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身怀六甲的贺子珍突然远走苏联，并说“从此诀别！”

在《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一书中，对于外婆贺子珍在苏联的一段异国生活，孔东梅只用了两个字进行概括：

煎熬！

去到苏联之后不久，她与毛泽东的第6个孩子出生。

可这孩子仅仅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因感染肺炎而夭折。

为了安慰她，毛泽东拜托朱德之女朱敏，将4岁的李敏送往苏联，让她们母女一起也好有个伴。

然而，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物资骤然匮乏，李敏因此大病一场，险些丧命。

为了照顾李敏的身体，贺子珍与她们所在的伊万诺沃市国际儿童院发生了冲突，竟因此被强行送到了精神病院，长达数年之久。

直到1947年，在王稼祥夫妇与罗荣桓夫妇的帮助下，贺子珍才摆脱了这样的异国煎熬，回到祖国。

作为井冈山上的第一位女党员、传奇的“双枪女将”，曾经与毛泽东相濡以沫10年，贺子珍为何突然远走苏联？她与毛泽东的婚姻，又是怎样的缘起缘灭？

1909年，贺子珍出生于江西永新，原名“桂圆”，又名“自珍”。

17岁时，贺子珍从永新女子学校毕业。

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兄妹三人被人称为“永新三贺”，贺子珍更因才貌出众，被当地百姓誉为“永新一枝花”。

1927年秋，年仅18岁的贺子珍参与组织“永新暴动”，之后与哥哥贺敏学一起，跟着部队上了井冈山。

就在这一年的10月，贺子珍见到了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的毛泽东。

二人的初次相识，是一场“英雄识英雄”的会面。

当时，毛泽东率领部队进驻茅坪，威震湘赣边界的袁文才领着一批得力干将前来迎接，其中就包括了贺子珍。

对于毛泽东，贺子珍早有耳闻。

她曾读过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政治周报》，对毛泽东的才华极为敬仰，也对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深感佩服。

当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贺子珍时，毛泽东也是讶叹不已。

他没有想到，这个能在井冈山上叫得出名的人物，原来竟是一个年轻姑娘。

毛泽东穿着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服，头发自然向两边分开，虽因长途行军引得脚疾发作，走路略显不便，但这丝毫掩盖不住他脸上洋溢着的自信从容。

贺子珍秀美清丽，身材匀称，微蹙的两道弯眉下，透出勃勃英气，亦是一个落落大方、热情果敢的女中豪杰。

初次见面，毛泽东与贺子珍都为对方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进驻井冈山之后，袁文才安排毛泽东住进了茅坪袁家附近的八角楼。

当时，贺子珍因患疟疾，也留在了茅坪养病，她与袁文才之妻谢梅香关系融洽，时常会去袁家串门。

因此，毛泽东与贺子珍偶尔也会在袁家附近相遇，见面次数也逐渐多了起来。

不忙的时候，毛泽东会与贺子珍聊聊天，向她请教湘赣边界各县的历史人文、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群众的生活现状与革命形势。

后来，贺子珍被选为前委秘书，搬进了前委机关驻地茅坪攀龙书院居住，帮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协助他在永新、宁冈等地进行社会调查。

1928年2月，为了整理永新、宁冈两县的调查，毛泽东与贺子珍于象山庵开展工作，一个负责整理，一个负责誊写，忙活了好几天，用毛边纸整理出了一寸多厚的调查报告，此即为毛泽东最为珍惜的《井冈山调查》。

一段时间相处下来，毛泽东对贺子珍又多了几分看重。

贺子珍能力很强，也写得一手端正娟秀的好字，工作的时候风风火火、泼辣干练，闲暇的时候谈吐优雅、不失温柔，有一种典型的“刚柔并济”女性气质。

贺子珍对毛泽东的了解，也是加深了许多。

毛泽东的身上，除了广博的知识、刚毅的性格，还有超凡的胆略与远大的抱负。

紧张工作之余，彼此都有好感的两人，也开始了更多交流，他们谈斗争，谈革命，谈生活，谈家庭。

在后来回忆往事的时候，贺子珍说道：“那时候，他并没有骗我，他把杨开慧及几个孩子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有时候毛泽东出门远行，也会到贺子珍的窗外，敲着她的窗户说：“我要走了。”

每当这时候，贺子珍就会将窗户拉开一条缝，回道：“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要对我说？”

两人的感情虽是日益升温，却未涉及到谈婚论嫁，因为两人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毛泽东与杨开慧感情甚笃，并且已经育有3个儿子。

贺子珍虽未婚配，但芳心暗许欧阳洛，他是永新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也是贺子珍的入党介绍人。

然而，世事总有阴差阳错。

毛泽东托人潜回长沙探听消息，却收到了“杨开慧已经牺牲”的假情报，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次极大打击。

因此，袁文才与王佐极力促成毛泽东与贺子珍。

毛泽东率领部队进驻茅坪之后，王佐就对他保持着不冷不热的态度。

王佐的戒心颇重，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相信毛泽东，不相信毛泽东能够率领工农革命军坚持长期斗争，所以他一直都在观察。

几个月下来，袁文才与王佐发现毛泽东确实是一个雄才，故而极力撮合他与贺子珍。

一方面，毛泽东与贺子珍彼此之间有好感，撮合他们，是顺水推舟成全美事。

另一方面，袁文才与王佐觉得应该与毛泽东“联姻”，贺子珍是袁文才的义妹，如果她嫁给了毛泽东，就意味着毛泽东将成为“井冈山女婿”，这样对于大家都有好处。

毛泽东亦深知团结袁、王二人的重要性，这将大大有利于开展湘赣边界的革命武装割据。

看到二人共同保媒，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如果拒绝这桩婚事，或将刺激到袁、王二人，或会使他们对建立罗霄山脉政权、坚持长期斗争的战略规划产生怀疑，不利于开展今后的工作。

考虑了许久，加上他与贺子珍相互也有好感，毛泽东同意了这桩婚事。

1928年5月，毛泽东与贺子珍在象山庵举行婚礼，没有什么仪式，只是袁文才张罗了几道好菜、两壶酒与一些花生糖果，与朱德、陈毅等人一起热闹一下，就算是喝过了喜酒。

就这样，毛泽东与贺子珍走到了一起，开始了他们相濡以沫的10年革命伴侣生涯。

在井冈山的岁月，是极其艰苦的，但对他们二人来说，也是人生中难以忘怀的浪漫时刻。

晚年的时候，贺子珍曾回忆道：“物质生活贫穷，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富有。他博览群书，每到夜深人静，他写得累了，就会给我讲他读过的书，讲他的诗文，他的话将我带入了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常常一个讲，一个听，不知不觉就迎来新的一天。”

从1928年至1937年，毛泽东经历了起起落落，在他最艰难的时期，贺子珍也始终陪伴着他，不离不弃。

对于外公外婆的感情，孔东梅曾说：“外公讲过一句话，说贺子珍跟了他那么多年，受了许多的苦，但却是对他最好的一个女人。”

与毛泽东相濡以沫的10年间，贺子珍诞下3子3女，在极端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努力尽到了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

但也就是在这10年间，在精神与肉体上，贺子珍都承受了太多伤痛。

10年间，她经历了数次至亲骨肉的生离死别，一次次的沉重打击，即便是最为铁石心肠之人，也都难以承受。

长征的时候，贺子珍为了掩护战友，遭敌机轰炸而身受重伤，至1984年离开人世时，她的体内仍留有十余块大小不一的弹片。

而艰苦条件下的频繁生育，也对贺子珍的身体造成了极大伤害。

1937年，延安已经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圣地。

毛泽东肩上的责任愈加重大，在日渐忙碌中，与贺子珍的交流也减少了许多。

而贺子珍身体满是伤病，即便想要多做一些工作，也总觉得力不从心，这也使得她的内心极为失落。

随着大批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涌入延安，贺子珍感觉到自己已然落伍，一向要强干练的她，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危机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与毛泽东之间的夫妻矛盾不由变多，感情渐渐出现了裂缝。

在性情上，毛泽东与贺子珍颇有相似之处，他曾和贺子珍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

毛泽东平时比较温和，可若火气一上来，那也是大得很。

贺子珍更不必说，这可是一个18岁就出来干革命、手持双枪满山追敌的巾帼英雄，性子自然是急躁的。

这样的两个人如果火气都上来了，免不了要大吵一架。

这一次两人吵架的导火索，来自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与她的翻译吴丽丽。

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曾志在回忆录中也有一些记载。

毛泽东与曾志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

1937年8月，一气之下的贺子珍离开了延安，“去治病”，“去学习”，“去休息”。

毛泽东希望贺子珍能够回来，一路托人劝阻挽留，并写了封信让勤务兵送到西安，想将贺子珍接回来。

贺子珍不肯回，又让勤务兵捎回了一方白手绢，上边写着信：“从此诀别！”

原本贺子珍准备先去上海，然“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是去不了了，贺子珍转道兰州、迪化，头也不回地去了苏联。

到达苏联不久，贺子珍生下了幼子，取名为“柳瓦”，可这孩子很快夭折。

孩子的离去，使得贺子珍极为痛楚，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贺子珍伤心至极，每天都去柳瓦的坟上哭，她非常苦恼，毛主席很少写信给她，收到过一封也只有三言两语，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给毛主席写信。我从苏联回国，说可以帮她带信给毛主席，她说不带。”

1939年9月，在贺子珍30岁的这一年，她收到了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转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提出了要终止婚姻关系：“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当时，毛岸英、毛岸青也在苏联东方大学八部学习，贺子珍悉心地照顾他们的生活，但并没有点破自己的身份，她每个月都从自己70卢布的津贴中挤出一部分，给兄弟俩买东西。

1941年底，毛泽东将李敏送到了苏联，贺子珍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在异国他乡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

孔东梅回忆，她曾经读过外婆在晚年时写给外公的信：“那封信很长，看得人心酸，外婆说她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为了养活我妈妈、岸英舅舅、岸青舅舅，她要彻夜编织毛袜子、洗衣服，周末的时候还要去伐木，家里有时连吃的都没有......”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物资更为匮乏，贺子珍的情绪愈加苦闷。

孔东梅说，每当提起这段往事，外婆就会泪流满面，如果问起为何被送往精神病院，外婆总是痛苦地说一句：“我不愿意回忆这些。”

1947年8月，贺子珍带着毛岸青、李敏回到祖国，并于次年在哈尔滨参加全国劳动大会。

1950年，经组织安排，贺子珍离开东北，前往上海，她在哥哥贺敏学家借住。

后来，陈毅元帅离开上海赴京上任，安排贺子珍住进了自己在上海的住所——湖南路262号。

而这期间，只有彭德怀与陈毅前去看望过她。

贺子珍也曾考虑过开始新的生活，她与一位老战友说，自己有两个心愿：“不要因为我曾经做过‘第一夫人’，你们就觉得我与别人不一样；希望能够见一见毛主席，说句话握个手就行。”

但最终，贺子珍还是选择了孑然终老。

而见面的心愿，一直到了1959年在庐山才得以实现。

这是贺子珍与毛泽东分别22年之后，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这一次见面之后，贺子珍对庐山显得格外眷恋，在1962年、1965年、1975年的夏天，她又数次前往庐山休养。

平日里，女儿李敏成为贺子珍与毛泽东之间的沟通桥梁，李敏往返于北京与上海之间，传递消息与礼物。

这些礼物之中，有一方男用真丝旧手绢。

这是当年贺子珍离开延安时，让勤务兵捎回带给毛泽东的那条白手绢，毛泽东又将它交给了贺子珍。

直到贺子珍逝世，在她留下的箱子里面，还保存着这条旧手绢。

贺子珍的晚年，身体一直都不好。

1954年9月，收听毛泽东在一届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录音之后，贺子珍突然晕厥，被紧急送到了上海华东医院。

孔东梅说：“小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犯病’，很久以后才明白，外婆是因为思念外公心切，外公一发表讲话，外婆就会晕过去。外公听到这些消息后，也多次流泪。听说外婆总是生病，外公就写信给妈妈说‘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

1976年9月，在毛泽东弥留之际，李敏赶到了他的身边。

此时毛泽东已经没法讲话，他只是向李敏做了一个手势，以指尖画了一个圆，为此李敏还曾揣摩了很长时间，她猜想这应该是“桂圆”的意思。

而贺子珍的小名，就叫“桂圆”。

但一直到毛泽东逝世，贺子珍都未能去到北京。

1979年6月，在动荡停歇之后，贺子珍被增补为政协委员。

当年的9月3日，距离毛泽东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还有6天，贺子珍乘坐专机抵达北京，这也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去到北京。

9月8日，贺子珍坐在轮椅上，手中紧紧握着一方白色手绢，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前往毛主席纪念堂。

在北大厅，贺子珍献上了一个心形花圈，上边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她在毛泽东白玉坐像旁的一张照片，也成了二人的最后一张“合照”。

1984年4月19日，毛泽东逝世之后的第8年，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骨灰最终安放在了八宝山。

贺子珍的遗物之中，除了一张《革命军人残疾证》，还有十余块嵌在体内50年的弹片，这些沉甸甸的物事，也是贺子珍传奇、坎坷人生的一份见证。

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十年相濡以沫，留下太多撼人心魄的爱情故事。

贺子珍与毛泽东几十年的悲欢离合，也有着太多的伤痛与遗憾。

斯人已逝，但他们的史迹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