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史说得到一个令他不相信又不得不相信的信息，郑洞国居然自己跑到新7军军部来了，打的旗号是看望李鸿的。史说立即和龙国钧商量道：“中午请他，他不来，现在来干什么？难道这就是杨副参谋长说的面子问题，想让我们把他扣押在这儿，然后……”
龙国钧想了想，说道：“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你见他的时候，项迺光、崔垂言、尚传道等人都在，他不好表达什么；我去见他的时候，李克廷、肖树瑶在，他也只好装作一腔怒火的样子，现在，他身边带的，只有一个杨友梅了，肯定是故意而为之的。”
史说咬了咬了牙，说道：“国钧，不管他想干什么，我们都要争取最好的结果，你在这儿守住，等待杨振汉、姚凤翔的消息，掌握着那几个家伙，不许乱来，我这就到李军长那儿去，会会他，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此时，生病的新7军军长李鸿，已经搬到军部来住了，这里是伪满时期的建筑，比新1军留守处要安全得多。等史说走到李鸿住室时，看到郑洞国正在和李鸿说话，而李鸿的病，这两天已经轻了不少，但他的内心却在一直挣扎着，不愿意出面主持新7军的事，无论是战、是和、是降，都不愿意主持，于是便继续称病不出。故尔，对于郑洞国的问话，李鸿表现出很痛苦的样子，呜啦着。
史说过来，见过了郑洞国，又看了看站在一旁面无表情的杨友梅，心想，郑洞国此行，到底是干什么来了？于是，试探着问了一句：“副总司令，要不要国钧他们过来一下？”
郑洞国根本没有回头，冷冷地说了一声：“算了吧，他躲避我还来不及呢。史副军长，你们新7军的将领们，恐怕没有几个人想见我的吧？”
史说一听，坏了，这一声“史副军长”叫的，两个人生分了许多，自己和龙国钧可是跟着他干过正、副参谋长的，平时相处，随便亲切得很，如今他说出如此讽刺的言语，心里肯定是十分不满的。可事到如今，也只好放手一搏了，于是试探着说道：“他们啊，怕见你挨批评。副总司令，要不，晚上就住在我们这儿吧，弟兄们都挺想念你的。”
没想到，郑洞国如同被马蜂蛰了一下一样，愤怒地转过身去，恨恨地瞪了史说一眼，冲着侄子郑安凡，大声说道：“走！”说完，夺路而出。杨友梅叹了一口气，也跟了出去。
愤愤不平的史说，回到家中，等待着龙国钧的电话，长吁短叹，手脚无措，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在他面前，就是那个《民国日报》的年轻记者杨治兴。
宾主落座，史说心中暗想，这个年轻人可不简单，平常出入郑洞国的办公室，如入无人之境，和郑洞国的侄子郑安凡平常有说有笑，有人说他们是亲戚关系，可能性不是太大，因为这个杨治兴说着一口东北话，是个东北人是足可以肯定的，但他与郑洞国的关系，绝对不一般。是不是解放军那边的人，难说，但绝对不是项迺光的人，也是肯定的。今天贸然来访，肯定会说有关郑洞国本人的事，于是静坐在那里，要听听这位年轻的新闻记者如何说。
果然，杨治兴开门见山地问道：“史副军长，曾军长那里，已经投靠了共军，长春城的一半都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这仗，看来是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啊？”
史说心想，又是老一套，肯定是郑洞国派来，探信的，于是不冷不热地说道：“不能打，是事实，可如果副总司令非让我们打，那我们也只好打下去了，最多，玉石俱焚吗。”
杨治兴笑了起来，说道：“这，肯定不是史副军长内心里的实话，新7军内部，已经很多有要走第60军道路的呼声，我想，史副军长未必没有耳闻吧？”
史说依旧装腔作势地说道：“第60军是第60军，新7军是新7军，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只听副总司令的命令！”
杨治兴似乎并没有理会史说装腔作势的意思，而是单刀直入地问道：“兵临城下，覆亡在即，难道史副军长就没有率领新7军全体将士退出国共内战，与解放军进行停战谈判的意思吗？”
史说被他逼得急了，只得反问一声：“副总司令意下如何？”
杨治兴笑道：“他，早有此意，只不过碍于面子，不便明说罢了。”
史说无语，内心暗想，或许，杨治兴说的，才是郑洞国内心所想啊。
数年之后，史说回忆说：“夜间，在我家里，一个与郑十分接近的新闻记者杨治兴对我讲：‘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你有意率领新七军退出国共间的战斗与解放军商议停战？’我问：‘郑司令官意下如何？’杨答：‘有此意，他不便明说。’我以为这是郑的授意（事实上，那只是杨假传‘圣旨’。一九六二年，我与郑谈起往事，郑说当时他并未与杨谈过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