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特务被捕，他说：我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

1955年的上海，一场特殊的审讯正在进行。被捕者名叫董健吾，当他说出＂我曾经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这句话时，审讯室内一片哗然。谁能想到，一个被当作特务逮捕的人，竟然与毛主席的儿女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位被捕者不仅是位虔诚的牧师，还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更是上海滩有名的船业大亨的后人。他究竟是敌是友？他与毛主席的孩子们之间，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而这个看似简单的审讯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革命往事？

一、从牧师到革命者

1902年，董健吾出生在上海青浦一个殷实之家。他的祖父曾在前清时期担任过县令，家中藏书丰富。从小耳濡目染，董健吾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了解。然而，他的求学之路却与传统书院截然不同。

1915年，13岁的董健吾进入苏州桃花坞基督教中学就读。这所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不仅传授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也为学生开设了宗教课程。在这里，董健吾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思想体系。191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

在圣约翰大学，董健吾结识了许多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人物。他的同窗中有日后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也有著名外交家顾维钧。这段求学经历为他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这场运动很快蔓延到上海。当时还是大学生的董健吾，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参与社会运动。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英国巡捕开枪打死了十余名中国工人。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在圣约翰大学校园内，董健吾带头组织了一场特殊的仪式：降下美国国旗，升起中国国旗。这个举动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中极为罕见，也显示出他强烈的民族意识。

1927年，一个改变董健吾人生轨迹的机会来临。他的老同学浦化人邀请他去西安担任牧师。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调动，实际上却是革命道路的开端。浦化人当时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任职，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

在西安期间，董健吾不仅担任了随军牧师，还被任命为冯玉祥的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和私人秘书。这个职位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军中进步人士。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他对革命思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在西北军工作期间，董健吾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士兵生活。他发现，这些来自农村的士兵大多饱受战乱之苦。这段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追求社会变革的决心。1928年初，经过深思熟虑，董健吾在浦化人和刘伯坚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这位曾经的牧师开始了他的地下工作。他一边继续维持着教会工作的表面身份，一边在军中秘密传播进步思想。这种双重身份的生活，为他日后在上海的地下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隐秘的托付

1928年深秋，西安城内的一场秘密会议改变了董健吾的人生轨迹。会议结束后，他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前往上海，为中央红军领导人的子女提供安全庇护。这个任务的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历史。

当时的上海，既是国民党统治的重要城市，也是共产党的重要地下据点。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双重身份的人物，董健吾成为了最适合这项任务的人选。他的教会背景和显赫的家世，都成为了完美的掩护。

1929年初，董健吾以圣公会牧师的身份重返上海。他在法租界天主教堂附近租下了一座三层洋房，表面上是开办教会学校，实际上却在暗中准备接收这些特殊的＂学生＂。这座洋房经过精心布置，暗设了多处密道和紧急撤离通道。

第一批到达的是李维汉同志的子女。为了确保安全，这些孩子都使用了化名，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入学。董健吾为他们安排了专门的生活区域，还聘请了可靠的教师进行授课。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里成为了一片安全的港湾。

1930年春，一个更为重要的托付降临。经过严密的安排，毛泽东同志的儿子毛岸英被秘密送到了上海。当时的毛岸英年仅八岁，刚经历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为了保护这个特殊的孩子，董健吾采取了更为严密的防范措施。

他将毛岸英安置在洋房的三楼一个隐蔽的房间内，并亲自担任了这个孩子的监护人。为了避免引起怀疑，董健吾对外宣称这是自己在乡下的一个远房侄子。每天清晨，他都会亲自检查房屋周围的情况，确保没有可疑人员出现。

在这座洋房里，董健吾不仅要照顾这些孩子的日常生活，还要负责他们的安全教育。他教会孩子们如何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密道逃生，如何识别可疑人员，以及如何在被盘查时应对。这些看似简单的生存技能，在后来多次帮助这些孩子化险为夷。

1931年夏天，上海的形势日益严峻。国民党特务加强了对教会学校的监视。董健吾发现，经常有可疑人员在学校周围徘徊。为了转移特务的注意力，他特意举办了一系列公开的教会活动，同时秘密安排这些革命后代分批转移。

在转移过程中，董健吾充分利用了上海的地理优势。他借助租界的特殊地位，通过各种巧妙的方式将孩子们送往安全地带。有时是装扮成教会学校组织的郊游活动，有时是假借参加基督教夏令营的名义。每一次转移都经过周密计划，确保万无一失。

这段特殊的托付经历一直持续到1932年初。在这期间，董健吾先后保护了十多位革命领导人的子女。这些孩子后来都平安长大，其中不少人成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者。而董健吾也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

三、危机四伏的地下工作

1932年至1937年间，董健吾在上海开展的地下工作进入了最危险的阶段。这个时期的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布下了天罗地网，而日本间谍机构也在暗中活动。作为一名地下党员，董健吾不得不在多重身份之间周旋。

白天，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牧师，经常出入上海滩的上流社会；夜晚，他则化身为地下党联络员，在租界的各个角落穿梭。他的住所成为了党的秘密联络点，巧妙地利用教会活动作为掩护，为地下党员提供庇护和会面场所。

1933年春，一场惊心动魄的行动在他的协调下展开。当时，一批重要的党内文件需要转移，而国民党特务已经开始对教会进行严密监视。董健吾想出了一个妙计：他组织了一场大型礼拜活动，邀请了众多教友参加。在唱诗和祷告的掩护下，文件被秘密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点。

1934年夏，形势更加严峻。日本特务频繁出入租界，暗中搜集情报。董健吾发现自己被跟踪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反跟踪措施。他时而乘坐电车，时而步行，有时还故意进入拥挤的商场，最终成功甩掉了跟踪者。这样的惊险场面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多次发生。

为了掩护地下工作，董健吾在这期间还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他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为贫困儿童提供免费教育。这所学校不仅成为了党组织发展进步青年的基地，也为地下党员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活动场所。

1935年是最危险的一年。一名被捕的党员在审讯中泄露了一些情况，使得董健吾的处境岌岌可危。面对这种情况，他临危不乱，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他一面组织相关同志转移，一面利用自己在教会中的影响力，成功化解了这次危机。

1936年初，董健吾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建立一个情报网络。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在租界的各个重要场所都安排了线人。这些人有的是码头工人，有的是报社职员，甚至还有在日本领事馆工作的华人。通过这个网络，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得以及时传递给党组织。

这个时期，董健吾还建立了一个特殊的通讯系统。他利用教会的慈善捐款活动作为掩护，在不同的教堂之间建立了联络点。每个联络点都有专门的暗号和接头方式。这个系统不仅确保了情报传递的安全，也为地下党员的活动提供了便利。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上海的局势急转直下。董健吾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利用教会的关系，帮助大批进步人士转移，同时还组织了地下抗日活动。他的住所也成为了抗日救国会的秘密联络处，为支持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段时期，董健吾面临的不仅是敌人的追捕，还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又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每一次的联络、每一次的转移，都可能是一场生死考验。然而，正是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铸就了一位真正的地下工作者。

四、解放后的坎坷命运

1949年上海解放后，董健吾终于可以公开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作为一名老党员，他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并在宗教事务部门担任要职。这个时期，他积极参与宗教团体的改革工作，为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实施做出了贡献。

然而，1951年的一场运动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人举报董健吾曾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联系。这个指控源于他在地下工作期间为掩护身份而不得不与某些国民党人士来往的事实。尽管组织了解他的实际情况，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些解释并不能完全消除疑虑。

1952年春，更大的考验来临。一些人开始质疑他的宗教背景，认为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同时又是牧师。董健吾多次向组织说明这是革命工作需要，是组织安排的身份掩护，但这些解释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并未得到完全理解。

1953年，董健吾被调离原有工作岗位，改任一个普通职位。这一年，他开始整理自己的革命经历，详细记录了那段保护革命领导人子女的历史。他将这些材料整理成册，主动上交给组织，希望通过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录来证明自己的革命立场。

1954年底，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一些曾经被他保护过的革命后代已经长大成人，开始为他说话。特别是当年在他住所避难的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子女，纷纷写信为他作证。这些证词为董健吾澄清了不少误解。

然而，1955年初，一个意外事件再次将他推向风口浪尖。一名被捕的国民党特务在审讯中提到了董健吾的名字，称曾经与他有过接触。这个消息很快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董健吾再次被带走调查。

在审讯室里，董健吾平静地讲述了自己的革命历程。当他说到＂我曾经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时，审讯人员都惊呆了。随后的调查证实了他的话，更多的历史真相被揭开。原来，他不仅保护过毛岸英，还曾经在危急时刻多次转移和保护其他革命领导人的子女。

这次调查实际上成了一次历史清算。大量的档案材料被重新审视，许多老同志也站出来为董健吾作证。组织最终认定，董健吾同志确实是一位隐蔽战线上的老革命，他的特殊经历正是革命事业需要的结果。

1956年初，董健吾终于得到了组织的正式平反。他被恢复了原有职务，并获得了表彰。这一年，他应邀参加了一次特殊的座谈会，会上他详细讲述了那段保护革命后代的历史。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后来被收入党史档案馆，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

但是，文革期间，董健吾再次遭受冲击。他的宗教背景和早年的教会经历又一次成为被批斗的对象。这位老革命再次陷入了困境，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重获安宁。这段经历再次证明，革命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五、晚年的历史见证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这一年，已经83岁高龄的董健吾获得了组织的重新肯定。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专程来到上海，向这位老革命征集历史资料。董健吾将保存多年的日记、照片和文件资料悉数交给了组织。

1979年春，一场特殊的会面在上海举行。当年被董健吾保护过的革命后代，如今都已是国家的重要干部，他们专程来看望这位老人。会面中，这些＂学生＂向董健吾详细介绍了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这次会面被记录在案，成为了党史研究的重要素材。

1980年，董健吾开始系统整理自己的革命经历。他每天工作数小时，将记忆中的细节一一写下。其中最为详细的是1929年至1932年间保护革命领导人子女的经历。他记录了当时的安全布置、转移路线，甚至是为掩护身份而设计的各种细节。

1981年夏天，上海电视台派出摄制组，专门拍摄了一部关于董健吾革命经历的纪录片。摄制组实地走访了当年的地下联络点，拍摄了那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洋房。董健吾带领摄制组重走了当年的地下工作路线，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1982年，董健吾参与了一项重要的口述历史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专家，对他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访谈。这些访谈内容后来被整理成书，成为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在访谈中，董健吾特别强调了地下工作中的一些重要经验，这些经验对后来的党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1983年，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从董健吾家中被发现。这些文物包括当年用于联络的暗号本、假证件以及一些重要的地下党文件。这些实物被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1984年初，董健吾完成了最后一项历史见证工作。他参与编写了一部关于上海地下党史的专著，为这部著作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上海地下党的斗争历史，其中有相当篇幅是根据董健吾的亲身经历整理而成。

1984年秋，董健吾因病住院。在病榻上，他仍然坚持整理革命历史资料。他将自己保存的最后一批文件交给了组织，这些文件包括了一些重要会议的记录和一些革命领导人的亲笔信件。

1985年春，董健吾安详离世，享年90岁。他的一生跨越了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亲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的革命经历，特别是那段保护革命后代的历史，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篇章。上海市档案馆专门设立了＂董健吾档案＂，收藏了这位老革命留下的全部历史资料。

在董健吾去世后，他的故居被辟为纪念馆，那座承载着革命历史的洋房重新向公众开放。每年都有众多党史研究者和青年学生前来参观，了解这段特殊的革命历史。董健吾的革命事迹，也被收入多部党史著作，成为革命历史教育的重要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