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西狩吴永:沧海桑田,世事多变(全)

人物图书馆 2024-09-17 09:02:52

前天写了吴永父子,但没写完,本来今天标题应该备注(下),但考虑到这篇文章前后连接紧密,光读下部分,会一头雾水,因此把昨天发的重新整理修改,一起作为一篇发了出来。

读过前文的,直接下滑到第四(或第五)部分接着读即可(第四部加了点内容,但会有点重复)。

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慈禧西逃,路上第一个接待她的知县叫吴永,一锅小米粥,几个鸡蛋,让慈禧非常感动。

吴永后来口述了一本书叫《庚子西狩丛谈》记载了这段历史(有兴趣的可以查看前文)。

在他的自述里,他清廉、善良、耿直,好像没啥缺点,事实真的如此吗?

吴永的儿子是吴宗济,是语言学家,也口述了一本书叫《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本来我看这本书只是为了查资料,后来觉得写得很不错,几乎读完了,里面能够看出吴永的另一面,写得也挺有趣。

从这本书里我们能对吴永有个更全面的认识。

这篇文章是以儿子的角度看吴永的,下文仍旧以第一人称来写,我指的是吴宗济,父亲指的是吴永,母亲指的是盛宣怀的堂妹。

我父亲名吴永(1865—1936年),字渔川。

七八岁已经能诗文,被当地人视为“逸才”(出众的人才)。

15岁,父亲随祖母迁到成都,家境贫寒,没有钱请老师,靠从亲友处借书来读,苦学成才,除经史外,还擅长绘画、音律、刻印等(本文的年龄均为虚岁)。

20岁参投笔从戎,参加中法战争,在军队中做文职。

之后,在长沙靠写字、画画和刻章为生。

郭嵩焘的侄子听说他后,聘请他做文书,至此父亲跟着郭嵩焘研学古文。

(郭嵩焘在少年时就认识曾国藩,后来劝曾国藩出山组建湘军,并作为曾国藩的幕僚,后来办理洋务,出使英国,盛赞英国的民主制度,被国人骂死了。)

23岁,郭嵩焘将其推荐给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曾纪泽担任户部侍郎,继承曾国藩的爵位,他家称为侯爷府。

父亲仍旧做文书工作,写一手好字,还会弹琴,据说能够反弹琵琶。

有一天,曾家二小姐听到了我父亲的琴声,循声找到父亲,看他一表人才,穿戴干净,对父亲心生爱慕。

曾二小姐名叫曾广珣,之前跟随曾纪泽出使英国,思想比较新潮。

很快他们就结婚了,这一年父亲24岁,这是来曾府第二年。

本来有这样的岳父,父亲应该平步青云,但一年后,曾二小姐难产而死,曾纪泽也离开人世。

之后的几年父亲仕途没什么发展,直到1897年,33岁,才补授怀来知县。

(在吴永的自述中,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他跟随李鸿章赴日谈判,担任文员,后来被上司向清廷举荐。)

在庚子事变期间,慈禧仓皇西逃,饥寒交迫,如丧家之犬,父亲忠于职守,尽力安排食宿,因接驾有功,奉命一路跟随到西安。

这期间,慈禧升他为五品知府,后来又赏赐他为道员,这已经是四品了。

但由于父亲不善于钻营,得罪了重臣和太监,在回銮路上,慈禧打发他去广东做道员了。

(道员这个位置不低,相当于副省级,比知府大,一般管几个县或几个府。)

父亲到广东后,地方极力巴结他,还给他送了2个女人,都是寒门女孩,按照当时的规矩只能做妾。

一个女孩去世早,另一个姓苏,我叫她苏姨,她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我大姐。

1905年十月,父亲娶了第三任夫人,是盛宣怀的堂妹,名叫盛翰玉,就是我的生母。

母亲平时喜欢看书,写东西,文笔不错,字也写得很好,嫁给我父亲时她只有16岁,而我父亲已经41岁了。

盛家虽然非常有钱,但害怕树大招风,希望有人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上话,我的母亲相当于是礼物一样,坐着轮船送到广东跟父亲结婚。

第二年,我父亲到山东当道员。

1909年,我在山东济宁出生。

1913年,民国二年,父亲担任胶东观察使(也叫道伊),兼管外交事务,这一年他49岁,我5岁。

(观察使跟前面的道员级别一样,都是管好几个市,职位相当高了。)

(现在烟台栖霞市观里镇的小观村,有一块石碑,碑文的时间落款是民国七年,正文中提到,时任的胶东道尹叫吴永。)

我母亲嫁过来时,家里已经有个苏姨,虽说母亲是正夫人,但年龄太小,之前在盛家又是大小姐,心思单纯,也不会伺候人。

父亲对嫡、庶之分并不看重,他更喜欢姐姐,老是夸她,总是批评哥哥和我。

父亲对我非常严厉,动不动就打我。

我们家里有3块板子,分别3个型号,最薄的有1厘米宽厚,最厚的有3厘米宽,3厘米厚,就看你犯的错误的大小,选择用几号。

我小时候非常调皮,看到火牛阵,就想在猫尾巴上挂着鞭炮,来个火猫阵。点了之后,猫到处乱窜……

然后我被父亲用鸡毛掸子打了一顿。

有一次父亲又夸姐姐批评我,母亲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当时并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母亲把我当出气筒,打给他们看。

母亲生了4个儿子,3个女儿,我是老二。

养7个孩子,非常辛苦,虽然家里有几个佣人,烧饭、洗衣等都有专人负责,小孩吃奶也请了专门的奶妈,但母亲还是非常操劳。

我大约5岁的时候,北洋政府与俄国人签订协议,往西伯利亚派遣劳工,大多都是犯人。

听说那里很苦,去了不一定能回得来,没有人愿意去,所以这些劳工都带上手铐脚镣。

每派出一位劳工,北洋政府得4块钱,我父亲可得一块钱,算是外快吧。

(感觉这些囚犯们等于是被卖了,都得带手铐脚镣了……)

这些劳工出发前要照相备案,我看到冲洗照片全过程,因此对摄影非常感兴趣。

八九岁时,舅舅从上海来,给我带来一部柯达照相机,花5块钱买的。

父亲兼管外交事务,常常要接待洋人,因此衙门里都有洋厨师。

每到这时候,我们孩子们都很开心,因为可以吃到西餐。

我小时候,还见过一张印着秋瑾的明信片,是由秋瑾的好友寄过来的,想求我父亲营救秋瑾。

但秋瑾在绍兴被捕后,只一天就被处死,根本没有救援时间。

有一天,父亲很晚没回家,我就提着灯笼去找,看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握毛笔,冥思苦想。

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家,他指着桌子上的一堆卷宗说:这些是各县报来的死囚案卷,人命关天,一笔下去,就是一条人命啊!

那时候各县处决人犯,都要上报给父亲批准,权力很大,每到这个时候,也是父亲最忙的时候。

1919年,我11岁,母亲去世了,她只活了30多岁。

丧事办得很隆重,停灵七七四十九天,每一七都要搭台撒馒头,每到这时候,很多贫苦邻居家的孩子们都来抢馒头。

这些丢下来的馒头我们都不吃,可我看他们都抢得很开心的样子。

我当时对贫穷没有什么认知,平时也花不到钱,但每到过年都有一块大洋作为压岁钱。

四十九天后,灵柩由轮船,运到湖州,我也跟着去了。

安葬母亲之后,我跟着外婆来到上海,在舅舅家,过了三四年。

我的舅舅名叫盛麟怀,是盛宣怀的堂弟,盛家掌管着招商局,有轮船,又经营者汉阳铁厂等,非常有钱。

我舅舅曾留过洋,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他算得上是赫赫有名的阔少公子了,声色犬马占犬了。

舅舅还曾带我去过风月场所,酒席摆在很大的圆桌上,旁边有风月女子陪着。

他还喜欢打高尔夫球,养赛马,也经常带我去,晚饭后,开着车带我们出去玩。

他还喜欢看戏,为了摆阔,都坐在最后面的包厢里,拿望远镜看。

舅舅有个女儿,非常漂亮可爱,她比我小三四岁,出见面是我十二三岁,她八九岁,我舅舅非常宠爱她。

舅舅和舅妈出去玩,总是带我和小表妹一起去。

私下里我俩经常一起玩,耳鬓厮磨,有说不完的话,但平时接触我连手都不敢碰她一下,现在回忆那时候的日子,心里还是觉得非常甜蜜。(吴宗济口述这话时,大概已经100岁了。)

我们后来差点结婚。

父亲在道伊这个位置上做了10年,期间一共换了6个总统。

1922年,父亲辞职,回到北京,赋闲在家。

1924年,我回到北京,回到父亲身边。

父亲一生攒了七八万块钱,靠着这些钱在北京维持一大家人生活。

母亲故去后,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就是我母亲的亲妹妹,名叫盛端玉,她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1948年冬天,继母乘坐太平轮赴台遇难。)

注:1920年左右,一块大洋的购买力是多少?

这个不好算,而且很多这方面的论文其实都是10年前写的了,还得换算成2024年才行。

最常用的是大米价格。

1921年,一块银元能买30斤优质大米,猪肉8-10斤;工人工资大概9元左右最普遍(1918年,北大图书馆打工8元一个月)。

假如现在优质大米5元一斤,30斤150元,一两银子相当于150元;

猪肉一斤15元,一两银子能卖8-10斤猪肉,相当于120-150元。

从这两点看,兑换还是比较靠谱的,我们再对比下工人工资。

当时工人工资9元,按150元换算,相当于今天1400一个月,虽然这个工资跟现在比有点低得离谱了。

但现在不够花主要因为房价高,其实生活费并不高,如果在民国那个环境下,是可以生存下来的。

所以在1920年,一银元大概相当于现在150元人民币(2024年),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不放心的话,我们再对比下其他研究:

有论文说,1920-1925年1银元,相当于2010年的87-100元人民币。(《百年来中国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变迁》陈明远)

2010年距离现在也已经有14年了,膨胀个50%-100%,也差不多,一块银元兑换150元应该没太大误差。

当然要是按照房价算,差别就很大了,比如当时20元一个月,在北京能够租到8-10间房的四合院。

现在你在北京租四合院,得几万到十几万一个月吧。

当时鲁迅花2块银元,在北京能请客吃饭,点4冷荤,4炒菜,4大碗,1个红烧肘子(或整只鸡),再加一大碗肉汤。

按照150元算,这么一桌才300元,当然跟现在也没法比。

总体而言,根据大米、肉价或工资算相对比较合理吧。

这么换算下来,吴永退休攒了七八万块钱,相当于1000多万,廉不廉洁呢?

我觉得算是廉洁了。

但其实他的资产不只是现金,还有很多书画、印章,那些无法计算,但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下文再说吧。

我家有四个院子,有42间房间。

大哥大学毕业后,父亲花几千块钱,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买下一个摄影社,但他在家呆不住,经常出去吃喝,逛八大胡同。

我上的中学是徐树铮办的,平时很少来,有天傍晚,徐树铮突然来校,给我们学生训话,我作为班长在旁边做记录。

当晚全体学生到火车站为他送行。

半夜,学校突然紧急集合,通知我们徐树铮在廊坊,遇刺身亡。

我们全校师生都为他披麻戴孝。

注:关于刺杀原因,当时媒体的说法是,陆建章的儿子为父报仇。

陆建章故居离我家很近,当地人称为陆将军,我的太爷爷曾在他手下当个小文书,我猜时间应该很短,也很低级的那种,基本不认识。

据我爷爷说,陆将军死时,棺材非常重,麻绳一抬就断,只有我太爷爷纺的麻绳才能抬起来,现在陆将军府还是当地的一个小景点。

太爷爷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小时候有几本他写的字,都是我爷爷冒死留下来的,但不知道珍惜都丢了,现存还有一本,我不轻易拿出来,因为纸张实在太脆了。

后来一般认为是冯玉祥杀的,这里插段题外话,下面接着写正文。

为了证明在上海没有学坏,我读书非常努力,连续两年全班第一,毕业那一年病倒了,没有获得资格留洋。

1928年,我20岁,考上了清华大学,全班90人,我考了19名。

此时的清华名师云集,有朱自清、刘文典、俞平伯、陈寅恪、闻一多等。

在考大学之前的暑假,父亲逼我跟娃娃亲结婚。

我当时非常犹豫,很想跟我表妹结婚,我的舅妈非常喜欢我,但舅舅一直没表态,实际上不太同意。

为了反抗父亲逼我回家成亲,我离家出走,后来阴差阳错,再三纠结之后,选择了跟娃娃亲结婚。

1930年夏天,在清华大学期间,我因肺病休学一年。

当时有最大的两家电影公司,一家叫联华公司,当家明星是阮玲玉,另一家是蝴蝶。

我当时很喜欢摄影,病养好后,我就去联华当摄影师,一位编剧朋友劝我跟他一起搞电影。

我又说服父亲投资5000块钱投资电影,成立联华的分厂,我经营了一年,没有后续资金支持,钱也打了水漂。

期间我们办了电影培训班,班上有个非常刻苦的女学生,就是后来的著名演员白杨,我们拍的一部无声电影名叫《故宫新怨》。

拍电影赔钱后,我只好继续回到清华上学。

1934年,我从清华毕业,一年后我考到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

我跟着赵元任先生到各地调查录音。(赵元任真是奇才,数学、物理、哲学、心理学、音乐,无所不精,还是“中国语言学之父”)。

下图拍摄于1938年7月1日,赵元任先生与四位助手在昆明。从左至右分别为吴宗济、杨时逢、董同龢、赵元任、丁声树。

1936年,父亲在北京去世,享年73岁。

父亲身后没有留下多少财产,我们兄弟分家,大哥分到碑帖、字画等,我主要分书籍,有很多善本书,还有很多是明版书,还有一本金朝的《昭明文选》,我卖掉大部分,给四弟做学费。

还剩几十箱,我带到了南京。

我还分到了百十枚父亲珍藏的名家印章,有很多是寿山、青田石,其中不少有鸡血、田黄等珍贵石料。

最珍贵的还要数郑板桥的一画了,画里的人是我家一位先祖。

注: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吴永资产确实不少,除了七八万块钱外,还剩这么多东西。

他说卖给弟弟做学费卖了大部分,估计至少得几千大洋吧。

还剩这么多书、名画、印章,再加上他大哥的那部分,应该最低值个2-3万块。

但这些东西,差不多一年时间就毁掉大半。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我追随老师赵元任走,向西南撤退。

离开南京之前,我挑选珍贵书籍,打了几十个包裹寄到昆明,剩下大量书籍只好留在南京。

最珍贵的我随身携带,把印章都装在一个皮箱里,还有郑板桥的画、手表、钢笔、狐皮褥子等。

我们坐上车队出发,路上遇到强盗,手表、狐皮褥子等都被抢走了。

他打开我的皮箱,里面都是父亲的珍贵印章,他一看都是破石头,全都倒山沟里去了。

他又看见郑板桥的画,三两下撕碎丢了。在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南京,四十多箱书不知去向,只剩几百本。

但这些书仍旧没有保住,后来某时期,基本就都完了。

1938年1月末,我到达昆明。

1940年,离开昆明,到达桂林。

在桂林,我买了一套小洋房,房子很好。

后来听说是岑春煊的一个儿子,日子过不下去了,才卖的房。

想不到,曾经的风云人物,后人发生这样的事,无巧不成书啊。

这里顺便写写岑春煊跟吴永后来的斗争。

之前写过他俩的矛盾,这里写吴永去广东之后的事,也是出自于《庚子西狩丛谈》,但不是出自于吴永亲口,而是刘治襄自己搜集材料添加进去的。

但真实性也不必怀疑,因为书籍出版前是给吴永看过的,等于得到他的认可了。

当时没写,就打算在这里加上,下文以第三人称写。

吴永到达广东后,很多人就怂恿他花钱活动,否则太后再眷顾也没用。

吴永说:我知道,但贫瘠的地方,养活自己的已不容易,哪有钱去送礼呢?

他们说:这很容易,如果你同意,我等可以出力。

原来,当时各钱庄都很有钱,他们很喜欢这种活动,资助有潜力的人,将来获取高额利息,承诺吴永如果挪用一二十万两,立即就能筹办。

但他都拒绝了。

但一年后,岑春煊突然调到两广总督,真实冤家路窄。

很快,岑春煊一次弹劾了十一个人,把吴永列在首位。

其他人罪名都很重,吴永罪名很轻,仅仅是离职而已。

这种心思很毒辣,故意做给慈禧看,意思是吴永真实罪名很重,但给你面子,特意从轻发落。

慈禧把奏折拿给军机处看,军机处支持处罚。

太后说:吴永这个人很有良心,我想他做宦应该也坏不到哪里去。这份奏折我主张留在宫中,暂时不办,你看如何?

瞿鸿禨说:

吴永的处分本来就很轻,为了一个吴永,把其他罪行严重的人,都不处分,似乎不合体制。

(前文写过,瞿鸿禨在吴永临走时,问他跟荣禄说了啥,吴永说了,瞿听后很不高兴,从此将其视为对方阵营的人。)

慈禧很不高兴地说:

我只知道吴永这个人很有良心,肯定不会错到哪里去,像吴永这样的人,岑春煊都要参劾他,那天下可参劾的人就太多了!

说完慈禧拍了一下桌子,瞿鸿禨再次坚持了几句,态度非常坚定。

太后顿时变了脸色,说:

难道岑春煊说谁不好就是不好了吗?我知道岑春煊的话不一定可靠,我知道吴永是不错的,因此我推测其他人也不一定真的那么坏。

接着她用力连拍了几下桌子,说:

留中,决计留中!我决计留中定了!(留中的意思,就是留在宫中,暂时不处理。)

这事吴永当时不知道,后来回京才知道,吴永为此还刻了一枚印章,印文就是“帝曰汝是忠臣”。

吴永还挺搞笑的。

岑春煊在任两广总督内,弹劾了1400多人,获罪的也有几百人,非但睚眦必报,就连曾经给他恩情的人也不放过。

下面在写点吴宗济的事迹,作为结尾吧。

抗战胜利后,吴宗济被任命负责上海查收敌伪资产,后来1948年,被蒋经国派他秘密查上海的黄金大案。

之所以蒋经国希望他查,估计是因为他家世、同学人脉较广,后来兵荒马乱就没有办。

解放上海时,他抗命留沪。

1955年,吴宗济那个娃娃亲的夫人去世。

然后,他去上海,又见到小表妹和舅母,小表妹仍旧美丽温柔。

他的丈夫看起来像个老实人,大家聊起往事不胜感慨。

舅母私下里,提出希望让女儿跟丈夫离婚,再跟吴宗济结婚。

吴宗济反复思想后,觉得这样对不起她的现任丈夫,最后拒绝了。

由此可见,舅母对他是真爱,另一方面,估计小表妹婚后生活的并不好。

吴宗济留在大陆的下场,不用看你估计也能猜得出来,我就不详细写了。

吴宗济本人说,他对阶级斗争、没收私有财产等观点无法接受。

下图拍摄于1964年,吴宗济在实验室,侧脸看起来有点像陈佩斯。

这些口述时间应该是在2009年左右,吴宗济身体硬朗,直到98岁高龄仍旧从事语音学研究工作。

吴宗济2010年去世,享年101岁。

最后写点总结吧。

先评价下吴永,虽然不是绝对清廉,但也算是不错了。

再看吴宗济,作为富家子弟,在那个时代,上大学期间竟然能拿出5000大洋拍电影,相对于那些在地上捡馒头的穷孩子来说,所见的世面不可同日而语,富人子弟眼界更开阔,更容易有所成就,也更能从容选择自己的天赋行业。

回想起来,吴永接待慈禧开始,到现在两代人一百多年,沧海桑田,人的命运在时代面前多么渺小。

很多文学作品也有类似的构思,但都不太能打动我,我还是更喜欢看着这种真实的历史。

虽然历史在变但人没变,所以历史在有些地方其实也是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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