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逸民”和“隐士”

《论语•微子篇》记载，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这段话的大意是，逸民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屈辱自己的身份，这是伯夷、叔齐达到的境界啊。”评价柳下惠、少连是“被迫降低自己的志向，屈辱自己的身份，但说话合乎伦理，行为合乎法度。他们的境界就这样吧。”评价虞仲、夷逸是“过着隐居的生活，敢于说话，但也能洁身自好，放弃自己当官为民的志向，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我同这些人不同，依照道义而行，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 “逸民”，古代称节行超逸、避世隐居的人，也指亡国后的遗老遗少。结合《论语•尧曰篇》记载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中的“逸民”，指前朝的旧臣或是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失势的没落贵族。如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他们的身份是诸侯国国君的王子，级别相当于卿大夫。孔子说他们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是典型的逸民风范。但他们坚持“义不食周粟”，人都饿死了，还怎么弘道啊？柳下惠、少连这两人则是，叫我做官我就做，不叫我做官，我就不做，缺少一些主动改良社会的积极性；而虞仲、夷逸更是看到社会一些不好的地方，就撂挑子，散手不管了，在山林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相当于现在的一些愤青。试想，大家都如此的话，谁来拯救这个社会啊？ 与“逸民”意思差不多的，《论语》还有“隐者”和“隐居”的概念。 《论语•微子篇》记载，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曰：“隐者也。”“隐者”是隐居不仕的人。子路跟随孔子出行，落在了后面，遇到一个丈人，用木棍挑着个遮阳草帽。……孔子说：“这是个隐居不仕的人啊。” 《论语•微子篇》记载：“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孔子评价虞仲、夷逸时，说他们“过着隐居的生活，敢于说话，但也能洁身自好，放弃自己当官为民的志向，这样做只是权宜之计。” 《论语》中是没有“隐士”这个概念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隐者”包括“隐士”和一切“隐”起来的人。 对于“隐士”这个词，我们需要说道说道的。 “士”，在上古时是掌刑狱的官吏。西周时期，“士”的概念有些变化，按照分封制，天子、诸侯、卿大夫把自己的庶子或宗族兄弟，以另立小宗支庶的办法逐层分封出去，这些人就是“士”。 到了春秋时期，贵族阶层开始衰落，平民到士大夫的通道已经打开，出身即便不是贵族，只要有本事的，也可以做“士”的，如子路、冉有，平民出身，他们当上季氏宰，是专门为季氏服务的人员，虽然不是国家正式任命的官职，但身份是“士”，相当于后世的官吏。这时的“士”，是由没落的贵族和平民中涌现的精英，如文士、武士、谋士等组成。有了“隐士”，自然就会有“显士”。《韩诗外传》记载：“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贡，卫之贾人也。皆学问于孔子，遂为天下显士。”“显士”的基本含义为名士、名流。这个词语常用于指代那些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和影响力的人物。 “隐士”由“隐”和“士”组成，强调的是一个人首先是“士”，因为某种原因，“隐”了，这样的人才称得上“隐士”。倘若一个人以砍柴、垂钓等方式度过一生，并没有展现出任何才华，这是“隐者”，但不一定是“隐士”。可见，要成为“隐士”，首先得有些本领的。不管是道德修养，文化素养，还是治世才华，总要有过人之处才是可以的。一个拥有文学才华或是治世之才的人，必须得先入世，展示出他的过人之才，尤其是治世才华，你得在社会上进行实践，大家都认可，才会说你有治世的才华。 为什么要“隐”呢？这说明是社会出问题了：一是在上位者没有伯乐之才，不能任人唯贤；二是在上位者昏庸无道，也有可能识贤，但却不能用贤。这些“隐”的人是有才华的，遇到了上面的社会问题，再加上时运不济，或者是没有机缘，他们没有用武之地，只好暂且隐居。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自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隐士”大概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有先入世再隐居，如东晋诗人陶渊明等；二、隐居后再入世，如西周时期的姜子牙，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等；三、隐居后不再入世，如春秋时期的老子等；四是天生就隐居，这类型的人崇尚精神的绝对自由，自视清高，“出淤泥而不染”，像遗世而独立的幽兰，身处空谷，怡然自得。我想说的是；天生对世俗，甚至对政治毫无兴趣，把“隐”当做始终如一的追求的人，在现实社会中不能说绝对没有，但也是极为少见的。 仔细分析，隐士刚开始并不想做隐士，他们也有通过为政的方式实现服务社会的愿望，可当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抱负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是实现不了的，后又因为种种原因而，逐渐对社会现实产生了失望乃至绝望的心理，为了保全人格，他们不得不选择隐居这条道路的。这些人刚遁迹山林时，他们的内心也是痛苦的，如同脱层皮一般的，但经过阵痛之后，他们迎来的是一个全新的自我，同时开始接受并享受他们选择的隐居生活。 数千年来，“隐士”成了中国文人的一种颇为热衷的生活方式，不断有人从纷乱、烦恼的生活中逃出，走到深山密林之中，寻求庇护和宁静，他们有的隐于诗，有的隐于画，有的隐于书，终生孜孜不倦，多有所成。 其实，当个人之力不足以改变社会环境时，退而自保、守志，我觉得这不仅无可非议，而且也是值得尊敬的。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孔子也曾有过关于“隐”的说法。如《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泰伯篇》记载：“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卫灵公篇》记载：“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尽管孔子自己没有践行“隐”的理念，但他也曾流露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心愿。 可见，“逸民”和“隐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远离世事。但是这两种人也不一样，“逸民”是指出身贵族而又避世隐居的人，如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隐者”包括隐士，出身是平民，只是隐士是因为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治世才华，但却避世隐居的人。如《论语》中提到的接舆、长沮、桀溺、荷蓧杖人、晨门、荷蒉等等。 但一个人选择做“隐士”，必然弱化了他的社会价值，这与儒家提倡的积极入世的观念不相符的。儒家认为；一个有才德的人，应为国家为社会做力所能及的奉献，尤其是在“天下无道”时，更应该全力以赴。 以前读《论语》时，我也不理解孔子为什么要周游列国，你说你图的啥呢？你像这些逸民一样，躲进绿水青山之间，作作诗，饮饮酒，也不那么辛苦，多好呢！再到后来，随着分享《论语》，我逐渐明白了孔子的情怀——“忧国忧民忧天下”，他做事就是“无可无不可”，既坚持原则，又机动灵活。在鲁国大地上不能施展才华，拯救苍生，孔子就去卫国，卫国不行，就去陈国……从这一点上来看，孔子的境界确实高于逸民一大截，可以说，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孔子的身影，他或是奔走在列国的途中，亦或是在讲诵礼乐诗书的现场…… 分享到这里，我的泪水有些湿润了，仿佛看到孔子拿着“木铎”，奔走在中华大地上传道不已，一直到他唱着“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诗句去世，其间，从不曾间断过！ 再后来，孔子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只要你有缘接近他，他就会给你以智慧，以力量。无论你来自大江南北，或者长城内外，亦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