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23日，正值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的第二天，原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而此时的杨靖宇，已经在东北的深山里独自度过了好几个昼夜。
就在一天前，也就是元宵节的当天，已经弹尽粮绝的杨靖宇背靠着一棵大树，吃下了身上最后几块棉絮，然后冒着刺骨的寒冷，继续往深山方向转移。
到了次日，敌人发现了杨靖宇的踪迹，随即重兵包围了过来，眼看脱身无望，杨靖宇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最终在当天下午，杨靖宇牺牲于濛江县三道崴子附近303高地前的雪堆之中。
杨靖宇牺牲前，时任抗联一路军总司令，政委兼副总司令为魏拯民，一路军共有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总兵力共有三千余人。
而最先得知杨靖宇牺牲消息的，是一路军政委魏拯民。
魏拯民，原名关有维，文武双全的他，在1931年按照组织上的委派来到东北，并很快与杨靖宇成为亲密战友。
在得知了总司令牺牲的消息后，魏拯民在桦甸县头道溜河的密营根据地，召开了一路军干部会议。
在会上，魏拯民眼含泪水，庄严的带着大家宣誓：头可断，血可流，抗日救国的大旗必须坚决打下去，并且还要打到底，只有这样，才能为总司令复仇！
而在会议之后，抗联一路军各部迅速投入到了与日军的殊死一战中。
第一个出手的，是一路军的第一方面军，该方面军前身是原一路军第一军，而最早担任该军军长的便是杨靖宇，所以说，这支队伍是杨靖宇亲手带出来的部队。
在得知总司令牺牲的消息后，时任一方面军的指挥曹亚范悲痛无比，他还依稀记得总司令对他的谆谆教诲，更记得总司令宁可自己饿着，也要把吃的给战士们的情景。
所以，在会议上得知杨靖宇牺牲后，曹亚范满怀让敌人血债血偿的念头，带着同样有此念头的一方面军的战士们，最先向敌人发起了拼死攻击。
从1940年3月2日起，曹亚范率部分别在临江珍珠门、太阳岔、临江三岔子一带分别对伪警察支队、伪森林警察队发起了多次攻击。
数次战斗，怀着满腔仇恨的曹亚范和一方面军的战士们猛烈进攻，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按常理来说，几次行动后，部队应当进入山林隐蔽，一方面是休整，另一方面则是避免被狗急跳墙的日伪军围捕与追击。
但连续作战几场后的战士们，根本不愿意休息，大家心中的怒火，反而燃烧的愈发猛烈。
1940年3月6日，在大家的一致请求下，曹亚范又率部队主力约一百余人，在濛江湾沟对恶贯满盈的敌“长岛工作班”发起了攻击。
之所以说这个“长岛工作班”恶贯满盈，是因为他们的手里沾满了抗联战士的鲜血。
“长岛工作班”，是日本关东军的特务机构之一，该机构当时的负责人名为长岛玉次郎，为便于与其他特务机构分别，因此便称该机构为“长岛工作班”。
而这个长岛玉次郎，是一个极为心狠手辣之人。
他此人原本是关东军驻奉天宪兵队山城镇分队的一个小队长，因为一次成功诱降了一支民间武装，所以很快职位得到提升，到后期专门从事诱降、策反、瓦解抗联队伍的工作。
除此之外，此人领导的工作班，还负责对那些无法诱降和策反的抗联领导、抗日军民实施暗杀。
根据相关资料文献记载，这个长岛玉次郎在1936年至1944年这几年的时间里，单是杀害抗日民众就达到了1044人，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枪毙、坑杀等残忍手段比比皆是。
不仅是抗日民众，还有更多的抗联战士牺牲在了此人的手里。
而为了诱降抗日武装，此人也是有一套“组合拳”，通常是先找好对象，然后对其许诺，比如升官、配发武器、物资等，同时送一些物资来表示自己诚意，然后动用已经投靠日军的汉奸前去游说。
如果这些不奏效，那就把抗日武装主要首领的家人、亲朋抓来，以此作为威胁对方就范。
但真的达到目的后，此人往往就会翻脸不认人，对确定已经投靠日军的武装力量秘密展开屠杀，彻底消灭这支武装力量。
由于手段高明，长岛玉次郎深得日本关东军高层看重，同时也成了抗联队伍的眼中钉，所以，考虑到此人危害极大，曹亚范这次就决定打掉这个“长岛工作班”，消灭这群敌人。
更重要的是，这个长岛玉次郎也是造成杨靖宇将军牺牲的凶手之一。
1940年3月6日，曹亚范率部在濛江湾沟提前埋伏好之后，于当天晚上对长岛工作班发起攻击，经过战士们的英勇激战，最终给该工作班造成重创，并缴获大量物资。
取得这场胜利后，一方面军继续在濛江、临江等地实施“盘旋游击”打击日军，并频频取得胜利，敌人死伤不断，物资也被夺走不少，整日胆战心惊。
由于一方面军持续对日军进行打击，日本关东军方面也是头疼无比，为了消灭这支抗联队伍，时任日本东北军警宪司令官的少将野副昌德，急调上万日伪军，对一方面军采取了重点“讨伐”策略。
由于日军的围剿力度加大，加上当时日军实施的“集团部落”等计划，就导致曹亚范与一方面军的处境愈发艰难。
队伍中不断有人牺牲，粮食等物资极其匮乏，甚至连续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这就是当时曹亚范面临的处境。
但即便如此，他仍没有放弃，始终带着部队继续转战。
遗憾的是，在1940年的4月8日，曹亚范在濛江县龙泉镇西瓮圈的密营中，遭到部队里叛徒暗害，最终壮烈牺牲，时年29岁。
而此时的一方面军，除了小部分叛变投敌外，剩余的战士们已经全部牺牲，至此，这支由杨靖宇亲手带出来的队伍，宣布解体。
除了一方面军之外，二方面军同样也损失惨重。
在头道溜河会议后，二方面军经过商议，决定化整为零，北上至敦化、和龙等地方，以小队形式，去寻找敌人防御的薄弱点实施游击行动。
其中，二方面军在3月25日，于和龙县红旗河一带的一次行动最为成功。
当年3月中旬，二方面军在总指挥的率领下，对日伪和龙县大马鹿沟的伪警察队本部实施了袭击，此战歼敌数十人，缴获了不少物资。
战后，日伪当局极为恐慌，毕竟到处都是抗联，得抓紧剿灭力度才行，所以在当月的20日，调集了和龙境内的所有日军守备队，又加上当地的伪军共五百余人，准备对抗联二方面军实施“围剿”。
得知这一消息，二方面军总指挥果断将部队埋伏在和龙县红旗河以北的山林中，到了25日中午，随着敌军完全进入埋伏圈，二方面军总指挥一声令下，战士们发出了“为杨司令报仇”的怒吼，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经过接近两个小时的激战，该股日伪军共被二方面军歼灭300余人，带队的日军将领前田也被抗联击毙。
消息传来，日伪军内部人人哀叹，“抗联简直是杀疯了！”
前田被击毙后，关东军上层怒斥野副昌德，被训成孙子的野副昌德恼怒无比，决定彻底解决这支抗联队伍。
为了达到目的，野副昌德把和龙县周边几个县的兵力全部调至和龙，开始大规模的搜索，誓要消灭二方面军。
在这种情况下，二方面军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牺牲的战士一天比一天多，加上粮食、医药等物资的匮乏，到了当年即将大雪封山的11月时，这支原本有七八百人的队伍，只剩下不足一百人了。
为了保存革命火种，二方面军最终不得不做出入苏的决定。
而与此同时，由陈瀚章担任总指挥的抗联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境况则要比二方面军更为艰难和困苦。
陈瀚章，吉林敦化人，1933年入党，1934年开始担任抗联第一军第二师代师长，而他所经历过的战斗中，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专挑“硬骨头”，也就是专打日军的精锐部队。
如在1936年5月，陈瀚章部与日军佐藤留次郎部遭遇，该股日军为清一色的日本关东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可以说是精锐中的精锐。
但就是这么一个精锐部队，最终还是被陈瀚章打的丢盔弃甲，仅有佐藤留次郎带着小部分警卫落荒而逃。
还有在1937年，陈瀚章率部在安图县大沙河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此战共歼敌500余人。
资料记载，仅在1939年的6月至当年12月，陈瀚章部就与日军发生过多达55次的战斗，并成功击毙包括日本关东军军佐、尉级军官等多名日军军官。
而陈瀚章最著名的战绩，便是1939年年底的寒葱岭伏击战，此战陈瀚章以500兵力，全歼了一个日军中队了，并击毙带队的日军指挥官松岛幸吉大尉。
正是因为陈瀚章过于“凶悍”，在日军的资料中，就称呼他为“虎将”，为了抓到陈瀚章，日军甚至开出了5000大洋的高价悬赏。
同样也是因为陈瀚章率领的第三方面军战力惊人，所以在杨靖宇牺牲后，第三方面军成了日军的重点打击对象。
从1940年的3月底开始，日军如附骨之蛆一般 ，几乎是每天都追在三方面军的后面，这就造成三方面军始终处在不断地与敌交战和转移之中。
而这种情况，导致三方面军损失极大，到了当年四月份，就连陈瀚章本人也不幸负伤。
在此之后，陈瀚章苦苦坚持，而部队的规模也越来越小，至当年的八月份，三方面军只剩下原来的一半人马。
而到了当年12月初，陈瀚章身边则只剩下十几个队员。
1940年12月8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已经弹尽粮绝的陈瀚章位置被暴露，日伪军调集重兵将他包围在南湖头湾沟村，为诱降陈瀚章，敌人开出丰厚条件，但陈瀚章不为所动，最终慷慨殉国，年仅27岁。
陈瀚章牺牲后，三方面军仅剩的队员与第五军的一支小部队汇合，但经过之后的数次战斗，这些队员基本牺牲，最后只有不到十人活了下来，并退入苏境。
最后就是第一路军的警卫旅了，杨靖宇牺牲后，警卫旅由政委魏拯民直接领导。
而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警卫旅也是损失惨重，当时为了分散目标，警卫旅分成了两个小队，其中一个小队转移到宁安一带活动，但在当年的八月，该小队遭遇大股日军，激战后全部牺牲。
另一小队也是牺牲大半，最后不得不退入苏境。
而留在桦甸密营的魏拯民，由于心脏病愈发严重，加上饥饿、严寒，最终在1941年的3月8日牺牲（一说是被叛徒出卖，遭到日军围攻后牺牲）。
牺牲之前，尽管面临愈发艰难局势，但有着高度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魏拯民，依旧没有丧失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他在一封写给中央的信中这样说到：
“尽管敌人向我们疯狂进攻，但我们仍然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打击敌人的一切进攻，我们会愈打愈强的”。
至此，由杨靖宇领导的抗联一路军各部，或大部阵亡，或小部退入苏境，但仍有还坚持在东北大地上继续与敌斗争的战士，即便是处境更为艰难，但他们仍然满怀信心，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抗联还有一个人活着，那胜利就一定会到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