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发了一篇文章，有不少读者评论说举人比进士差远了，在官场上会被人看不起。
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科举时代举人与进士的差距，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巨大。别的先不谈，御史就乡试录取率算一笔账，看看举人到底有多少含金量。
一是估算出清代有多少读书人能考中生员因史料的匮乏，御史没有查到直接的数字，但是可以从其他方面进行论证，其中生员的录取名额和各县考棚号舍数量，就是最重要的参考数据。
清代各省人口不等、文化教育水平也不同，所以各省读书人的数量也会有很大的出入。作一个极端的比喻，如乾隆时期，江苏省人口有3200多万，贵州只有567万，且两省经济文化相差也很大，也就是说，江苏省的读书人可能是贵州的十几倍或几十倍。
清代安徽的人口、经济、文化都属于中上等省份，下面就以御史老家徽州府为例，进行大致的估算。
科举第一级考试为童试，具体又分为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徽州府的附郭是歙县，太平天国战乱之前，歙县都有固定的考棚。
按照毛晓阳先生所著《清代贡院史》的记载，乾隆朝歙县考棚内东西两廊分上下二座为号舍，“依乡里次序，编定字号，合计可坐一千三百余人。”
各县考棚的号舍数量，肯定是根据历届考生数量而定的，所以具有高的参考价值。以此计算，乾隆时期歙县参加县试的学生，就在1300余人左右。
1300多考生是多还是少呢？这要看歙县总人口是多少，按县志记载道光时期有61万（全国总人口4亿），乾隆时期（总人口3亿）也应该不少于50万。基本上，每400个人中就有一个考生（非读书人数量）。
1300多考生最终能录取多少生员呢？这个是有明确记载的，康熙九年形成定制，大州县15名，中州县12名。歙县属于大县，录取生员的“学额”即15人。这么算下来，秀才的录取比率为1.1%，即1000个考生取11人。
2024年歙县的高考考生为2187人，其中有200多人进入211和985大学，这就说明科举时代的生员，最起码是清北或华东五校的标准。
当然，徽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科举竞争十分激烈。如果是偏远地区，那么生员的录取率相应也会提高，但至少也是中流985水平。
二是举人的录取比率相比较于生员而言，举人的录取比例就更好计算了，梁启超针对科举难度就有一个说法：“邑聚千数百童生，擢十数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
安徽乡试一直以来比较尴尬，从康熙时期江南分省之后，省城安庆府就没有建造乡试贡院，安徽省所有考生都要到江苏省城江宁参加乡试。
那么安徽省每科有多少生员参加乡试呢？同样也可以从江南贡院的号舍上进行计算，江南贡院是清代规模最大的贡院，号舍数量为26040间，以此断定，江苏、安徽两省的考生应该就在此数。
26000多名考生最终又能录取多少举人呢？与生员学额相同，乡试中各省也有固定的“中额”。乡试中额在顺治、康熙朝有过几次变动，至乾隆九年形成定制。
下面列出乾隆九年出台的各省乡试中额数字：
顺天213，江南114（江苏69、安徽45），浙江94，江西94，湖广93（湖北48、湖南45），福建85，广东72，河南71，山东69，陕西61，山西60，四川60，云南54，广西45，贵州40。
江苏的考生和录取人数都比安徽要多，按照录取比率（安徽占40%左右）来看，安徽的考生应该在10000人左右。有了具体的考生数量和录取人数，那么举人的录取比例也就出来了，即千分之四点五，就是说222个生员当中，只有一人能考取举人。
其他省份的也是可以算出来的，比如云南省，贡院的号舍有4865间，录取人数为54，相比较而言云南的录取就是1.1%；广西有号舍5500余间，录取人数为45人，录取率为千分之八。
云南和广西已经是乡试录取率最高的两个省份了，但总体来说举人的录取率依然不高，都是百里挑一。何况，清代出现很多冒籍行为，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江浙考生，实际上云南、广西本土的举人录取率，也不会比内地省份低多少。
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共有进士约2.7万，举人15.7万，而晚清时期，全国的生员数量已经超过三百万。
又，从清代全国各省知县出身来看，科甲出身（进士、举人）占到44.7%，其中举人占了20%，这就说明，举人依然是选取知县的主流队伍之一，基本不存在被官场鄙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