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为抗战事业慷慨解囊、前后捐助1000万余元用以支持抗战事业的爱国华侨代表陈嘉庚先生，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而作为被国民政府视为“财神爷”的他，在抵达重庆之后，收到了蒋介石的超高规格接待。

但隆重的欢迎仪式，以及接连不断的大小宴会，却让陈嘉庚先生感到愈发不快，甚至到了最后他是既愤怒又失望。

带着这种情绪，陈嘉庚先生本想结束此次行程，但来自延安的一份邀请，不仅使他改变了主意，同时，也让担忧“救国未有其人”的他，坚定的相信，救国者，唯有“共产党人物”。

延安之行，是如何使陈嘉庚先生改变了看法？这就得从他在重庆的见闻说起。

一、

众所周知，在抗战爆发之后，作为旅居海外的爱国华侨，也纷纷行动起来，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来为抗战事业出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最大的可能为祖国献上绵薄之力。

而在这其中，为了更有效的支持祖国的抗战事业，爱国华侨们慷慨解囊，通过多种渠道，捐助了大量钱款，据相关数据统计，仅在1939年这一年，爱国华侨的捐款总额，就突破了12.7亿（国币）。

而当年国民政府的全年军费开支，差不多是在18亿左右，也就是说，仅这一年来自爱国华侨的捐助，就覆盖了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二还要多。

一分一厘之下，拳拳爱国之心尽显。

在这其中，来自南洋的华侨陈嘉庚先生，尤为值得一提，陈嘉庚先生的祖籍为河南固始，他出生于1874年的福建泉州固安集美社，即如今的福建厦门集美区。

而陈嘉庚先生之所以会旅居海外，与他的父亲有很大关系，在他年少时，父亲就在新加坡开设有米店，这就让陈嘉庚先生不仅早早接触到了商业，也有了机会游历南洋。

成年之后，从小就对商业运作耳濡目染的陈嘉庚先生，几乎是无师自通，在他30岁那年，便在新加坡开办了自己的罐头厂，并且开办之后获得了巨大成功，自此，他就如同武林高手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不断在商业上取得佳绩。

这些佳绩，为他带来了巨额的财富，而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之余，陈嘉庚先生，还是极具爱国情怀。

从辛亥革命时期开始，陈嘉庚先生就陆续以个人名义向政府进行捐助，前后捐助数额达二十余万，而到了抗战爆发之际，他更是慷慨解囊，全力支持抗战事业。

不仅亲自多方奔走成立爱国组织，并担任会长职务，同时身先力行，多次筹集款项，全部用来对抗战事业支持。

不过，由于当时陈嘉庚先生常年旅居海外，因此对国内的情况了解的并不多，所以，他所筹集的款项，基本上都交到了国民政府手中，而对于我党，陈嘉庚先生的了解，在当时仅停留于报纸之上。

在这种情况下，陈嘉庚先生就把救国的希望，更多的放在国民党的身上，依他当时的了解，觉得国民党才是有希望担负救国重任的对象。

带着这种想法，陈嘉庚先生在1940年回国，作为一个爱国华侨，他也想亲眼看看祖国人民是如何抵抗侵略者的，更想看看被他寄予厚望的国民党，在抗战事业中做出了哪些成绩。

但他在重庆的一系列见闻，却让他颠覆了自己以往的认知。

1940年3月25日，陈嘉庚先生几经周转抵达重庆，而对于这门一位“财神爷”的到来，重庆方面做足了准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包括如何欢迎、接待陈嘉庚先生，均按照最高规格进行。

不仅有千余人的欢迎团在机场迎接，同时，接下来的一系列行程，蒋介石都安排的极为精细。

精细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衣食住行都是无比奢华。

当然，单纯就接待规格来讲，重庆方面确实做的极为到位，但饶是如此，却让陈嘉庚先生感到十分不舒服。

不舒服的原因，是他没想到，此时祖国正在抗战，可他却在重庆看到的是歌舞升平，宴会那是一场接着一场，各种珍馐美味琳琅满目，这与他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要知道，此时侵略者正在祖国大地上肆虐，不知道有多少百姓挣扎在战火之中，但国民党的大员们仿佛对此视若无睹，依旧肆无忌惮的吃喝玩乐。

最让他惊讶的是，在他有一次参加一个宴会时，宴会举办的场所富丽堂皇到让他也感到奢华，而随后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几乎能与皇宫媲美的场所，只不过是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会所之一。

一系列见闻，让陈嘉庚先生极为失望，他所看到的，都是国民党大员无比奢侈的生活，更看到了不少这些大员们假公济私。徇私舞弊之事。

这与他想象之中的情形，完全是天差地别。

失望之余，陈嘉庚先生更多的是愤怒，当时他就对身边的人说，“这些国民党的高官，一个个贪污腐化，如何能当中国的就行，照这么下去，国家前途堪忧啊”。

与此同时，陈嘉庚先生也有了深深的担忧，他觉得，“救国，未有其人”。

二、

看清楚了国民党的本质后，失望的陈嘉庚先生，本想就此结束行程，但一封来自延安的邀请，让他暂时打消了主意。

我们都知道，在抗战初期，因受到了多种原因的限制，我党在统战事业上相对比较薄弱，尤其是在团结陈嘉庚先生这样的爱国华侨方面更是如此。

加上国民党刻意的宣传抹黑，就造成了不少爱国华侨对我党印象一般。

而在得知陈嘉庚先生回国一事后，党中央就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以正视听”的机会，如果能让陈嘉庚先生来一趟延安，那么不仅能让我党与海外侨胞有直接接触，更会通过这个机会，让爱国侨胞对我党有所了解。

所以，中央就指示在重庆的董必武、叶剑英等人，要求他们务必想办法请陈嘉庚先生来一次延安。

指示内容很简单，但做起来却相当不容易，为了让陈嘉庚先生同意来延安，董必武、叶剑英亲自上门拜访，期间叶剑英还当起了“解说员”，对陈嘉庚先生提出的所有疑问，耐心细致的进行了回答。

多次沟通之后，陈嘉庚先生算是对我党有了初步的了解，也口头上答应可以去一趟看看，但正所谓耳听为虚，虽说陈嘉庚先生口头上是答应了要去延安，但并不代表他就对我党的印象有了改观。

并且，当时的蒋介石，在得知陈嘉庚先生有去延安的想法后，千方百计的进行了阻挠。

他不惜亲自游说，目的就是阻止陈嘉庚先生此行的达成，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越是阻扰，反而让陈嘉庚先生越发好奇，继而坚定了去一趟看看的想法。

最终，在冲破多重阻力之后，陈嘉庚先生在当年的5月底，终于来到了延安。

相比于他初到重庆时盛大的欢迎场面来说，延安这边虽说也有欢迎，但却“寒酸”的多，没有大规模的军乐队，更没有数不清的小汽车，只有军民举着小旗帜、打着横幅在欢迎他的到来。

但就是如此“寒酸”的欢迎仪式，却让陈嘉庚先生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什么东西的？就是精气神儿，他在列队欢迎他的军民脸上和眼中，看到了坚定、自信，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妇女儿童以及战士，大家的眼中，充满了自信的光芒。

之所以这种光芒会让陈嘉庚先生感到惊讶，是因为进入近代以来，祖国人民饱受战火摧残，人人为了活下去疲于奔波，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什么精气神儿存在？

包括他在重庆时，看到的一些普通百姓，都是给人一种浑浑噩噩的感觉，但他到了延安，却看到了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

正是这个惊讶，让陈嘉庚先生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

欢迎仪式之后，陈嘉庚先生在一孔窑洞里，见到了衣着朴素的毛主席，如果不是随行人员的介绍，陈嘉庚先生是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身材高大，却穿了一身补丁衣服的男人，会是共产党的领导人。

而一番寒暄之后，毛主席与陈嘉庚先生很快打开了话匣子，不过，在与毛主席谈话的同时，陈嘉庚先生对窑洞里的摆设，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只见窑洞之中，除了一张看起来就知道年代久远的桌子之外，剩下的就是一些破旧的椅子，不过擦的都很干净，再往里面看，就是一张床和大量的书籍。

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个窑洞，就是毛主席办公、居住的地方。

这就让陈嘉庚先生再度惊讶无比，他在重庆之行中，看到了不少豪宅，随便一个普通的军官，居住的环境都要比这窑洞好上无数倍，他实在没想到，堂堂共产党的领导人，会住的这么寒酸。

而这还只是开始，更大的惊讶还在后面。

在当晚，毛主席主动邀请陈嘉庚先生赴宴，听到赴宴二字，陈嘉庚先生当时心中就有些反感，他就琢磨，都说共产党很穷，怎么还能办宴会？难道自己今天所见所闻，都是共产党做的表面文章？要真是这样，那自己就白来了。

带着疑惑，陈家庚先生参加了毛主席为他准备的“宴会”，说是宴会，其实就是在毛主席居住的院子门口，摆了一张桌子，由于桌子实在是太破，为了好看一些，毛主席特意叫人拿来几张用过的报纸铺了上去。

这一点，在陈嘉庚先生的回忆录里，就有生动的描写。

“筵仅设一席，且置于门外露天，取一旧桌，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纸遮盖以代桌巾，适风吹来散落一地，遂弃之不用”。

从这个描述里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宴会”其实就跟我们农村平常吃饭没啥区别，与不久前陈嘉庚先生在重庆参加的宴会相比，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而至于此次“宴会”的菜，那更是“寒酸”到了极致。

当时延安缺乏新鲜蔬菜，所以，桌子上的素菜只有一个萝卜拌白菜，荤菜也只有一个，是一碗炖有鸡肉的鸡汤，鸡汤旁边，则摆着一大碗咸饭。

而当菜端上来之后，毛主席就十分不好意思的对陈嘉庚先生说：

“我薪水有限，买不起鸡肉，这炖鸡还是房东大娘知道我要招待贵客，特意把她养的一只下蛋母鸡杀了炖了，所以，我也是跟着你沾光喽”。

这样的饭菜，与之前在重庆吃到的珍馐相比，已经是“寒酸”到了极致，但正是如此“寒酸”的一顿饭，却让陈嘉庚先生吃的津津有味。

通过饭菜，以及自己所见所闻，让陈嘉庚先生真正对共产党有了全面了解，改变了他之前的认知，而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他所看到的、所了解到的，更让他清晰的认准了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救国者，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

通过延安之行，改变了陈嘉庚先生的认知，也让他知道，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才能担负起救国之重任，带着这份认知，陈嘉庚先生投入到了用言行去影响更多的爱国华侨中，在之后，他更是通过各种方式，为支持我党做出了大量的事情。

1945年，即抗战胜利的那一年，毛主席为表彰陈嘉庚先生的贡献，亲笔题下八个大字，“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三、

能折服陈嘉庚先生，不仅是毛主席艰苦朴素的作风，更有他老人家以及众多革命先辈身上那种纯粹的信念。

包括毛主席在内，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都义无反顾的放弃了曾拥有的优渥生活，比如毛主席，他在1925年时，就已经拿到了一个月600元的高薪。

要知道，当时一个佃农一年的总收入，才不过两百多元而已，所以，毛主席当时的月薪，妥妥的属于是高工资。

若是他就此安心拿着这份薪水，是完全可以过着有滋有味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反而毅然投身于革命事业之中，哪怕是自己的薪水连一只鸡都买不起，他也义无反顾。

同样的例子，还有朱老总。

众所周知，朱老总在1917年时，就当上了滇军的旅长，当时他的俸禄，是一个月2000大洋，到了1922年，他升任为云南警察厅厅长，月薪则达到了4800大洋之多。

但就是在这一年，朱老总放弃高薪远渡重洋，去寻求革命真理，也是在这一年，他在周总理的介绍下，正式加入共产党。

为了那份纯粹的信念，他甘愿放弃高薪以及优越的生活，而到了1937年时，已经担任八路军总指挥的他，因为没钱赡养老母亲，不得已只得向好友戴与龄写信借钱救急。

在信中，朱老总向好友表示，自己“十数年来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寥寥数语，让戴与龄既感慨又钦佩，他太知道朱老总曾是是何等风光了，但他却能毅然放弃高官厚禄，只为实现心中的革命信仰，如此豪迈，怎能不令人钦佩？

而更让戴与龄感慨的是朱老总在信末的两句话：

“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

这话的意思十分明显，既然投身革命，自然就不会在乎那些身外之物，更不会谈钱，所以就无法还了，此外，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他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一旦牺牲，那就更无法还了。

正是当年有太多像毛主席、朱老总这样纯粹的人，他们投身革命，除了心中有坚不可摧的革命理想，更有誓救中华于水火之中的坚定信念，正是有了他们甘愿放弃、牺牲一切的付出，才有了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