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虚老人对刘汝明这个西北军旧部的评价,让大伙笑了一阵子,便如一阵小风过去了。然而,在杨伯涛心中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对于刘汝明、冯治安等人,他虽然谋过面,但了解并不深入。在他心中,一直有一种固定的认知模式,那就是这些人为了自保,而打滑头仗,根本不会老老实实地听校长的话,也和自己的王牌军第18军配合不好,他们从骨子里就没有和校长融为一体,而是两层皮。但是,由于西北军大佬冯玉祥的失势,整个军队便四分五裂、群龙无首了,他们游弋在校长的指挥棒下,和校长貌合神离,在夹缝中寻求一线生机,于是便有了他们充满着私欲的另类忠心。
刘汝明、冯治安这些人,怀着这样可笑而扭曲的忠心是不可能尽全力为校长打好仗的,可自己这样的嫡系部队将领,忠心又是什么呢?杨伯涛扪心自问,终无答案。

杨伯涛感觉到自己的初心,实在太渺小了,自己扛枪打仗,仅仅是因为家里穷,没学可上,在母亲的认可下,进了兵营,为的就是通过自己拼命疆场,混个温饱,孝顺母亲,改变贫穷的家庭面貌。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自己刻苦读书,拼死搏杀,终于实现了出人头地的目的。但,这是忠心吗?
杨伯涛感觉到自己的忠心,实在太渺茫了些,小时候,他感觉到母亲是自己的天,因而决定一生要孝顺母亲;长大了,他又觉得母亲所敬仰的神灵,是自己的庇护者,因而决定一生敬畏于神灵;进了兵营,他觉得长官是自己的生命主宰者,因而他就有意识地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来作为自己的军旅生涯信条;当了军官之后,他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恩人周至柔、胡琏、陈诚等人给的,他要誓死效忠于他的恩人;抗战时,他觉得作为一人中国军人,是要打击侵略者的,这是对国家、对民族的忠心,八年时光,他过得清贫、危难而快活;抗战胜利了,他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可他又离不开部队,因为他是个军人,离开了部队等于失了业,为了不失业,也为了保持妻儿能过上像样的小贵族式的生活,他选择了听校长的话,听长官的话,如同一台杀人的机械而进入战场。
这是忠心吗?杨伯涛质问着自己,然而根本没有答案。在杨伯涛心中,一直有一种坚不可摧的理念,那就是战争是中性的,只不过是政治博弈的副产品罢了。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孰胜孰负,最终都要有胜利的一方负责弥补战争的创伤,负责把被战争摧残的人民拯救出来,负责支撑起国家民族的门面来。而由失败的一方承担战争的责任,也是无疑的了。至于战争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手段,也只是为了各自的胜利而使用的罢了。共产党真的要拿这些事来处罚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而对于黄维所说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式的忠心,杨伯涛又感觉到几分好笑。杨伯涛心想,败军之将,无以言勇,更无以言忠的,你把校长的家底,败了个净光,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忠臣良将吗?历史,属于胜利者的一方,你黄维能有什么清白流芳后世?杨伯涛猛然觉得,黄维就是一个跳梁小丑,可和这个可怜的跳梁小丑相比,自己又是什么呢?
惨淡的光芒,透过铁窗,依旧执拗地照在自己脚头上那几个碗口大小的数字来,突然,杨伯涛心中翻腾起那些可笑的数据来,董汝桂,能承认自己杀过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人员,可谓是独“一”无二;自己身边的覃道善,已经躺在了“三”和“四”之间,应该是“不三不四”;接下来是“人五人六”的侯吉珲;“六六大顺”的王子虚老人;“七上八下”的尹钟岳;“八九不离十”的王元直,“十字路口”的韦镇福;“要一要二”的陈振威。杨伯涛对于自己的想法,感觉到几分可笑,可又觉得,这或许就是天意,连监室里的铺位号码,都在暗示着他们各自的人生。
感叹完自己的“聪慧”,暗笑完他人的“数码”,杨伯涛又紧紧盯着自己脚头上那两个碗口大小的数字,左边是“贰”,右边是“叁”,又是什么意思呢?“接二连三”?“三心二意”?还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只花”?

迷茫中的杨伯涛渐渐入睡了,或许他仍然不知道,他的忠心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