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国上下一片欢欣。不过不久以后的“两个凡是”让拨乱反正寸步难行，中国的未来的命运一下子又被推到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关头。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登了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光明日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此文，此后全国各大报刊争相转载，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中央领导同志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5月18日，某中央领导找《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谈话，要求《红旗》杂志不要介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强调要把它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条纪律来遵守。

熊复严格按照这一指示办事，此后《红旗》所发的文章一律不涉及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但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对思想理论战线上如此重大的讨论竟然不表态，这引起了党内外的议论和不满，也导致《红旗》的处境十分孤立和被动，当时有人说：“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全国各报刊都表了态，唯独《红旗》没有表态。”

正好这一年是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打算请老同志写一篇回忆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文章，他们想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谭震林曾任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又是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几十年来跟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征战南北，确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谭震林

5月19日上午，《红旗》杂志社派人来到谭震林的家，谭震林在得知对方的来意后，高兴地说：“《红旗》约我写文章，那很好呀！不过，我不能光写回忆录，我要通过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来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原来谭震林早就注意到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也不赞同“两个凡是”，所以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谈一谈自己对于真理标准的思考。

约稿的人感到十分为难，因为谭震林根本不知道《红旗》杂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不介入”态度，但面对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也不敢提什么异议，只好等完稿后再做定夺。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谭震林专门来到北戴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奋笔疾书，终于在10月下旬写出了《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的文稿。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

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根本标准。

谭震林

文章的最后，谭震林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两个凡是”：

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消除疑虑，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

《红旗》杂志编辑部收到谭震林的文稿后，内部引起了巨大的争论，最后他们得出了两条处理意见：

1．先派人去同谭老商量，说明中央已指示《红旗》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请他考虑删去有关段落；

2．万一谭老不同意删去，就将他的文章打印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

11月14日，编辑部派人向谭震林转达了这两条意见，谭震林听后急了：“如果是材料的取舍，可以商量；如果改观点， 绝对不能动！对于文章的观点，你们要改我一个字，你们就不要登！”

对于“谭老板”的脾气，《红旗》杂志社的同志是很清楚的，他们只好在11月16日给中央打报告，送上谭震林的文章，请中央领导审批。

文章首先送到了华国锋那里，但他看完以后，并没有进行文字批示；然后送李先念，李先念批示：

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群众）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

最后文章送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后批示：

这是一篇好文章，我看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遍，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强了。如果《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介入？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已经介入了。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

邓小平

两天以后，李先念抽空看完了这篇文章，他感叹说：“这么好的一篇文章，《红旗》不登的话，那错误就更大了！”

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批示和群众的强烈要求下，谭震林这篇文章在几经周折后，终于由《红旗》杂志在1978年12月号刊出，此文发表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许多老同志在看到这篇文章后，纷纷向谭震林表示祝贺，认为他宝刀不老，思维敏捷，立意高远，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也有人认为谭震林此举有些冒险，可能会为自己招惹是非。对此谭震林坚定地说：“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要勇于坚持真理。《红旗》不找我，我也要‘放炮’。这场笔墨‘官司’，我要奉陪到底！”

1978年12月底，在党的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被高度评价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场讨论中，谭震林居功至伟！

1983年是毛泽东诞辰90周年，这年秋天，正患重病的谭震林收到了中央交给的撰写纪念文章的任务。谭震林怀着对毛泽东的无限深情，决定用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写好这篇文章。在动笔之前，谭震林在病床上向写作组谈了自己的深层思考：

我决心在这篇纪念文章中，讲解放后毛泽东所犯错误及原因，算是带头吧，对于纪念文章也是一种改革。纪念文章老是讲一些空空洞洞的歌功颂德的套话，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讲毛泽东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本文就从农业方面谈谈，这样可能好些。

在这篇文章里，谭震林写了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农业方面犯的一些错误，同时他也深刻反省了自己的错误，他是这么写的：

在批判“小脚女人”之后不久，我曾主管过这一时期的农村工作，我仍然没有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没有当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参谋，我们党在农村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特别是1958年所犯的错误，我是负有责任的。我愿意在这里再次提到，以便同志们记取这个教训，使工作能做得更好一些。

谭震林为这篇文章耗尽了他最后的心血，文章完成后不久，他就在1983年9月30日不幸病逝，享年81岁。

1983年1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谭震林《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遗文。在这篇文章中，谭震林现身说法，用毛泽东思想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让广大人民群众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从内心欢呼毛泽东思想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