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阿克巴外，其他三位君主的南方政策在背景上还存在一定的继承性。阿克巴通过宗教改革，在莫卧儿帝国确立了普遍宽容的宗教政策，这一宗教政策虽然在广大非莫斯林中间广受欢迎，但却遭到了和阿富汗贵族的强烈反对，因此在内部，他们逐渐开始谋求恢复的独尊地位，君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

贾汗吉尔时期，锡克教古鲁阿尔詹被迫害致死，但有学者却并不认为这是宗教迫害，因为库洛斯王子叛乱时曾得到阿尔詹经济上的资助，因此这更像是对资助叛逆者的惩罚。如果说上述行为不是宗教迫害，那么他在古吉拉特的行为应该算得上是宗教迫害，皇帝将那里的耆那教徒驱逐出国，拆毁他们的庙宇，他们的偶像被扔在清真寺最上面的台阶上，供每天到那里礼拜的人踩踏。

从这一点上看，贾汗吉尔并没有完全继承阿克巴普遍宽容的宗教政策，甚至有了抛弃宗教宽容政策的倾向。如果说贾汗吉尔有了回归伊斯兰正统文化、抛弃普遍宽容的宗教政策的倾向的话，那么，沙·杰汗则把这种倾向变为了现实。

在蓬勃兴起的逊尼派复兴主义运动中，名家辈出，他们的主张在广大的中产生了深远影响。阿克巴普遍宽容的宗教政策在心中或多或少的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因此，为了防止逊尼派教众遭受异端和印度教同化能力的侵害，他们极力强调尊奉法的重要性。在这种影响的不断作用下，沙·杰汗开始把法作为衡量和审查莫卧儿政策的标准，一些作为教规采纳的新政策改变了阿克巴对非实行的自由主义的方针。

1632年，皇帝下令拆除了贝拿勒斯和其统治领域内所有已经开始建造但尚未建成的异教寺庙，据统计，整个贝拿勒斯地区，共有76座寺庙被拆除。在其他地方，虽然没有拆毁寺庙的记录和报道，但无疑这次风波使印度教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次年，他开始实施禁止建造或修缮教堂和神庙的法规。

除此之外，他开始用前所未有的热情来庆祝的节日，例如，为了庆祝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他在皇宫的公共觐见大厅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还为到场的教众信徒颁发赏赐。另外，他重新开始对那些前往圣城朝圣的提供援助，每年都有两艘载着印度朝圣者的船只从古吉拉特的港口驶向阿拉伯，他们的费用则全部由来提供。

毫无疑问，沙杰汗这种宗教政策迎合了广大的愿望，他在心目中的地位会越来越高，他将来的各种行为也就自然不会受到贵族和宗教方面的掣肘。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的这种宗教政策对广大的非会造成极大的创伤，而整个莫卧儿帝国是由和非两类人组成，广大的非也是帝国的子民，这种偏颇的政策无疑会让这两类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严重，帝国内部的离心力会越来越大，国家的统治基础越发的薄弱。

到了奥朗则布统治时期，这一趋势被进一步发展。奥朗则布本是是一个具有严重宗教偏执的人，他先是颁布各种敕令，在行政管理中恢复规则，使人民生活更加符合规则；禁止铸造印有信仰宣示的钱币，以免圣言因非的接触而被亵渎；重申沙·杰汗禁止印度教徒修建新的庙宇的命令。

其后，他又下令拆除所有印度教的学校和寺庙，为了进一步打击印度教徒，他免除了商人的的商品关税和通行税，而广大的非则不再免税的行列。为了达到打击印度教、传播和逼迫印度徒皈依安拉的多重目的，他于1679年开始重新对征收“季兹雅”，即“人头税”。至此，阿克巴所建立起来的普遍宽容的宗教政策被彻底抛弃了。

阿克巴的普遍宽容的宗教政策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他扩大了帝国的统治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征服南方的政策的进行。阿克巴去世后，这一政策被一步步抛弃，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渐渐消失，帝国的统治基础也开始逐渐减弱，帝国在征服南方的进程中除了要面临军事方面的压力，还需要解决宗教上的对立，间接的增加了征服南方的难度。

莫卧儿帝国起源于中亚，其建立者巴布尔征战中亚失败后开始转战南亚，他打败了德里苏丹国的末代统治者，建立莫卧儿王朝。随着其领土的不断扩大，其周边的地方政权也被一个个兼并，其领土也由一座城市开始，慢慢变大，并最终成长为一个几乎囊括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大帝国，这其中每一寸领土的扩张无不是通过征伐来获得。

因此，当他们入主印度后，其扩张的步伐也随之在印度展开，而当中印度和北印度基本统一后，南印度必然成为其扩张道路上的垫脚石。换言之，对南方的征服是其征服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征服政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其次，阿克巴曾经说过，“既为，就应该时刻不忘征略，否则他的敌人就会起兵打他”。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统治者是不允许其周边有独立政权的存在的，因为这些独立政权的存在对自身的发展存在威胁，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帝国扩张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