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莱改革通过价格放开稀释货币负债和公共支出压力，为控制通胀增速创造条件，但这又催生贫困潮。他应采取务实平衡发展策略。
在高债务、低增长的局面下，阿根廷又迎来了贫困潮。国家统计局于2024年9月26日公布，阿根廷贫困率在今年上半年已冲到52.9%，较2023年底的41.7%高出11.2个百分点，达到近20年来最严重水平。这意味着今年340万阿根廷人陷入极端贫困状态，每日收入不足1.9美元。然而，米莱自去年12月上任阿根廷总统以来就“举着链锯，斩向官僚体制”，对国家公共福利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何号称代表草根选民的米莱却在制造更大规模的贫困？“米莱经济学”问题出在哪里？
阿根廷经济扭曲的源头
高举民粹主义旗帜的米莱可能低估了阿根廷经济危机的复杂性。阿根廷的经济是一个复杂的迷宫。从黑市上交易的无所禁忌的“蓝色美元”，到央行和金融机构推出的繁复的金融工具，再到政府出台的出口税和进口预先授权，难捱的财政和准财政赤字、调控性和干预性交织的法令规则，最终加剧为猖獗的通货膨胀和令人惋惜的衰退。
阿根廷领土面积达278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八，农矿物产丰饶，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和拉美第三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中高水平，与智利和乌拉圭同属拉美第一集团，与南欧水平相似，人类发展指数处于极高级。长期以来，阿根廷是中等强国和拉美区域大国。很难想象这样曾经享受高增长的国家会落入增长停滞、经济扭曲的泥潭。
难以驯服的通货膨胀是阿根廷经济扭曲问题的突出特征。2023年12月米莱上任时，阿根廷通货膨胀率“仅”为211%。2024年4月达到289%，到8月回落至237%，但仍高于米莱上任时的水平。
当然，本轮阿根廷通货膨胀疯涨的源头并不在米莱。阿根廷上任总统费尔南德斯是偏左的庇隆主义者。在他任期末尾时，阿根廷政府存在巨额财政赤字，部分原因正是养老金和公共部门工资的大幅增加。另外，阿根廷为了给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对公共部门采取价格管制措施。租房、医疗、交通、公共设施等诸多价格都低于成本。由此产生的价格补贴也大大增加了政府支出。
因为低评级的阿根廷政府难以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借款，费尔南德斯就只能指示中央银行超印阿根廷的货币“比索”，用超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走上了“财政货币化”的路线。为了强制阿根廷人持有比索而不是用它们兑换美元，费尔南德斯采取了货币兑换管制措施。结果是民间被迫持有大量的比索，无奈的人们甚至会把大把的现钞藏在床垫下面，因为存在本地银行得到的实际利息是负数。
现钞过剩是一颗“定时炸弹”，各种风险开始不断累积。本质上，阿根廷远高于经济发展承受力的过度福利、价格管制和巨量补贴加剧了政府财政赤字，财政货币化又导致货币实际购买力持续恶化。为稳定经济体系而采取的货币兑换管制措施又让比索现钞如洪水般困在阿根廷低效率的工业生产体系内。结果，如果比索被花掉，通胀就会随之飙升。如果外汇管制被解除，人们就会急于将比索兑换成美元，汇率就会崩溃，进口价格就会飙升。如果价格管制被取消，公共服务价格一飞冲天，长期依赖最低生活保障的准贫困人群就会彻底陷入赤贫。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米莱的“链锯”改革
费尔南德斯之后，阿根廷迎来了“举着链锯，斩向官僚体制”的新总统米莱。他上任后放开了公共部门的价格，取消了政府用来抑制公用事业价格的补贴，并允许比索贬值54%。其结果是，消费者价格指数在米莱上任的最初三个月内上涨了1.7倍，相当于近800%的年化通胀率。
当然，价格上升对消费者的购买力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但它也有一丝好处：它削弱了过剩比索带来的内需压力。在央行的资本负债表上，货币体现为央行的负债。从这个意义上讲，从2023年11月到2024年2月，央行货币负债的实际价值下降了近38%，这就大幅降低了过剩比索的通胀潜力。
价格上升也对财政融资态势产生了影响。以往，央行要通过发行债券为政府的财政赤字买单，这样的“财政货币化”严重损害了阿根廷央行债券的评级，导致债券利率飙升。不仅如此，因为债券利率高，所以发行新一轮债券的大部分融资都要用来支付利息，由此进一步降低了债券评级，提高了利率。这种恶性循环带来的“滚雪球效应”导致央行债务规模急剧膨胀，从而让“财政货币化”和高额利息构成了记在央行账本上的“准财政”赤字。
好消息是，米莱改革带来的价格大幅上升开始让比索的流动性不足。市场发现只有购买央行债券才能稳住比索的流动性。所以，央行就能够用比上届政府低得多的利率发行债券，从而为自己提供融资成本更低的资金。由此，阿根廷因超发货币所累积的“准财政”赤字终于开始下降。
除了央行的“准财政”问题出现转机，政府的财政赤字也开始下降。这是因为大多数财政支出——包括养老金和公共部门工资等高价项目——都是按名义价格来计算的，所以当通胀意外飙升时，这些支出的实际价值就会下降。再加上公共投资的冻结，阿根廷联邦政府大幅削减向各省的转移，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府支出大幅下降。所以，在米莱上任后，阿根廷在2024年第1季度甚至实现了少量的财政盈余——这是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财政盈余意味着政府不需要走上“财政货币化”的老路，于是央行不用再超发比索，未来通胀的压力由此大幅降低。
价格水平的上涨导致公共支出出现了有利的强烈稀释：与去年同期相比，2024年前两个月的实际主要支出下降了33%。支出稀释使政府在非金融公共部门从赤字转向盈余，并将总体赤字（财政和准财政）减少到不到一半。此外，财政状况的改善促使货币融资大幅减少，远低于通货膨胀率。
米莱的“链锯”改革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提高价格以降低通胀。也就是说，将价格水平提高到足以稀释货币负债和公共支出，以恢复国际储备水平。并且，大幅减少财政（和准财政）赤字，从而截断了通过印钞和助长通货膨胀来为财政融资的恶性循环。米莱的改革体现了一种带有拉美特色的“技巧”：稀释后进行调整，然后就能稳定下来。
通胀转机却潜藏新的危机
问题是，当前通胀的暂时下降却可能诱发米莱政府的潜在危机。在2023年11月至2024年2月期间，阿根廷央行的货币负债的价格水平被稀释，即实际价值下降了38%。货币负债稀释导致的强劲流动性不足，使阿根廷央行能够以明显较低的利率充实有息负债，并迫使市场向阿根廷央行出售美元，以确保稀缺的比索流动性。
阿根廷的月通货膨胀率在2023年12月份为25.5%，到了2024年8月份降低为4.2%。这些成果主要是通过稀释而获得的，实际上极难长期维持。当前随着通胀下降，过去由高通胀所带来的财政“回春”效应可能会消失殆尽。当然，流动性的收缩也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强烈的衰退压力。阿根廷经济在2024年肯定会继续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24年7月预计阿根廷GDP今年将收缩3.5%。可预见的是，国民收入越低导致政府收入会越少。
危机还会继续扩大。在社会层面上，工会和政客已开始要求增加工资和养老金，以求恢复因价格放开所损失的部分购买力。财政支出的缩减已导致公共部门萎缩，就业环境恶化。自米莱上任以来，至少有13.6万个工作岗位消失。考虑到庞大的非正规部门早已陷入深度衰退，岗位供给危机可能更加严峻。
政治博弈也在加剧米莱面临的危机。米莱减少了向阿根廷各省的转移支付，这让省长们感到不安，甚至激怒了胡胡伊这类急需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对外合作的省份。但米莱却需要来自这些省份的国会投票，来实施下一轮深度的结构性改革。问题在于，米莱和他的自由前进党仅占少数，而地方势力在国会已形成了广泛的反对联盟。
米莱的选民也在动摇。2023年米莱当选总统以来，他的支持率一直稳定在50%左右。不过，民调机构Poliarquia最近调查表明，8月至9月间，米莱的支持率下降了7个百分点，降至40%。另一个民调机构CB Consultora的数据表明，与8月份相比，米莱的支持率在9月份下降4.2个百分点，跌至46.4%。托尔夸托迪特利亚大学测算的阿根廷政府信心指数在9月份也下降至14.7%，为今年最大跌幅。
阿根廷应采取务实平衡的发展策略
米莱的“链锯”改革通过价格放开，稀释了货币负债和公共支出压力，从而为控制通胀增速提供了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但是，放开公共服务价格，加上公共部门工作岗位萎缩，这些问题会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飙升，收入大幅下降，由此催生了阿根廷最近的贫困潮。
在社会动荡、政治矛盾加剧的局面下，米莱的政策红利开始衰退，改革势头陷入更复杂的困局。各省份政治势力对米莱减少转移支付的政策尤为不满，由此不断阻挠米莱的结构性改革政策。米莱和他的自由前进党作为国会少数派已经很难强硬地推动新的政策落地。
在内部改革空间收窄的国家经济转型关键期，阿根廷应考虑更为务实平衡的发展策略，特别是要看到全球化和南南合作的巨大潜力。在保持对外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阿根廷应考虑积极参与高水平全球南方合作体系，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为经济体系改革开辟新的外部发展空间。米莱政府最近已采取实际行动鼓励主要发展中国家对阿根廷加强投资，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相信自诩为“狂人”的米莱会向全球南方展现出立足理性、谋求长远的治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