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题

撰文|黄大拿

引文：用学术词汇来说，这里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鲜明特点，即法律的伦理化。哪种更好？中国的法律传统是不是被西方带偏了？真是一言难尽。

又见未成年人杀人！

先是陕西神木15岁少女被数名同龄人强迫卖淫后被殴打致死，举国震惊。本号写过这么一篇文章《被同龄人强迫卖淫，神木15岁少女惨遭殴死！这在古代该怎么判？》

这次是湖南少年弑母，事后居然声称“我又没杀别人，我杀的是我妈！”

弑母后的少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又回到了社会，因为他不满12岁，这是法律的规定。

但从舆论反应来看，弑母都没事，不论你年龄几何，显然已大大违背了中国人的普通认知，越过了中国人的情感底线。

为什么会这样？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一

传统法律规定，对尊长犯罪必须罪加一等

传统社会，家族是政治和法律的基本单位。

在这一背景下，子孙本以恭谨孝顺为主，所以对父母有不逊侵犯的行为皆为社会法律所不容。

反映到法律上，不孝遂成为极重大之罪，处罚极重。《孝经》上即说：“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

在上古时代的法律中，已可看出法律对不孝罪的重视。隋朝以后，不孝更成了十恶不赦的重罪。

留意一下不难发现，历代法律对于不孝罪的处治，皆采同一原则即加重主义。

比如，同为骂人，如果挨骂的是常人，很可能不是一个事情，但如果你骂的是父母等尊长，便会进入不孝重罪，在十恶之内。直到清朝法律转型，才由绞立决改为绞监候，惩罚稍稍减轻了一点。

至于骂以上的行为，当然更属于不能容忍的恶逆重罪，早已超过不孝的程度，法律上的处分自然也就更为严厉。

法律上又有关于子孙过失杀伤父母的规定，常人过失杀伤可以以钱赎罪，但子孙过失杀伤尊长则不能赎，且科罪很重，并且趋势是越来越严厉。

唐、宋、明朝法律规定是过失伤者徒刑三年，过失杀者流放三千里，到了清朝乾隆时期，重新定例，过失杀父母、祖父母绞立决，除非有明确的可减一等的情节，才可以改为绞监候，等于从死刑变成了死缓。

清朝的法律史料中记载了这样几个案例：

戴邦稳在草堆内煮饭，不慎，草堆起火燃烧，母戴吴氏因年老不能逃避，被烧死；

崔三同父共锯木板，木身摇动，风势过猛，支架木板之小木滑脱，大木倒下，将父压伤身死；

……

显然，案例中的尊长均死于当事人的过失，但法律最后的判决都是由绞立决改为绞监候。

即使子孙没有直接的过失，但如果尊长是因为子孙而气忿自尽，子孙也逃不了逼死父母的责任。

清朝有这样一个案例：

栗松年因老婆做饭迟延，加以殴骂。母李氏出面喝阻，儿子不听。李氏对儿子不满，欲禀官送究，松年口头央求，李氏不允。随即赴县呈控，回家以后才晓得父母首告忤逆，按法律规定子孙必须谴戍，她但以儿子走了自己无人侍养，又心生追悔，愁急莫释，投井自尽。有司以李氏之死虽非抱忿轻生，但事由于首告究由违犯教令所致，依律拟绞侯。

阅读了上述资料，或有人问：杀死父母等尊长，古代会如何处理？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前面说过，“同为骂人，如果挨骂的是常人，很可能不是一个事情，但如果你骂的是父母等尊长，便会进入不孝重罪，在十恶之内。”同为杀人，如果被杀的是常人，会是个什么结果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如果杀的是父母等尊长，依照“加重主义”的原则，怎么判决还用得着说吗？

假若是未成年人杀父母，同理，先看未成年人杀人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理（具体请参看本号《被同龄人强迫卖淫，神木15岁少女惨遭殴死！这在古代该怎么判？》），再取“加重主义”，就完全清楚了。

二

中国法律传统被西方带偏了？

众所周知，自清末开始，中国法律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反映到家庭中，传统法律赖以建立的身份差异原理被抛弃，男尊女卑、长幼等差原则被平等原则所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祖父母外祖父母之间在法律上的平等共同构建了家庭关系的平等，成为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

这是一种进步的趋势，应该为此叫好。

但因为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

问题太大，此处只讲与少年弑母案有关的小问题。

同为未成年人，同为杀人事件，湖南少年弑母和湖南少年杀死其他人，其中有无区别？

按照现代法律的精神，其中没有区别，被杀的都是自然人。

但看过前述章节之后，人们一定会明白，按照传统法律的精神，这个区别可就太大了！而因为有着性质上的重要区别，处理结果也就迥然不同。

用学术词汇来说，这里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鲜明特点，即法律的伦理化。

这种法律传统的背后其实也有着内在的理路：杀父母肯定比杀他人性质更为恶劣，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敢杀，还能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呢？

哪种更好？中国的法律传统是不是被西方带偏了？真是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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