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哪对哪错
突然有一天协理员召集团部机关全体女同志开会,弄得大家很紧张。原来是传达文件精神,大意是兵团有些现役军人和干部,利用知识青年返城、招生、招工的机会对女知青诱奸,影响极坏。要求机关女同志背靠背揭发，随后协理员挨个和女同志谈话。
不久就听说36团揭发出一位现役军人，受害的女知青奉献出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但最后也没能达到上大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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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两天，36团团部的西岗火车站,这个被揭发的现役军人正要登上火车回老家探亲，忽然从团部来了几个现役军人叫住了他,抬手就将他的红领章、红帽徽扯了下，随后就有人把他的双手铐上带走了。这个坏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开除了党籍军籍,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制裁。
听说这次落实文件精神，整个兵团光团级以上干部查出来有问题的就有不少。他们真是畜牲,不知我们多少女知青遭到了他们的毒手,我们好心痛。这些受害的女知青心灵抹上了无法忘掉的阴影,给她们的身心造成了永远的伤害。
对女知青的犯罪,应该声讨;而正常的恋爱,则不应该打击。
我们连有一个来自哈尔滨的知青,高高的个子,很魁梧的小伙子,爱上了一个来自北京的女知青,她圆圆的苹果脸,白里透红,很好看。那时每天战友们劳动一天,很累了,吃过晚饭就赶紧睡觉。但是他们两个却悄悄溜出帐篷去幽会。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冬天,在月光下,在新盖的还没有房顶的房子里,在臭哄哄的马号旁,在四处闪着狼眼睛绿光的荒野里,他俩躲开值夜班的战友,互相诉说着心中燃烧起来的像火一样的爱恋,他们依偎在一起,窃窃私语、互相爱抚。
要知道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不允许知青早早谈恋爱的,他们的行为被当做流氓论处,在全连大会和班、排会上做检查,还要大会、小会地被批判。他们的爱恋遭到了无情的打击,使他们一时产生了绝望。
他们的行为是爱情还是流氓?我们当时也说不上来,不明白他们这样做究竟是哪对哪错?
“孤儿”老吴
我们团部还有一位来自北京的男知青,姓吴，我们都叫他老吴。1 米72的身高,红扑扑的西瓜籽型的脸,工作认真负责,服务态度好,现役和非现役的首长都很喜欢他。老吴平时沉默寡言很少讲话,也不善于交往。
有一天,他突然拿着一封信来到我们军务股。见了周股长,老吴的眼泪夺眶而出,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淌。我当时正在办公室做报表,看到老吴这样感到非常吃惊和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这个老实巴交的老吴伤心到如此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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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周股长告诉我,是北京来信了,叫老吴回北京工作。原来在很多年前,老吴还很小,他的父母出国执行某项秘密任务,出于保密的需要,老吴自己一直不知情,甚至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在干什么?他只知道自己是个孤儿,精神上一直有负担,总是自卑。因为年龄大了,只好在兵团成家生子,生活过得很艰难。直到那天收到北京的来信,他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母还活着,而且是祖国的功臣。
后来经北京方面和团里的共同努力，不久，老吴全家就调到北京工作和生活了，“孤儿”老吴一家终于团员了。
《卖花姑娘》
连队生活很艰苦。没有什么娱乐,除了“毛选”没有书看。晚上唯一可做的就是钻到被窝里,凑着昏暗的马灯,反复地看家人和朋友们的来信。
我调到团部军务股后,比在连队的条件强多了。师部电影放映队每月要到我团放映一部电影,下边连队定几个点,几个连队一起到定点连队看电影。
1972年初冬,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4师上映,盛况空前,全天24小时循环放映,歇人不歇片,观众感动的哭声此起彼伏。
我们团机关发了《卖花姑娘》的电影票,一人一张。那天恰巧我的老连队的两位战友来团部买东西,顺便到军务股看望我。她们已经有很多年没看过电影了,听说那天要演电影,真是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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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周股长就是好,慷慨大方地把他的电影票交给了我:“小吴,把这张电影票给你吧,你们一起去看。”当时我的战友高兴得眼泪差一点流了出来,连连说:“谢谢周股长!谢谢周股长!”
我们是三个人,还差一张票,但是再也找不到一张票了。我突然想了一个办法,找到首长的警卫员们,请他们出主意帮忙。这时,天津知青温志新说话了:“小吴,你别着急,我有办法。今天晚上我在礼堂第二个门把门收票,到时候你就排队进场,把手举起来,假装递给我票,我晃一下,就假装收了你的票,这样你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入了场。”我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可就是心里有些害怕,万一被人们识破,把我揪出来,多没有面子啊!见我犹豫,旁边一位北京籍的警卫员大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嘿!你看他,愣是把毛主席语录用在这里了!
能容纳上千人的大礼堂塞满了人,主人公花妮、顺姬姐妹的悲惨命运,感动得我们泪湿衣襟。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