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町国，处于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交界处的小国。句町国史料非常少，相关资料就是建立 在推测上。但句町国在二汉时期对西南地区影响很大，西汉在西南地区封了三个异姓王，分别为滇王，夜郎王与句町王，前面二国介绍过，句町国如果从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毋 （亡）波封为句町王算起，以新莽为终点，句町建国也就百年左右；以句町国消失在史料记载中即东晋穆帝（公元334—360年）时期，句町国存续约四百年。
句町国历史关于句町族源一直没准确的说法，《华阳国志》说句町国是濮人，“句町县……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又有证据说是“越人”，比如浙江有个句容市，其名称能上追先秦之前，至于“毋”，秦汉时期闽越王（福建）无诸，他是越国的后代。
所以关于句町是濮人还是越人，是有争议的。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楚国在南方的征战，带来的民族流动，濮人越人具向南移动，与本地人汇合后形成新“势力”。
秦统一天下后，又有数五十万人远征“南越”，这部分人留在了南越，成立了南越国。
至于“句町方国”，《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唐侯国以十数……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
句町是与滇国夜郎并列的方国，句町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较早，史载其“邑君长人民”，有城邑，且演化出“统治与被统治”阶级，即“君与人民”，算是进入了奴隶阶级。
可以说秦并巴蜀，占领岭南地区后，句町国恰好处于二者间，属于两不管的地区。句町国统治阶层也较为明智，名义上接受以秦的统治，所以在封句町王之前，史书上称句町为“侯”。
《汉书·西南夷传》载：西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属于益州郡西部的廉头、姑缯部落（今剑川、鹤庆一带）造反，杀死了当地的官员；牂牁郡的谈指（今贵州兴义、贞丰）和同并（今弥勒北部）两县的“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
汉朝派大军镇压下去了，三年后，益州郡的姑缯部落又与叶榆县（今大理、洱源）的一些部落相继起来抗击汉朝官吏。汉朝派遣吕辟胡将郡兵平叛，吕辟胡见叛军势大，不敢反击，以致叛军杀了益州太守。
第二年，归属牂牁郡的句町侯亡波与汉将王平和大鸿胪田广明的军队“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
这次大胜使汉朝看到了句町国较强的实力，所以给予了句町部落首领封王的待遇。
孝昭始元元年（前186 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牁、淡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人击牂牁，大破之。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上曰：句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亡波为句町王。
句町国受汉王朝封王之后，与汉王朝的关系大体上是纳贡关系，其社会内部结构，依然是旧有的独立王国制度。
汉成帝河平年间（前28年到前25年），夜郎国与句町国，漏卧国爆发三方战争。个中原因可能是夜郎王想吞并句町、漏卧（今云南罗平县境）两个方国，其导火索就是句町封王，句町与夜郎同级，引发夜郎不满。原来西南地区有数十个小的方国，其中以夜郎国最大，包括句町、漏卧在内的大部分的方国都从属夜郎国。
汉朝当即派便者居中调解，句町国与漏卧国愿意遵从汉使和解，但夜郎王不愿意。夜郎王非但不听调解，更恶劣的是将汉使节刻成木像，立于道旁，命人用箭射汉使木像。言下之意是不但在西南发动战争，而且要与汉王朝决裂，其性质已经转化为反叛行为，后来汉王朝派军队消灭了夜郎国。
在此次战争中，句町王始终与汉王朝保持一致性，给汉军“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直接或间接参与配合汉军对夜郎的战争，其功不小。
至此，汉时西南三大方国中，只剩下句町国幸存。
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下令贬周边的“王”为“侯”，《汉书·食货志》载：“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而西南夷句町称王。莽乃遣使易单于印，贬句町王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
句町王也变成了句町侯，句町侯非常不满，其结果就是句町国与新莽的战争。
“王莽篡位，改汉制，贬句町王为侯。（句町）王邯怨恨，牂牁大尹周歆诈杀邯。邯弟承攻杀歆，州郡击之不能服。三边蛮夷悉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莽征茂还，诛之。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而粤巂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会莽败汉兴，诛贵复旧号云。”
从史料记载，牂牁大尹（即太守）周歆用计谋杀了句町王邯。邯弟承继任句町王，攻杀牂牁太守周歆，再杀益州太守（云南一带）程隆。
事情闹大后，新莽派大军前去征伐。
第一次在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在内地调集20万大军，任命冯茂为“平蛮将军”，派遣“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这些内地的军队在相继6年的战争中，饿、病死十分之六七，不能取胜，以冯茂被王莽诛杀而告一段落。
随后，王莽又“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这里面的“天水，陇西骑士”其实就是少数民族，里面可能就有羯族人组成的军队。这次战争仍然是不利。
第二次在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政权在濒临灭亡前夕，再次派遣和仲、曹放、郭兴进犯西南，仍然不利。直到23年，王莽政权瓦解，西南方面的战争才结束。
自此之后，西南地区的句町国较少记入史料，但句町这个名称在史料中还是可见的。
句町“王印”
滇王印
前面说过，西汉分封西南三“王”——滇王，夜郎王与句町王。
西汉封王是要给“王印”的，经专家考证，汉制的王印，一般是龟纽，赐给臣服的国王的印纽多用蛇，芋，骆驼等造型。
句町王的王印极有可能是在与新莽战争中被抢去，即前面所写的“天水，陇西骑士”等羯族人。又在南北朝中羯族人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存在于公元319年到351年，一度灭前赵统一中原地区。
《资治通鉴》： “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之北），后徙中国，至是入朝于（后）赵，赵以斌为句町王。”翟斌于公元330年向后赵朝见，被后赵封为“句町王”，但始终没有到达句町其地，成为名副其实“遥领”。
个人推测，羯族人抢走以句町王印，又因为是汉朝赐给四夷的，羯族人比较尊重这个称号，就拿来自己用，入主中原后，将“句町王”的称号也赐给归降的四夷。
句町社会经济与文化1969年广西西林县发现了一处铜棺墓，1972年又发现了一处铜鼓墓。两墓之间相距仅二十余米,出土了一大批十分珍贵的汉代文物。据推测这可能是句町国贵族的墓地，甚至可能是句町国国君的墓地。
此墓葬比较有特点，一是墓坑作不规则圆形，且用铜作成棺（特殊时代后被融化炼钢了）；二是铜鼓葬，即铜鼓墓上面覆盖石板、石条，实行二次葬，与夜郎国将将人头置于铜鼓内的作法类似；
三是铜鼓。鼓在当时的西南地区是十分珍贵的，晋人裴渊《广州记》所载 :“狸僚贵铜鼓” ; 《隋书》 说: “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到明代都有“得鼓二三”还可“僭号称王”，所以此铜墓众人推测是句町王。
句町国的经济以农业与畜牧业为主，但由于自然条件与工具的限制，农业也许并不怎么发达。高山畜牧业较为可观，比如汉朝对西南的战争，有“获畜产十余万”的记录，句町王援汉军的物资“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都说明畜牧业尚可。
再就是铜器，因云南广西都是产铜的地区，句町国的墓地内发现不少铜制品，比如铜鼓铜棺。比较令人在意的是“铁器”很少，上述二墓中有铁器五件；铁剑一件，四件铁镟。
铁器的缺失已经可以说明句町国生产力不发达，至少没有用铁制的犁田工具，农业生产是不可能有质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