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革命史上有三件事尤为艰苦——红军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东北抗联十四年血战。
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正式更名为“东北抗日联军”。
此后，这支力量迅速壮大，扩编至11个军，总兵力超过3万人。
这是在敌后，在冰天雪地、枪林弹雨中拼出来的队伍。
游击区也随之扩展，覆盖70多个县，形成三大根据地：东南满、吉东、北满。
白山黑水之间，这支军队成了东北抗战的主力，是真正扛起民族血脉的铁脊梁。
这11个军，不是八路军，也不是新四军。但他们，同样撑起了中国抗战的半壁江山。
东北抗日联军长征之后，红军主力远走西北。
南方八省，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一支支红军残部和游击队隐入山林，孤悬敌后，几乎与中央失联。
他们躲在深山老林，啃树皮、吃野菜，缺药、断粮，却咬牙坚持了整整三年。
他们打的是游击，却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兵力，为主力红军赢得喘息，也为后来的抗战，留住了一支打不垮的队伍。
陈毅，就是其中的核心将领。
1936年末，西安事变震惊全国，蒋介石不得不低头，国共合作提上日程。
但红军改编问题，谈了又谈，始终拉锯。
直到1937年，卢沟桥一声枪响，日本全面侵华，北平、天津迅速沦陷。局势危急，蒋介石不得不妥协。
于是，八路军终于成立，下设三个乙种师，每师1.5万人，直奔抗日前线。而原本藏在南方山野的红军游击队，也被整编为“新四军”。
只不过，新四军的组建没那么顺利，过程一波三折，最后才由叶挺出任军长，组建时兵力也不过万余。
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除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我党还有一支兵力强悍、战斗激烈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
它曾有11个军，3万余人，硬是在白山黑水间，跟日本死磕了十四年。
抗日战争初期，东北沦陷。
主战场转瞬沉寂，义勇军一度振奋人心，却因后援无力、组织混乱而迅速退潮。
接过枪杆子，与日寇死磕到底的，是东北抗日联军。
这支队伍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从最初的反日游击队，到东北人民革命军，最终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占区艰难而执着的布局。
1932年，面对日军铁蹄，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必须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中共满洲省委应令而动，派出大批党员干部深入农村、林区，发动群众，播下抗战的火种。
南满、东满、吉东、北满，16支反日游击队先后诞生。
这些队伍不同于其他抗日武装。
他们有纪律，有信仰，更有坚定不移的抗战意志。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是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而是具备高度组织力和政治自觉的人民军队。
1933年5月，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中共满洲省委将这些游击队整合，与义勇军残部、反日山林队联合，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
七个军，六千人，从此成为东北抗战的骨干力量。
到1936年，形势需要统一建制。
2月20日，《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布，东北人民革命军正式更名为“东北抗日联军”。
首批建制七个军，分别由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夏云杰、陈荣久担任军长。
此后，随着战线扩展，又组建三个路军，并于1937年10月扩编至十一军，新加入谢文东、李华堂、汪雅臣、祁致中等将领。
抗联活动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辽东深山、黑龙江流域、吉林林区，皆是他们的战场。
他们游击灵活，战术多变，多次伏击日军，粉碎“讨伐”。
统计数据显示，在十四年血战中，东北抗联歼敌逾18万人。
尤其是在1937至1941年间，日本对华出动兵力从50万升至210万，其中近四成用于围剿东北抗联。
这支队伍，以区区三万之众，硬是牵制了日本四成主力，逼得日军疲于奔命，难以南下。
他们穿越林海雪原，忍饥挨冻，浴血奋战。
他们不靠资源，不靠后勤，只靠信念与意志，死守住东北这片土地的最后尊严。
他们不在国统区的史册上高调留名，却在敌后战场上写下了共和国最早的军事奇迹。
抗联的装备情况在枪炮声中抗日，拼的是命，更拼的是武器。火力强一寸，生还多一分。
在东北这片冰雪战场上，武器弹药的紧缺，从战争一开始就如影随形，成了抗联将士心头最沉重的负担。
早在东北人民革命军时期，弹药匮乏已严重制约了军事行动。
1934年，李延禄总结东宁战役失利时，话语直白：“弹药匮乏，全凭肉搏。”
他的对比毫不留情：日军武装精良，而我军只靠血肉之躯抵挡钢铁洪流。
当时若有充足弹药，敌军虽火力强悍，也难以支撑。
到了1935年，第一军给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干脆摊牌：因为供弹问题，整整两个月无法按既定计划作战。
最终那封信落款时特意标注：“子弹，是当前最大困难。”
的确，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对等条件下进行。
抗联的初期武装，说句不好听的，比“土匪”好不到哪儿去。
木棍、大刀、土枪、手榴弹，能打响的全用上了。轻重机枪稀少，炮更是奢望。
据史料记载，1933年延吉中韩工农游击大队仅有步枪60余支、手枪15支；同年，珠河游击队发展到70余人，却也只有两挺机枪。
再看宁安游击队，100人配100支步枪，但轻机枪缺弹。
问题不止是“有没有”，更在于“能不能用”。
弹药稀缺，往往是“有枪无子弹”，就连缴获来的武器，也常因口径不符而成为摆设。
然而，就是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抗联没停下脚步。
靠缴获、靠自制、靠拼命抢来的一切能用的火力，逐渐完成了一场武装升级。
从大刀片子到日式步枪，从自制火药到苏式武器，装备水平一点点提升，火力差距一点点缩小。
尤其在1936年之后，随着苏联援助逐步到位，部分部队开始装备苏式枪炮，抗联的整体作战能力明显增强。
从游击队到正规军，从寒山密林到敌后战场，东北抗联一步步走来，每一件武器都不是靠供应线运来的，而是用命换来的。
到了人民革命军后期，情况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不断的对敌作战，尤其是对日伪军的伏击与袭扰，使得抗联逐步实现“以战养战”。
日军对此并非毫无察觉，反而记得格外清楚。
针对第五军的战斗，日军曾作出这样的评价：“其进攻与防御能力显著增强，几乎人人配备俄式与三八式新枪，射程与杀伤力均提升。‘满’军武器与之相比，明显处于劣势。”
更让日方警惕的，是抗联的“用弹方式”：从过去的“节约使用”，变成了“火力覆盖”。
弹药充足到可以“随意射击”，在日军看来，几近“奢侈”。
这背后，当然不是突然“天降军火”，而是抗联一场场硬仗、一点点缴获、一支支修复打出来的成果。
战争最直接的奖励，就是敌人的装备。
进入1936年，抗联的武器装备进程加快。
据记载，当年初，第三军人数约1500人，竟已装备步枪2200余支，平均每人不止一支。
还有机枪18挺，火力密度大幅提高。
而在这一年后，全军基本完成换装，配发统一的日制三八式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无线电台等也逐步列装，标志着部队从“游击散兵”向“战术整军”转变。
第五军的变化也很典型。
1937年后，几场重要战役下来，杂牌枪彻底淘汰。
部队以连为单位，全换成清一色的三八枪，每连配有1至3挺机枪，师级部队则拥有掷弹筒、步兵炮、重机枪，甚至迫击炮，形成了初步的分工与配合作战体系。
而这一切，也早已被敌人看在眼里。
日伪情报报告中指出，三江省内的抗联部队“装备整齐”“步枪射击精度良好”，部分部队配备迫击炮，轻机枪数量稳定，已具备较强火力支撑。
40位军级以上干部牺牲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抗战的漫长篇章中，最为惨烈、最具悲壮色彩的一章。
抗联的十一支主力军，军长几乎全数血洒沙场。
有人浴血奋战，直至弹尽粮绝；有人被敌伪围剿，孤身陷敌；更有甚者，遭叛徒出卖、暗杀，未等到天亮便长眠雪野。
最终，只有两位军长活着走到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整场战斗持续十四年，抗联参战人数累计超过五万，而牺牲的比例之高、代价之大，在全国抗日武装中都是罕见的。
单是军级以上干部，便有四十人牺牲，这一数字远远高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乃至华南游击队等其他抗战武装。
抗联的指挥体系分为三路军，每路军下辖若干支队伍。
第一路军，由杨靖宇担任总司令兼政委，是一军首任军长。
他的副手，是二军首任军长王德泰与政委魏拯民。
三人皆为英烈。
杨靖宇被围困至弹尽粮绝、孤身作战直至牺牲；王德泰在战斗中壮烈殒命；魏拯民被捕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第二路军，由周保中出任总指挥兼政委，早年曾任五军军长。
副总指挥赵尚志，则曾担任三军军长、北满抗联总司令，是抗联中的核心将领之一。赵尚志在突围时被俘，惨遭杀害。
而周保中是少数幸存者之一，建国后担任云南省副主席。
第三路军的指挥者是李兆麟，政委为冯仲云与金策。
李兆麟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倒在了和平前夜。
冯仲云则迎来曙光，后任松江省政府主席。金策返朝，成为朝鲜人民军高级将领，被授予大将军衔。
如果说这份名单承载了抗联的最高指挥力量，那么其中的大多数名字，最终都成了烈士名册上的一页。
而在这之外，还有许多同样令人敬重却鲜为人知的军长：
比如夏云杰，原籍山东，闯关东后扎根黑龙江。
作为汤原根据地的奠基者，他活跃于松花江一带，曾任第六军军长。
1936年，他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在弥留之际仍反复叮嘱战友“团结到底、坚持斗争”。
再比如陈荣久，黑龙江宁安人，出身农民家庭，1936年创建第七军并担任军长。
仅仅数月后，在一次掩护部队转移的战斗中，他中弹牺牲，年仅33岁。
这样的故事，在抗联的历史中比比皆是。
他们不是教科书上的英雄雕像，而是真正在枪口下拼死坚持的共产党人。
十四年鏖战，东北抗联硬是扛住了压力，撕开了一条血路。
他们的牺牲之重，面对的环境之恶劣，其残酷程度，在整个中国抗战史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存在。
他们中，很多人没能看到胜利的曙光，却照亮了后人走向光明的道路。
参考资料：东北抗日联军的武器状况与供给来源探析
刘冬生
为国捐躯的东北抗联军级以上干部知多少
王作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