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岁日本逃兵隐居山东，妻子都不知他身份，为赎罪把遗体给中国

在山东济南的街巷中，流传着一个关于＂山大夫＂的传说。这位操着一口流利济南话的老医生，几十年如一日地为贫困百姓义诊，从不收取诊费。他的诊所墙上挂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九个大字，办公桌上永远摆着83.6元的工资条。直到他103岁去世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位被称为＂济南好人＂的山大夫，竟然是一位日军逃兵。更令人动容的是，他的妻子和亲生女儿，直到他离世前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这个隐藏了大半辈子的秘密，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故事？这位老人为何要用一生来＂赎罪＂？

一、从军医到逃兵的转折

1937年初春，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校园里，23岁的山崎宏正整理着自己简单的行装。这个清瘦的年轻人，刚刚在征兵处领到了一纸征召令。

＂山崎宏，医学专业在读，征调为陆军军医，即日起随第六师团赴华北战区服役。＂红色印章重重地盖在通知书上，宣告着这位年轻医学生命运的转折。

在当时的日本，＂一户多子必征一人＂是不成文的规定。山崎宏的哥哥已经成家，还要照顾年迈的父母，作为么子的山崎宏主动请缨，替代了哥哥的征召任务。

临行前夜，他收拾着自己的医学课本和实习笔记，这些凝聚着他对医学梦想的物件，如今要伴随他走向一个未知的战场。

随军医疗队抵达华北战区后，山崎宏被分配到第六师团医务室。他的主要职责是为受伤士兵进行战地救治，但渐渐地，他发现自己面对的不仅仅是战争造成的伤亡。

1937年12月，第六师团接到向南京进发的命令。一路上，山崎宏在医务室的窗口，目睹了太多令人窒息的场景。他看到士兵们在军官的命令下，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屠杀；看到战俘被残忍处决；看到烧毁的村庄和哭喊的妇孺。

在南京城外的一个寒冷的早晨，山崎宏站在长江岸边。河面上漂浮着无数具尸体，有老人、妇女、儿童。他数了数，仅仅眼前可见的就有上百具。这一刻，这位年轻的军医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

1938年初，第六师团在天津驻扎。一天深夜，山崎宏值完夜班回到营房，听到隔壁帐篷里传来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笑声。几个军官正在炫耀他们在南京＂创下的战绩＂。

＂今天又打死了多少支那人？＂＂至少二十个！＂＂哈哈，我们赢了！＂＂这就是武士道精神！＂

这些话语像一把锋利的刀，切断了山崎宏最后的犹豫。第二天凌晨，趁着换班的间隙，他脱下了军装，穿上了预先准备好的便服，悄悄地离开了军营。

在离开之前，他在医务室的抽屉里留下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医学笔记本，上面写着：＂医者，当救死扶伤，而非助纣为虐。＂这是他作为一名军医的最后告白，也是他人生的重大抉择。

就这样，这位年轻的日本军医，在一个寒冷的清晨选择了逃离。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再也无法继续穿着这身军装，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暴行继续发生。

二、隐姓埋名的济南岁月

1938年深秋，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出现在济南最繁华的正阳门外。他蓬头垢面，操着一口生硬的中国话，在街头巷尾打零工维持生计。这个自称＂山先生＂的男子，就是逃离军营后的山崎宏。

正阳门外的一家日本商铺，老板田中见他举止不凡，猜到他可能是自己的同胞，便出手相助。田中为山崎宏介绍了济南铁路局的工作，负责管理日军物资仓库。这份工作虽然简单，却给了山崎宏一个安身立命的机会。

在仓库工作期间，山崎宏亲眼目睹了日军的军用物资如何压榨着中国百姓的生计。1939年的一个寒冬，济南发生了严重的粮荒。而就在他看管的仓库里，堆满了从中国各地搜刮来的粮食和物资。

一天深夜，仓库外传来了微弱的哭声。山崎宏打开门，发现是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在翻找仓库外的垃圾堆。这一幕深深触动了他，从那天起，他开始在夜间悄悄将仓库里的粮食分给饥寒交迫的百姓。

这种私下接济并非一帆风顺。1940年春天，仓库主管发现了库存短缺，对山崎宏进行了严厉的拷问和殴打。但他始终没有停止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1941年，一件事让山崎宏在当地声名鹊起。那天，铁道游击队在火车站附近炸毁了一列运送军需物资的火车。日军宪兵队立即展开搜捕，抓获了几名中国铁路工人。在得知这些工人将面临处决的命运后，山崎宏挺身而出，利用自己在日本人中的特殊身份，四处奔走疏通关系。

他找到了宪兵队的队长，用流利的日语解释说这些工人都是普通的搬运工，与游击队没有关系。最终，这些工人得以平安释放。从那以后，当地人都叫他＂山大哥＂，再不把他当外人看。

随着在济南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山崎宏也逐渐融入了这座城市。他不仅学会了一口地道的济南话，还开始穿着中式长衫，和街坊邻里打成一片。每到节日，他都会和邻居们一起包饺子、贴春联，完全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济南人。

1943年的一天，几个在火车站干活的工人找到他，说发现了日军的一份秘密文件。山崎宏仔细查看后，发现这是一份关于日军准备在济南修建军工厂的计划书。他立即将这个消息通过当地的地下党员传递了出去，使得日军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就这样，这位曾经的日本军医，在济南这座陌生的城市里，一点一滴地用自己的方式赎着无法言说的罪。他的举动虽然微小，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为这座城市的百姓带来了一丝温暖。

三、医者仁心的坚守

1945年日本投降后，山崎宏依然选择留在了济南。他用积攒的一点积蓄，在泉城路开了一家小诊所。诊所只有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房子，摆着一张简陋的诊断床和几把木椅。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义诊＂两个字。

开业第一天，只来了三个病人。一位是街边卖煎饼的老大爷，一位是附近织布厂的女工，还有一个是送报的小男孩。他们都带着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这个说着一口济南话的医生。当得知看病不要钱时，他们更是将信将疑。

但很快，山崎宏的医术就在当地传开了。1946年春天，一位患有重症肺炎的纺织女工在他的诊所得到救治。当时济南的西医院收费昂贵，这位女工已经典当了所有家当。山崎宏不但免费为她治病，还自掏腰包买药，直到她完全康复。

1947年的一个雨夜，一个襁褓中的女婴被遗弃在诊所门口。当时济南战火频仍，不少家庭因为贫困而抛弃女婴。这个女婴浑身湿透，发着高烧。山崎宏将她抱进诊所，连续照料了三天三夜。当地派出所找不到孩子的亲生父母，建议将她送去孤儿院。但山崎宏坚持要收养这个孩子，给她取名＂小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号召私人诊所改制为公营医院。山崎宏主动申请加入了济南市立医院。院方看重他的医术，安排他做了外科主任。但他坚持只领取最基本的工资——每月83.6元，其他津贴和奖金一律谢绝。

在医院工作期间，山崎宏仍然保持着义诊的习惯。每周六日，他都会在自己的小诊所免费为贫困患者看病。有一次，一位重病患者需要动手术，但付不起住院费。山崎宏二话不说，将自己三个月的工资全部垫付，还向同事借钱帮这位患者做了手术。

1960年代初，山崎宏的小女儿小梅考上了医学院。这让他感到欣慰，但从未向女儿透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女儿的眼中，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医生，只是特别热心助人。

1965年，医院要给他评级提薪，他却执意留下一张字条：＂我的工资就维持在83.6元，这些年治好了这么多病人，已经很满足了。＂从此，这张工资条就一直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一放就是几十年。

每当有人问起他为何如此执着于义诊，山崎宏总是说：＂看病救人，本是医者本分。＂他的诊室墙上挂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九个大字，这不仅是标语，更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行动。

四、两个祖国的情怀

1976年春天，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山崎宏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大阪的信。信是他的哥哥寄来的，信中说父母早已过世，只剩下年迈的哥哥一人在世。医院批准了他的休假申请，这是他离开日本近四十年后第一次踏上故土。

抵达大阪时，已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在车站，山崎宏见到了已经白发苍苍的哥哥。两兄弟相拥而泣，四十年的离别让他们几乎认不出彼此。哥哥带他去了父母的坟前，那里早已堆满了厚厚的落叶。

在日本的一个月里，和歌山市政府得知了山崎宏的事迹，特地邀请他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和歌山市长提出希望与济南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想法。这个提议让山崎宏看到了一个弥合两国伤痛的机会。

回到济南后，山崎宏开始为促成两市结好而奔走。他自费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带着和歌山市的建议书拜访济南市政府，又将济南的情况详细介绍给日方。他说服双方官员：＂两个城市的交流，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和平的希望。＂

1979年，和歌山市派出第一个代表团访问济南。接待晚宴上，山崎宏担任翻译。当他用流利的济南话和标准的日语在两国代表之间穿梭时，没人知道这位老人曾经的身份。他只是说：＂我在济南生活了这么多年，也算半个济南人了。＂

1980年，一批来自和歌山的医疗设备运抵济南市立医院。这些设备中包括了当时最先进的X光机，这是山崎宏专门向和歌山市政府申请的。他说，济南的医疗条件还需要提高，这些设备可以帮助更多的病人。

1983年，中日友好协会向山崎宏发来邀请，请他在东京演讲。在演讲中，他讲述了自己在济南行医的经历，但始终没有提及自己曾是军医的往事。他只是说：＂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无论在哪个国家。＂

这次访问期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得知了他的事迹，特地送了一幅＂大道无门＂的字画。这幅字画被山崎宏挂在诊所的墙上，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并列。

1985年，和歌山市政府提出要给山崎宏颁发＂和歌山市杰出市民＂称号，并附带丰厚的奖金。但他婉言谢绝了，只说：＂我现在是济南人，不需要这些荣誉。＂

就这样，这位在两个祖国之间牵线搭桥的老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和平的篇章。他的办公桌上，一直摆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济南大明湖的荷花，一张是和歌山城的樱花。

五、最后的告别

2005年深秋，已经101岁的山崎宏在济南市立医院的病房里签下了一份特殊的文件。这是一份遗体捐献协议书，他要求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山东警官总医院，用于医学研究。

签字时，他的手依然稳定。护士长劝他再考虑考虑，毕竟按照中国传统，入土为安才是最好的归宿。但山崎宏坚持说：＂我在这里行医一辈子，最后也要为医学事业做点贡献。＂

虽然年过百岁，但只要身体允许，山崎宏仍坚持每周去社区义诊。他在小板凳上坐着，为老人们量血压、开药方。有时候手抖得拿不稳血压计，却总是坚持要给每一位病人认真检查。

2008年，小女儿小梅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父亲的日记本。那是一本已经发黄的笔记本，里面用日语记录着1937年至1938年的经历。这时，小梅才第一次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

当她质问父亲为什么隐瞒了这么多年时，102岁的老人只是摇摇头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现在是一个济南人，这就够了。＂

2009年冬天，山崎宏的听力和视力急剧下降，但他仍然坚持要去看望自己的老病人。一位瘫痪在床的老太太生病，他拄着拐杖，在儿子的搀扶下走过了四条街，为老太太诊治。

2010年11月，山崎宏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躺在病床上的他，还在询问护士长社区里那些老病人的情况。11月29日，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守在床前的小梅说：＂爸爸这一生，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财产，但是留下了一个干净的名声。＂

12月1日清晨，103岁的山崎宏永远闭上了眼睛。按照他的遗愿，家人将他的遗体捐献给了山东警官总医院。临终前，他特地叮嘱不要举行任何形式的告别仪式。

消息传出后，许多老病人自发来到他生前的诊所门口，献上一束束白菊花。有人发现，在他的遗物中，有一个旧皮箱，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几十年来病人送的一些小礼物：一双手工布鞋、一条旧围巾、几张亲手画的儿童画，还有一些写着＂感谢山大夫＂的纸条。

在他的日记本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赎罪；我留在这里，是因为这里的人教会了我如何去爱。＂

2010年12月3日，山东警官总医院的解剖室里，一群年轻的医学生正在认真地解剖这具特殊的遗体。他们不知道，这位老人曾经也是一名医学生，只是命运让他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而现在，他用自己的最后一课，完成了这条路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