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的回忆
1969年5月，随着上山下乡的潮流，我被批准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百上千的知 青，满怀着冲动、激奋，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憧憬，对亲人依依不舍，登上了奔赴北国边陲的专列，奔赴那几乎一无所知的黑土地。
两天的时间，不知火车跑了多少路，突然在一个叫做辉崔的小站停了下来。紧接着有人喊：“到站啦!都下车吧!”
车箱里的知青们顿时骚动起来，背着大包小包，前推后拥地下了车。
我茫然四顾，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去插队落户的地方吗，这么荒凉呀!我正站着发楞，听到有人在喊：“集合啦，集合啦!”我猛地惊醒，跑到集合地点站到队伍里。一位领导摸样的人宣读完我们这批天津下乡知青分配到各连队的名单，我才知道，我被分配在7连。还没来得及跟同来的同班同学打招呼告别，就匆匆忙忙地跟随接站的同志爬上了开往7连的敞蓬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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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在凸凹不平的砂石路上奔驰，我坐在卡车的车箱里，带着复杂的心情，看着路两旁的庄稼地和树林，思绪万千。大约走了个把小时，到了目的地7连。
一到连队，我们受到了连队领导及老职工、老知青的热烈欢迎。领头的是个高个头、大眼睛、长着一副憨厚长方脸的中年男子，经介绍，知道他是7连的连长李培忠。他用既亲切又宏亮的嗓音说：“这批到39团来的知青，我特意多要了几个天津知青，因为你们性格直爽，是喝着海河水长大的，个头高、力气大、能干活儿。”李连长这番话，至今我记忆犹新。
几天的修整之后，我被分配到农工班工作。农工班的活儿是多方面的，什么都干，也很有趣。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样样农活我都干过，什么春天给种子拌农药、拌肥料，玉米人工点播、间 苗，夏天大豆、玉米及谷子地锄草、拔大草、人工追肥，给小麦地喷防病虫害的药，在草甸子里钐草，秋天收割小麦和大豆，掰玉米，在场院扬场、灌袋、入囤，冬天挖水渠、积肥等等。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脱土坯，这个活儿干一天能把人累死，是特别重的纯体力活儿。干的时候先和泥踩泥，再用木头模子脱坯成型、晾干。踩泥的时候，大家都得光着脚在泥中来回踩，泥才能和得更加均匀，脱出的土坯也更加平整坚固。我们这些城市里来的姑娘也光着脚和男同志一样踩泥。
由于泥里掺合了一些麻草，同时又夹有草根，甚至还会有小石头子，一会儿扎了脚，一会儿又硌了脚，弄不好还划破流血。踩完泥洗脚时费半天劲才能把腿脚上的泥冲洗掉，个中的感受可想而知。
一块大坯三十多斤，往模子里填泥、搬运，沉重得腰都直不起来，刚干半天，全身就像散了架似得。虽然工作很累，但大家说说笑笑很愉快。和我们一起脱坯 的四川老知青曾庆必老大哥，常在休息时给我们讲一些幽默风趣的故事。给我们枯燥的劳动增添了不少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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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来，坯场排满一列列的土坯，整整齐齐的，已经接近晒干的土坯码成一大溜，用草苫子盖好，心里产生一种从没有体验过的感觉，有点兴奋，有点满足，一 时的苦、累、脏也就全忘得一干二净。
1969年下半年，39团开始整党建党工作。团部成立了若干整建党工作组下到各个连队，我和7连另一名北京知青荣幸地被编入以张团长为组长的工作小组赴8连。刚开始我有很大思想顾虑，我想自己才刚刚走出学校大门，踏上社会不久，又不是党员，有什么资格参加整建党工作呢?我很茫然，不知该如何开展工作。张团长看出我的畏难情绪，就耐心开导和鼓励我说：“让你们知青来参加整建党工作，就是要让你们学习老党员、老同志的优秀品质，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团长一席话打消了我的顾虑，不就是学习吗，参加各种活动都是学习，重要的是谦虚、认真，看人家老同志都是怎样说、怎样做的。具体行动反正有组长指挥安排，我照命令做就是了。
几个月以后，整建党工作顺利结束，我又回到连队。 这时候，团里成立科研小组，就设在我们7连，我被调进科研组，分到玉米组。两年以后我又随科研组集体转到团部科研连(原来的15连)，继续在玉米组工作。组长由农业技术员高国仁担任。
那时候科研连的主要工作是从本省、其他师团引进或自行培育适合本地区推广种植的产量高、抗病虫害、抗倒伏、品质优良的新品种。对我来说，它是一项崭新的既能学到知识、 又有乐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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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组的工作主要分两大部分，即室内试验和室外试验。室内试验：主要是对大田生产的种子进行室内发芽试验。根据发芽率等主要指标，给确定大田播种量提供可靠数据。室外试验：实验田按照三大作物分为小麦区、大豆区、玉米区，此外还有玉米杂交种的繁殖隔离区。组长根据试验项目确定试验方法，作出详细的方案，然后带领我们按照方案把试验区的地划成一块块的，离远了看就跟棋盘一样，方方正正。方案规划得很细致，每行间距、每穴间距、每穴播种量、放哪些肥料、放多少，都有精确计算，并且把种子和肥料经过称重，一包一包地用牛皮纸包好，保证播种量和施肥量都一致，否则，实验就没有可靠性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