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道”和“德”

“道”和“德”是中国古代哲学、伦理思想中的一对基本范畴。 “道”的本义是供行走的道路。《说文》给出的解释是：“道，所行道也。” “德”的含义是直视“所行之路”的方向，遵循本性、本心，顺乎自然，便是“德”。 在远古时期，“德”是氏族在长期祭祀积习中形成的氏族成员共同遵奉的一般行为规则，所以，氏族和部落的集体祭祀仪式法则也称为“德”。 殷商时期，人类对神明有着无比的尊敬，并认为人们所有、所得，都是来自于神明。当时人们对“德”的看法就是顺从神明，顺从天意去进行祭祀等活动，这就是当时人们对“德”的定性和理解。 商王武丁时期，居住于今陕甘一带的周族，成为商的封国，在人口、技术、军事实力和文化素养方面，都远落后于殷商。但周族经过努力，竟然对殷商取而代之，这在常识范围内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件，无论对于已取得胜利的周族，还是对已被战败的商族后裔来说，都是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当时，周公提出“以德配天”的理论，说；周取代殷，只是“天命”降临的结果，“天”看重的不是哪族，而是“德”。无论殷人，周人都应当修德，谁有“德”，“天命”就会眷顾谁。 《诗经·大雅·文王》记载：“天命靡常。”古人相信；上天的命令，也就是“天命”，决定着人世中至高无上的王权的归属，殷周的更迭就是由于“天命”发生了改易。 “以德配天”意思是，“天命”的改易，遵循着固定的法则，统治者有“德”则授命，失“德”就会剥夺“天命”。“天命靡常”的观念警醒着统治者，时刻注意自身的德行，以保有“天命”。 周公提出的“德”，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殷商“天命”信仰的政治发展和思想深入，把原来“受命于天”的神秘，变成了某种可由人为努力而能达到的神圣事实。 西周时期，那时的统治者，他们靠什么治理国家呢？当时的国家没有法律，维持社会秩序的，只有习惯性的规范或者是约定俗成的社会准则，遵守了这些，就是有“德”。 到了春秋时期，周代的礼乐文化不再有那么强大的影响力，社会是诸侯争霸，民不聊生。这时候，总会有人希望去维护社会秩序，消除混乱。老子、孔子的思想应运而生。 老子发现；天地万物人，所有万物都按照其自身习性发展。他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控制一切的事物，给它起个名字，勉强叫“道”。老子认为；“道”就是宇宙万物的来源，是宇宙的根本原理和生命法则，是无形无名、恍惚无形的存在，具有无限的生机和创造力。 “道”存在宇宙万物之中，万物离开了“道”，万物是变化的，是有生有灭的；而“道”是永恒的、不变的。怎样才能让“道”作用于万物呢？于是，老子提出“德”的概念，“德”是“道”在万物中的体现，是万物遵循“道”而产生的质量和状态。这么来说，“德”有两个意义：一是万物由“道”所获得的存在条件，如，万物的本性、禀赋；二是万物依此表现出来的样态，即万物按照它的存在条件、禀赋表现出来的样子。如自然界中，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到了夏天，天气就会炎热；冬天，天气就会寒冷，道理就是如此。 道家的“道”和“德”一样，是无法言说，只能心领神会。我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道”是没有行为主体的，而“德”是有行为主体的。“德”是一种顺应“道”的行为，“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世间万物之所以能够生存和发展，是因为它们遵循了宇宙的根本规律（“道”），并且各自拥有独特的本性（“德”）。简单地说，凡合乎“道”的法则规律的思维意念和行为，皆可称为“德”，凡不合“道”者，即是失“德”。 拓展开来，老子认为；作为宇宙一部份的人，想要达到更高的境界或者更好地活着，就必须遵循“道”的原则，这种遵循“道”的行为，叫做“德”。 老子提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啥意思啊？作为统治者来说，对民众占有的冲动太强烈了，干预的太多了，根本就不按照“道”和“德”来行事了。因为“道”和“德”的荒废，所以才会提出用仁义，用理智，用孝慈，用忠诚的方法来治理国家。老子说，治理国家应该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推及到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老子主张“顺物自然”，让万物按照自己的“德”，也就是按照自己的禀性去发展变化。有什么样的水土，就会有什么样的物产，万物顺其自然的禀赋而生长，才不会失去特定的样态。也就是说，人与万物相处的原则是“无为”。“无为”就是不要违反自然规律，不要妄为。万物生长在自然状态下，它自己才不会离开“道”，改变自己的本性。改变它的，只有人类。人类的活动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地球上许多物种的消亡，都是人类作为的结果。 老子的“德”与远古时期的“德”很相近，只是老子把过去带有神灵性质的说法，变成具有一定概念性质的“道”，并将它成为其哲学体系的一部分。 “道”在儒家经典《论语》中出现九十多次。 如，“朝闻道，夕死可矣。”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道不同，不相为谋。” …… 《论语》的主题就是讲“德”，“德”出现30次，大部分的主体指人，有两例指的是动物。 如，“德不孤，必有邻。”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 孔子说的“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的“德”，主体指“骥”；楚狂接舆说的“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德”，主体指“凤”。可见，孔子所说的“德”，不仅局限于人，也可以指动物。 儒家讲；虽然人的气质、禀赋有所不同，但都可以通过修行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的。人要“克己复礼”，不可强调外界的客观条件，而是要从主观努力上去修养自己。“为人由己”不“由人”，“修德”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道德行为。一个人做好自己的同时，推己及人，推己及社会，这就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理念。“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在“修身、齐家”的基础上，才可以去做“治国、平天下”的事。 孔子认为；儒家的“德”，是一种可以获得的品行。《论语·述而篇》记载：“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德”必须经过“修”之后才能形成，一个人必须要培养，并加以修养，才能用有“德”。修“德”对于儒家来说，就是内生仁心，事循礼乐，进而达到止于至善的过程。然而，春秋末年，“德之不修”已成为社会的最大弊病。所以孔子所忧“德之不修”，既是忧自己须臾间叛“德”而违“道”，更是忧天下离经叛“道”，道德沦丧。 “德”具体如何修？《论语·颜渊篇》记载，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祇以异。’”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孔子认；一个人以忠诚、信实为主，唯义是从，就可以提高品德；否则，感情用事，就会陷于迷惑之中。而在樊迟问孔子如何“崇德修慝辨惑”时，孔子说“先事后得”为“崇德”，说，一个人要提高道德修养水平，首先在于踏踏实实地做事，不要过多地考虑物质利益，先付出劳动，然后收获，这样不就是提高道德了吗？ 修“德”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论语·子路篇》记载，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这段话中，孔子讲了两层意思：一是人必须有恒心，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二是人必须恒久保持德行，否则就可能遭受耻辱。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对学生们的告诫。 儒家认为；一个人拥有了“德”之后，其对生活必然拥有超脱常人的理解，不会受到太多名利欲望的诱惑而心安自得。《论语·述而篇》记载，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选择我来找到了顺道而为的行为方式——德，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吃着粗饭，喝点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也可以自得其乐啊。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 这两句话体现了孔子强烈的自信，也是其因对道德的崇信而生活自得，惬意非常。 《孝经》记载：“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以生也。”（孝道是道德的根本，教化由此而产生。）一个人的“德”修好了，才会有“教之所以生也”，你才能推己及人，进而让天下人受益。 儒家的“德”，在社会层面上说，是一个氏族首领或者是国家统治者博施恩惠、团结民众的规则；就个人层面来说，是一个氏族首领或者是国家统治者应具备的人格魅力，并强调规范、引导、制约氏族成员行为的能力。“德”也可以笼统的指道德，但理解为“好的行为和正确的思想”更为确切一些。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强调“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而非严刑峻法。国家的统治者以“德”行事，就会产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篇》）（在上位者的品德好比风，老百姓的品德好比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的效果，大家都能够以“德”行事了，社会岂不是一个大同世界吗？这样的世界，受益的既是统治者，又是社会大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博大的社会情怀，提倡“为政以德”，目的还是让天下苍生受益！ 自汉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后世更是推崇备至，言必“仁义道德”。儒家“为政以德”的理念，在现实中却难觅踪影，这与统治者知道并提倡“为政以德”的理念，却未身体力行，失信于民有极大的关系。 对于“德”，儒家经典中多有记载： 《中庸》记载：“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礼记·乐记》记载：“德者，得也。” 《尚书》记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周易》记载：“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现在人所说的“道德”，专指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这里需要说明几点： 一、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道”永远是生生不已的。《道德经》记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系辞下》记载：“天地大德曰生。” “生”的本意是创造。《周易》认为；事物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时时有新的东西产生，这就叫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世界和人生都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只有不断变化、不断创新，才能永葆生机；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正是天时、人事的既定法则。 二、在有“道”和有“德”的人看来，得到和失去都只是一种事物的变化过程而已，人并不需要在主观情绪上有所变化。本来就不期待和依赖，所以得到了，也好像没有得到一样，既不骄奢，也不自以为得意。在这一点上，儒家和道家的观点是一致的。 三、孔子的“道”和“德”，主要是从伦理学意义上讲述的。“道”指的是一个与具体主张、方法、原则相对应的实用性概念，而不是道家理论体系中一个形而上的本源性概念。“德”是一个综合概念，融信仰、道德、行政、政策为一体。人们依据“德”的原则，对天、祖先要诚；对自己要严；要与人为善，真到了不得已而用刑罚时，也要慎之又慎。 而老子讲述“道”和“德”，注重用作哲学范畴，“道”通常指事物运动变化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亦指世界万物的本原或本体。“德”与“得”字相通，意思是具体事物得之于“道”的特殊性质，可以说包括宇宙生命整体，也涵括一切众生。 四、“德”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是实实在在的。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注重“得道者昌，失道者亡。”违背宇宙特性和规律的思想行为，就是失“德”的表现。失“德”就会受到宇宙规律的惩罚，这个观念在民间非常普及。有人家庭人丁兴旺、官运亨通、财源茂盛，民众往往评价说是：“那是人家祖宗积德了”；有人贫穷低贱，短命多灾，百姓往往评价说是：“那人缺了德了”，甚至把坏事叫“缺德事”，把坏人叫“缺德鬼”。 五、道家讲究“道法自然”，“以德治国”主要是讲，在上位者“配合”人民社稷的能力。从《道德经》来看，用社会风俗和道德标准来治理国家，这属于“仁义礼智信”的阶段，已脱离了“德”的范围了。老子认为；“仁义礼智信”作为统治社会的手段，不仅比“德”低等，更是导致社会混乱的源头。 在春秋时期，一个氏族首领或者是国家统治者治理国家，显然是有要求民众遵守规范和规则的意识。要不，他如何进行统治啊？这些规范和规则的制定，本身就是“有为”的行为。《论语・卫灵公篇》记载：“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说：“无为而治的人，大概是虞舜吧。他做了什么呢？就是以恭敬的态度，坐在王的位上罢了。”）孔子非常推崇虞舜治国的理念，说他是“无为而治”。但我们仔细分析，虞舜治国的前提是“恭己”，是先做好了自己，这是主要的；至于其他的，那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儒家是希望通过推行“仁义礼”，实现道德修养的提升，来改变这个社会，建立起一种“天下大同”的社会。说白了，儒家的这种政治理念，是要求人民“配合”统治者；而道家推崇“小国寡民”，说的是统治者之所以能很好地“配合”人民的需求，是因为他对人民的需求、性格、风俗有着足够深的了解，这在人口比较少的情况才有可能。 这两种方法，表面上看好象是有所不一样，但从根本点上来说，他们都希望建立起一种社会的秩序，建立起一种社会的规则，这样才能避免战乱，减少纷争，人们才能安居乐业。 五、儒家的“德”，更强调的礼义廉耻和个人修养，是人在社会中表现出的一种道德品行，是一种行为修养。《论语・学而篇》记载，子禽问孔子的学生子贡，为什么孔子每到一个国家都能听到该国的政事。子贡回答说；他老人家以“温、良、恭、俭、让”进行修身，他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别人自然会把政事告诉他，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德”。 道家认为；“德”是万物得之于道者，也就是“德”是一种万物的天然本性，能保持这种本性，就是一种“德”。 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儒家是一种通过“有为”去表现出自己的“德”；而道家通过“无为”去彰显“德”，这是本质的区别。所以，儒家所追求的“德”是一种后天的道德教化，而道家所倡导“德”是一种保持先天的本性和禀赋。 由于语言在历史中不断演化，我们要避开望文生义的陷阱，尽量在古文的语境下理解“道”与“德”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