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林，黑龙江肇州县人，16岁时，孤苦伶仃的他报名参加抗联，而在他的记忆里，抗联不仅苦，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规矩必须遵守，曾经有一次，因为挠痒他还差点被军法处治。
直到事后他才明白，那是首长在救他。
1924年的冬天，李桂林出生于黑龙江肇州县的一个穷苦人家，童年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模糊的记忆，但始终忘不掉的，是长达近十年的孤苦伶仃。
在李桂林刚满4岁时，母亲就因病去世，到了7岁，父亲又撒手人寰。
如此一来，李桂林就彻彻底底成了一个孤儿，为了活下去，他基本上啥都干过，十一二岁之前到处打零工，到了十三四，就“扛半砬子”，也就是扛大包卖苦力。
靠着这些，李桂林勉强活了下去，对于明天和以后，李桂林没有想过，也不敢想。
但在1940年，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当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十二支队途经肇州县时，在当地动员群众参加抗联，而散发的招兵传单，就发到了李桂林的手里。
不过，当时李桂林不识字，还是与他相熟的人读给他听的。
得知是参加抗联，李桂林毫不犹豫的就决定要去，反正自己身无长物，还不如去当兵，起码有口饭吃，还能打跑日本人。
于是，李桂林找到部队，当即报名，由于担心部队嫌自己年龄小，还特意多报了一岁。
就这样，肇州县的街头少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而抗联的队伍之中，则多了一个劲头满满的小战士。
不过，李桂林很快就见识到了什么叫战争的残酷。
熟悉抗联历史的人都知道，时间走到1940年时，抗联正陷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局势之中，从1937年开始，日军为彻底消灭抗联这个心腹大患，实施了残酷的“集团部落”计划，目的只有一个，想办法彻底封锁抗联。
比如其中的“归屯并户”，就是把原先零散居住的老百姓，集中在几个大屯子里，这样的话，就能防止老百姓暗中资助抗联。
此外，对于市面上的粮食等物资，日军也管制的极严，总之就是，要让抗联完完全全的失去物资来源。
在这种情况之下，抗联的处境愈发艰难。
与此同时，日军不断增兵，并组成大量“讨伐队”进行搜山，加大了对抗联的“围剿”力度，这就迫使抗联不得不往东北更深的大山里转移。
没有粮食、没有子弹，更没有衣物医药，抗联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苦苦支撑。
而为了消灭敌人和获取物资，抗联有时候就不得不采取一些风险很大的行动，而在1940年的10月，也就是李桂林参军后的第二个月，他所在的十二支队，就策划了一次这样的行动。
当年10月上旬，十二支队先是在距离肇源县城六十七里的色望窝棚设下埋伏，歼灭了一伙日伪军，并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
战斗结束后，支队领导就商议，趁着大家伙儿士气旺盛，并且也有了武器，干脆直奔肇州县城，把那里的敌人也一块端掉。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是贸然行动，而是有一定原因的。
肇源县城，是位于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处的重镇，这里原本驻扎有不少日军，但就在不久前，日军因取得了一次胜利，所以就召开了所谓的“剿匪”胜利庆祝大会。
大会上，日军宣称，已“全歼”当地的抗联部队，因此，三肇地区（肇源、肇州、肇东）实现“王道乐土”指日可待。
而大会召开后，日军便把这里的兵力转移至其他战线上，留在肇源县城的，就只有几百人，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伪军和伪警察。
所以，这是个难得的奇袭机会，城内敌人兵力空虚，只要战术得当，拿下来就不是太大问题。
此外，当时城里有抗日组织可为内应，来协助抗联攻城，并且，当地的义勇军艾青山部也会前来助阵，这么算下来，攻城的希望就更大。
不仅如此，就在十二支队结束色望窝棚战斗不久，天空就下起了大雨，而赶上这种天气，日伪军一般都会偷懒，警戒也就会放松。
所以，综合利弊之后，十二支队决定，全速急行军，争取在凌晨赶到县城，并在天亮之前把县城拿下来。
就这样，李桂林跟着部队向着肇源县城前进，终于在后半夜，抵达县城附近。
但让十二支队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发起进攻没多久，一伙日军赶来支援，并且还有重武器，这就导致，原本预想中顺利的攻城战，变成了被前后夹击的苦战。
打到中午，抗联部队形势极为危急，而敌人显然也是有备而来，除了一部分继续攻击外，另外一部分迂回至十二支队侧面，这么一来，十二支队就三面被围攻。
为了能冲出重围，十二支队也是拼了，但敌人哪里会放他们离开，为了消灭抗联，敌人不仅用上了重武器，还不断投掷燃烧弹，导致十二支队的阵地一片火海。
据李桂林回忆，当时他的脑子都已经是空的了，放眼望去，尽是大火，而他刚认识的战友，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
打到最后，李桂林所在大队的大队长和指导员全部牺牲，只有少部分人突围成功。
突围之后，敌人依旧在不断射击，惊魂未定的李桂林又接到了一个危险的任务，指挥部命令他返回战场，通知卡子（掩护部队撤退的阵地）上的中队长王忠义带着部队赶紧撤出战斗。
冒着枪林弹雨，李桂林又冲进了战场，等到他找到王忠义时，王忠义所在的阵地，就只剩下三个人还活着了。
而没等李桂林开口传达命令，一颗炮弹就打了过来，等到硝烟散去，李桂林再一看，王忠义以及另外两名战士已经没了呼吸。
无奈之下，顾不得掩埋战友尸体的李桂林，一边流着泪一边往外跑，好在运气不错，终于跑到松花江边上。
之后，他在支队领导的带领下，硬是游到了松花江对岸。
等到上岸一看，整整几百人的队伍，如今只剩下15个人，其中12个还有伤，而李桂林印象最深的，是他转头往江面上一看，战友的遗体漂的到处都是。
用李桂林自己的话说就是，好多人他还不太认识，却这样就没了。
这一幕场景，李桂林直到几十年后还清晰的记得，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桂林算是真正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
在之后的日子里，李桂林面对的生活就是随时都有战斗，每天都面临死亡，身边的战友也越来越少，很快，时间到了1941年的冬天。
当年冬天，考虑到形势的不断恶化，加上抗联的力量越来越小，上级领导就决定，暂时进入大山，一来休整，二来保存实力。
而这个时候的东北大山中，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三四十度，光是冷还不算什么，最麻烦的，是缺乏物资。
缺少御寒的衣物，更缺少粮食，导致部队每一个人每天都是饥肠辘辘，甚至好几天才能吃一顿饭，就这一顿饭，大多还只是从山里捡到的冻蘑菇、草根或者树皮之类。
有人会说，那东北大山里不是有不少动物吗？抗联怎么不打几只来吃？
且不说这冰天雪地里去哪里找动物，单说打猎这件事，就不是随便一个人能干的，必须得是经验丰富的猎手才行。
并且，抗联转移到深山老林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与敌人周旋，你这边打猎枪一响，那边敌人的讨伐队就听到了，到时候马上就会围过来。
所以，不是遇到敌人，抗联是绝对不会在大山里开枪的。
就这样，李桂林和其他战士们每天饥肠辘辘的冒着风雪不断行军，毕竟在一个地方多待一天，就会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只能不断转移。
而到了晚上，才是最难受的。
除了饥饿之外，晚上睡觉也是一个大问题，一个不注意，就可能会被冻死在冰天雪地里，所以，每天晚上在睡觉前，都有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
什么工作呢？就是必须搭好铺，搭不好就不能睡。
具体的搭法，是先生好火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火堆不能点火太早，怕被敌人发现，必须等到天完全黑透之后才行。
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战士们会去周围找一个树枝，然后围着火堆在周围的雪地上把树枝铺上一层。
这样的树枝地铺，一个火堆旁能睡六个人，不过，六个人得交替方向睡，就是三个头朝火堆，三个侧身朝火堆。
睡到半夜，还得换换位置，避免距离火堆太远而冻坏身体。
有一次，部队在宿营时，李桂林因为太累，直接睡到了雪地上，结果被领导一脚踢醒，要求他必须搭好树枝铺之后才能睡。
不是领导要求严格，而是东北大山的晚上，若是直接睡在雪地里，那第二天大概率再也醒不过来的。
而李桂林在这期间，养成了一个一直保持到他老年的习惯。
这个习惯，就是在睡觉时一只手放在头下面枕着，另一只手揣在腰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两只手不会被冻坏，而这个习惯，一直到几十年后，他睡觉还是这个姿势。
但就是这么艰苦，李桂林还是坚持了下来，从没有想过退缩，更没有想过离开，不过，在1942年时，他却差点被赶走，甚至还差点被军法处置。
而原因，不是什么大事，只不过是因为挠痒痒。
怎么回事呢？在进入1942年后，抗联的处境更是举步维艰，战士们为了防备到处搜捕他们的敌人，时时刻刻都不得不处在高度警戒的状态。
如此一来，白天黑夜睡觉时根本不敢“打腰”（即脱了衣服睡觉），久而久之，这衣服里就长满了虱子。
虱子这玩意儿，在衣服里会到处钻到处咬，很多战士被咬的皮肤都发了炎，而李桂林更惨，小腿处被虱子咬的都发炎流脓了。
而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医药，所以唯一治疗的办法，那就是用大烟碾碎后掺着土糊在患处，然后等着痊愈。
但在等待痊愈的过程中，发炎流脓的地方会长出新的肉芽，而这个时候是最痒的，那可以说是钻心的痒，让人忍不住想要挠一挠。
可一旦挠的狠了，已经结疤的溃烂处就会再次溃烂，始终无法痊愈。
而李桂林就是这样，因为实在忍不住痒，他就拼命的挠，越挠越想挠，挠到最后，整个小腿一片血肉模糊。
刚开始，部队的领导还语气温和的警告他不要挠了，但李桂林忍不住啊，到了后来，领导也生气了。
看到李桂林还是在偷偷挠痒，时任十二支队参谋长的许亨植就发了脾气，叫来一个战士说，“给李桂林两碗米，让他回家去。”
李桂林也是倔，他知道让他回家就意味着把他开除出队伍，所以他当然不愿意，于是就昂着头说，“我不走，就不走，除非打死我。”
其实许亨植也没想让李桂林走，他十分喜欢这个年轻人，“让他走”这句话只不过是吓唬他，以便让他不再挠腿了，不然再挠下去，整条腿就废了。
看到李桂林倔强的样子，许亨植心里一笑，但脸上还是很严肃，同时严厉的说，“不走可以，你写个保证书，找两个人作保，再不能挠腿，否则就是军法处置”。
李桂林当时还不太理解，不就是挠腿嘛，为啥这么大张旗鼓，但命令下来了，他只能硬着头皮找来两个战友，在他们的作保下，自己在军令状上签了字，保证自己再也不挠腿了。
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是李桂林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他多年后就回忆，那个痒简直能要人命，但想到军令状，他也不敢挠一下，而心里对参谋长相当不满的。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因为没有再挠腿，腿上的伤竟然很快就好了，只不过留下了一个永久性的伤疤。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原来参谋长让他立军令状，是在救他。
这些经历，在李桂林晚年时时常浮上心头，但他常对人说，这些苦根本算不了什么，那些牺牲的抗联战友，才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