁的心不是肉长的呢?我们应该帮助帮助他们照顾好孩子。于是拿来了牛奶鸡蛋等食物给孩子吃，孩子吃剩的，我们也分享了一些。

我们这个秧歌队活动了将近半年，经验积累多了，演出水平也逐步提高，演小戏觉得不过瘾，到后来演《周子山》等较大的戏。因为三边剧团多数是招收来的小青年，我们的成员虽然也很年轻，但都是干部，素质自然超过三边剧团。

我们的演出水平竟超过了三边的职业剧团。几次节日活动时，三边地委点名要我们秧歌队演出。秧歌队由农村回学院后，便暂时解散，各自又分头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

虽然延安的物质生活确很困难，但精神生活却一直令人感觉到很丰富、多彩、愉快。延安的社会秩序很稳定，看不到吵嘴、打架的现象，不仅党政军人员互相亲切地称为同志，就是在与老百姓交往中也互相称为同志，人人能互相尊重、爱护、帮助。

摆摊卖货的人，晚上为防风雨只在货摊上遮一块大布也不会丢失，真正实现了人们久久向往但从未实现过的路不失遗、夜不闭户的美好理想。延安真是名不虚传的革命圣地。

我在延安生活得非常愉快，我为我能在延安生活感到幸运。我曾想，在中国黑暗的旧社会出现了这样光明清新的地方，实在是太珍贵了。

这圣地的风尚、精神是怎样来的?延安的人们是在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教导，懂得了马列主义及救国救民的道理，对未来充满信心，坚信新中国一定要诞生，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1945年初，我突然听领导上说反法西斯战争有重大转折，日本快垮台了，我奉命和刘春、李森同志带领40多名同学到敌占区开展工作，离开了延安，离开了陕甘宁边区，走上了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