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惨淡的亮光，透过高高的铁窗，洒落在墙壁上碗口大小的数字之上，整个监室之中的战犯们，似乎都在回味着王子虚老人所讲的故事，感悟着不同的人生际遇，也如同这一个个碗口大小的数字一样，由一个个简单的个体，却能搭配出万千错综复杂、深不可测的群体来。
杨伯涛清楚地记得，那个面目可憎的特务阮成章，跟着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接收大武汉时，他竟然对陈诚说了一句：“我们只接收了武汉这座城市，没有接受人心。”让众人觉得，这个狗特务，有点哗众取宠的意思。然而，陈诚却说阮成章说得好，还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报告给了蒋介石，让蒋介石沉思良久。
杨伯涛清楚地记得，抗战刚刚胜利，重庆统帅部在重庆山洞陆军大学开办将官培训班，他和胡琏、高魁元兴致勃勃地前往受训，然而，他所见到的却是高级将领们之间不停地吃喝招待，打牌跳舞，游览消遣，没有了约束，一个个如脱缰之马过着无拘无束的日子，沾染一些时髦浪漫的色彩。杨伯涛庆幸，自己的生命在部队，如果在繁华大城市长期逗留，肯定也会随波逐流，陷入深渊，以至于堕落下去的。
杨伯涛清楚地记得，他和胡琏一同去拜访胡琏的老乡、学长、恩人关麟征时，被陈诚免了军职在家赋闲的关麟征却感情冲动，愤然说道：“你现在是陈诚手下的红人，还记得我吗？”胡琏无言以对，只好尴尬而退。杨伯涛猛然问自己，杨伯涛又属于谁的人呢？周至柔、彭善、胡琏，还是陈诚？第18军又是谁的部队，陈诚、校长，还是中华民国？
杨伯涛清楚地记得，抗战胜利了，第六战区接收了大武汉，收缴了很多日本人、德国人的房产，部队便留出一部分来，分配给高级将领，郭忏分到了一处两层小楼，转手送给了自己。自己没有任何犹豫地便把妻儿从长沙接来，堂而皇之地住了进去，而且接受了军部送来的一辆明示身份的小轿车，一辆家庭常用的吉普车，新添了一名副官，照顾家人的起居，还增添了厨师、司机、佣人等，使得家里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数人，自己每个月300元的津贴，根本不能养家了。于是，军部经理部便按月支付一些特别津贴出来，自己只要签字认可就行了。杨伯涛曾经不止一次地自我安慰过，我又没有动手贪腐，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主动给的，是我这个师长、副军长应当享受的待遇。
杨伯涛清楚地记得，去年的时候，经理处在自己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又用公款为自己在长沙郊外购置了一座精致的小别墅，让自己在长沙也有了一个家。自己曾经兴致勃勃地在那里住了几日，又开上车子，带上妻儿，如刘邦一般，高喊着大风歌回到老家芷江，大大地风光了一番，而所有的开支，没有一分是自己的津贴。
杨伯涛清楚地记得，当年穿着士兵服装，腰扎一根小皮带，背上背包与士兵一同行军的师长陈诚，也早已用上了美国空运而来的牛奶当早餐了。当年在恩施，为了一顿简单的宴请，大批了自己亲信朱怀冰、樊崧甫的战区长官陈诚，积极推行俭省节约新政的湖北省主席陈诚，也早已开始用大餐招待客人、下属了。在他到重庆学习期间，陈诚招待他的宴席，很多菜他根本见都没有见到过。
杨伯涛清楚地记得，他在参加部队整编会议期间，党国的元老何应钦亲自给他们示范如何用西餐，如何选用西餐所用酒水、菜品，如何注重西餐礼仪了。他同样清楚地记得，自己刚刚被提拔为整编第11师师长时，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一个回教徒，是如何用满汉全席来招待自己、拉拢自己的。
或许，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个表象，是吃吃喝喝，是迎来送往，是九牛一毛，是冰山之一角，然而，却让贫穷人家出身的杨伯涛感觉到不可思议，自己也早已站在了腐败的边缘，而不知不觉。或许，国民党的贪腐，已经深入到骨髓之中了，甚至连他们自己都知道无药可医了。那些大骂国民党贪腐者，又何尝不是贪腐之一员呢。
杨伯涛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用一粒花生米就能下二两酒的樊崧甫，有一次他在上海偶遇了这位陈诚的亲信、旧友，已经决心脱离国民党阵营的樊崧甫，竟然要利用帮会、组织政党，和委员长抗衡了。这个曾经忠于蒋介石、和陈诚走得极近的将领的变化，让杨伯涛同样感觉到不可思议。
杨伯涛的思绪，又回到“好青年”阮成章那张扭曲的脸孔上，抗战胜利之后，陈诚“研究系”特务系统垮台了，张振国、阮成章、刘庄如等主要分子也四分五裂了。好在阮成章为人还算正直，通过郭忏谋取了一个联勤总部武汉被服总厂厂长的职位，前不久在武汉见到他时，他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武汉被服总厂，连购买棉花的钱也没有了，蒋先生的国库，被战争、被美国佬、被各路大员们倒腾一空，见了底，背起了各类不可能还清的债务，这仗，还能打下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