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长春城内，纷纷扰扰，如同没了头的苍蝇，我们的故事，也在同时发生着，如同没了头绪一般。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说一说新7军副军长史说了，他和参谋长龙国钧（史说说，一同见郑洞国的还有新38师师长陈鸣人）很快便回到了军部。又马上接到了曾泽生写给李鸿的信，另外还有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以同学名义写给他们的信，委派师政工部主任胡日初送来，史说压抑着心情，委派新38师副师长彭克立先到第60军军部去了一趟，一是探听一下虚实，二是向第60军表明，他们正在想办法，希望双方保持克制，不要开枪。
安排完这一切，史说才拿上几封信去见生病中的军长李鸿，李鸿看了信，默不作声。过了好长时间，才让史说召开一个营长以上人员参加的会议，听听大伙的意见如何办。而这个时候，郑洞国的命令也到了，他们很快便召集了绝大部分营级以上干部，讨论新7军何去何从。
上午10时，全军营级以上的部队长陆续到齐，由史说主持讨论，整个会议闹哄哄的，一开始，便有人主张仍然继续突围，但也有不少人反对突围。主张突围的人提不出很好的理由，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只是主观地认为军人应绝对服从，既然上级命令要突围，下级便应照着做。
而主张不突围的胡士富等人则认为：第一，士兵的体力太弱，部队饥饿将近一年，大多数都是腿脸浮肿，患夜盲病，就是徒手行军，日行也不过四五十里，何况是有严重战斗任务的急行军呢？第二，长春部队退清原、沈阳，但同时清原、沈阳部队又退往山海关，势必由我们担任后卫战，这不明明是为他们替死？第三，一千多户家属及三千伤残病员早应撤退，当时也容易撤退，可是置之不理，今日要我们忍心抛弃他们，这算什么指挥道德？这些人虽说出了平日不敢说的话，可是还不敢提出更进一步的主张。
会议进行了两个钟头，只是彼此争执，得不出一致的意见，也只好暂时休会。史说和龙国钧二人进行了紧急磋商，龙国钧说：“第60军已经起义，新7军军心涣散已经成为事实，突围，是没有希望的事，徒然将全军引入死路罢了。”
史说点了点头，认可了龙国钧的说法，他认为：“第60军的路，我们新7军走不通，如今军长病重，我们两个人的号召力不够，不可能组织新7军全军起义的。如果副总司令能出面领导，我们协助响应，才有可能。否则，难免引起内部残杀，招致全长春市的毁灭啊。”
龙国钧说道：“突围之路，走不通：起义之路，走不好；那我们就走第三条路，全军放下武器，对于少数顽抗者，交由解放军处置。”
史说叹了口气，说道：“看来，这个历史罪过，我们是要担当了，还是争取一下大伙的意见吧。副总司令那里，我还要去一趟，如果他能带这个头，一切事情全都好说了。”于是，二人分头行动起来。
而当史说来到位于原伪满中央银行旧址的第1兵团部时，郑洞国开门见山地问史说：“上面仍令突围，你有何意见？”史说坚定地说道：“突围，不可能了。”而当时，军统局派在长春的松北站站长项迺光，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和蒋介石的两个督察官李克廷、肖树瑶都在座。他们指着史说的面说，把部队拖也要拖到长白山打游击去。史说愤然离座返回军部，会议遂无结果。
以上故事，是拿史说、龙国钧二人回忆录拼凑的结果，而且时间上也对不上号。史说当时说，整个新7军军部都乱作一团，他去找李鸿，李鸿也没有办法，更没有表态。而姚凤翔的回忆文章中，证实了这一点，他当时跑到了军部打探情况，等了一个多小时，除了慌乱与焦急之外，并没有什么人表明态度，更不要说开会了。而史说还说，他是10点见到郑洞国及项迺光等人的，有关这一点，郑洞国并没有提及，他的回忆文章是这样说的。
“当天上午，我召集新编第七军师长以上军官开会，研究今后的行动问题，到会的人哭丧着脸，默默无言。我再三要他们发表意见，只有我的一个老部下，新编第七军暂编第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说：‘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我建议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徐图别策吧。’我只好采纳他的意见。这一天，我感到很彷徨，非常苦闷。对当前局面如何维持，毫无办法，真是度日如年。”
对于第一历史，我们没法还原，对于同一天同一个时间点上的三种不同的说法，我们无法确定谁说的真话，谁说了假话，但所有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因为新7军这块坚冰，已经开始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地破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