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山，1930年12月出生，四川乐至人。
1951年3月，杨海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和其他新兵一起在乐至县参加完集训，乘车经绵阳到达陕西省宝鸡市，后乘坐军列到达辽宁省丹东市12军后勤部，在丹东市的一个偏僻农村进行强化训练，主要是战场救护，争取做一名合格的抢救生命的战地卫生战士，同时也学文化知识。
这些新兵都是贫苦农民出身，没有文化知识，家里来封信都要请别人帮忙回信，基本是文盲状态。杨海山和战友们一边强化学习训练，包括包扎伤员、背伤员、抬伤员、运送伤员等战场救护工作，一边也学点文化基本知识，
过了一年多一点，训练结束了，部队接到军部的通知说要尽快入朝参战。教导大队的大队长作战斗动员，让大家做好准备，说是大家经过艰苦训练已经全部合格可以进入战斗了。
准备了两天左右，打扫好民房，就把人员编成5个中队，1个中队100人左右，中队里面再分小队。1952年8月下旬，杨海山随队伍跨过鸭绿江了。
为了防止敌人空袭，每晚夜行军40公里左右。每个班发1个带盖子的钢盆儿，这个钢盆既用来煮饭，也用来打水和洗脸，当时叫“万能盆（锅）”，大概4-5斤重，很牢固结实。这个“锅”谁带呢？就是班里身体最强壮，又乐于吃苦的人来背，当时杨海山就负责带着这口“锅”。
部队还发了军用大衣，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战士们一般穿白色那面，主要因为朝鲜已经开始下雪了，穿白衣可防止行军途中被敌人发现空袭。
天一亮，队伍就开始宿营。宿营地通常选在山区、公路旁边的山沟，或是离公路大约300-500米左右的树林。以班为单位，用自己带的粮食、干粮，一个出一点，自己找水，因为不能有明火，就用很小的火煮点稀饭。每个人 拿碗和勺子舀点喝，再吃点干粮就行了。压缩饼干、咸菜都很硬，黑黢黢的，但有点甜味。
晚上住就坐靠着树干躺一下，因为随时可能要出发，最多就搭个雨衣在身上，但是地上很潮湿。因为这个原因，杨海山后面就得了风湿关节炎，年轻时候还没感觉，上了年纪就痛得很。
一路行军也不安全，美国的军用飞机一直空袭，特别是晚上天上的照明弹、地上的探照灯，照得满天通红，公路两旁炸毁了不少的坦克、汽车，路上到处是弹坑，队伍就只有绕路通行，所以行军很缓慢。
大部队行军人很多，一个接一个，间隔一般一米，稍不注意掉了队就找不到自己的队伍，就只有插到别的队伍里，这样很麻烦，弄不好人家还会以为你是间谍。所以行军途中非常紧张。
战士们的负荷量很重，每个人身上背的基本上都有20-25公斤重的东西。每人发了1支步枪和4个手榴弹、100发子弹，还有4个救急包和3斤干粮，所以很重。但大家身体都还可以，能吃苦，就这样一直走了半个多月，就到了朝鲜前线，到了12军34师101团。
101团有50多个卫生人员，杨海山等5个卫生员分到2营5连。他们到连部报到以后，连长、指导员、排长就来考核，不合格就上不了前线，因为万一在战场上战友负了伤以后你不会抢救不会运送的话，就危及伤员生命。
杨海山表现比较好，大家都争着要，最后把他分到1排，受副排长指挥，副排长是个大学生。
1952年9月8日晚上，杨海山随部队进入战场，参加618战斗。上级提了要求，说卫生员不仅要做抢救工作，有时间还要扛炮弹。炮弹一箱大概是40-50公斤，要扛起来跑步通过150-200米长宽的封锁线，动作一慢就会被敌人发现，就可能牺牲。
杨海山听从指挥，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扛起炮弹气都不喘就跑过去了，每次都是跑在前三五名。
卫生员一般隐蔽在前线阵地，离战场大概还有400-500米的距离。前线打得很激烈，敌人炮弹一响，排长就喊：“卧倒，马上卧倒！”
战场上树桩很多，30-60公分高，树木都被锯了用来作支撑坑道。如果一个不小心，撞在上面就惨了。杨海山就曾一下撞在上面，四颗门牙直接撞掉。他一摸，哎呀，满口是血，但仍坚持下来。
到后面他话都说不出来了，排长问：“杨海山，你咋个捂到嘴巴，脸色也变了？”他说防炮弹的时候四颗门牙被树桩撞掉了。排长表扬他说他确实做到了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咬牙坚持战斗。但杨海山清楚，其实不仅是他如此，他的很多战友都是如此，大家不仅是这样说的，也都是这样做的。
有个刘排长，有40多岁了，敌人的炮弹正好在距他大概3-5米的地方爆炸了，一个炮弹皮把他的手砍断，左手一下就没了，血一直往外泵。杨海山马上就把他拉下来给他包扎，要不然一旦血流过多就很容易危及生命。
可刘排长一把就把刘海山推到了，说：“我左手没得了，我还有右手！”抓起枪又向敌人打过去，还让他不要报告给连长。
但杨海山看到他的血跟水管一样流，几分钟可能就要流完了，马上有牺牲的危险，还是坚持报告给连长，连长过来以后马上把刘排长的枪夺了。
杨海山找了个掩体隐藏下来给他包扎止血，然后。两个战士把他抬下去运走了，最后这个排长立了大功。但他最后回国治疗以后，还是因失血过多，昏迷不醒，并且引发了其他病症。
刘海山回忆时说，自己脑海里总记得他那句“我要继续战斗，我要消灭敌人，你不要向连长报告”，他才是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重伤不下火线”。
到了10月9号晚上，部队又开始进入战斗。
大约8、9点钟，连长下命令匍匐前进，爬到敌人阵地前沿。这时，整个山上炮弹满天飞，尘土嘭嘭往下推，人在那些松土上面走就像踩到雪地，一踩就陷进去40-50公分深。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要匍匐前进注意隐蔽，要不然那个重机枪扫射起来伤亡更大。
大约晚上11点以后，敌人的火力就小一点了。此时，杨海山他们离前沿阵地只有100米左右。连长、排长下达命令，继续匍匐前进。1排3班两个战士轻装上阵，就带了1支步枪、4个手榴弹、100发子弹、一点干粮。离敌人只有二三十米了，连长下达开火命令，枪声一响，3个敌人就被干掉了。
接着就想起敌人重机枪扫射的声音，5连跟敌人交火了。一旦发现敌人的重机枪口位置，5连就用炸药爆破，指定抬头射手（即狙击手）一枪消灭一个敌人，绝不放空枪。整个连队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早上，伤亡很大。
上阵地以前5连是一个加强连，大概200人左右。人多的原因，是因为配备了一个重机枪排、迫击炮排。可到了10号早晨一看，全连200余人大部分都牺牲了，连长点名就剩下25个了。杨海山当时脸也肿了，说话都很困难，又没得药，他也没报告，下战场以后5、6天才弄了点药，才慢慢恢复了。这次战斗，他因为表现比较好，荣立了三等功。
能活下来，杨海山觉得很幸运。他亲眼看到并肩战斗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去。他说，那些在朝鲜牺牲的战友，真的很伟大。
杨海山说，朝鲜战场上很多人得肠胃病，因为总是饱一顿饿一顿的，有时候大米吃完了，就只有烧点开水来喝。送饭的战士要冒着生命危险才能把饭送到阵地，有时被敌人发现被打被炸，人和饭都掉下山去了。大多时候，战士们都处于没得吃也吃不饱的状态，所以很多老战士都得了胃病。
杨海山在朝鲜先后参加了上甘岭战役、金城阻击战等战斗。
部队从朝鲜回来以后驻在浙江金华，军部在杭州，相隔100公里左右。到金华以后，部队就开始修营房，还从其他地方派了技术人员，一边修营房，一边学政治，学习祖国的经济建设规划，因为部队刚从朝鲜回来对国内的发展情况不是很了解。
指导员一个星期给战士们上两次课。杨海山没什么文化，因而学习积极性很高，再加上战场上5个卫生员有3个已经负伤下去了，组织上决定只留下一个，综合各方面就把他提成了班长，
培训结束，部队就把他送到军校去培养。按照文化水平来说，杨海山是不够资格送军校的，但是领导们看他决心很大，最终还是决定送他到军校去培养。这样，他就去了河南陆军学校。
军校分了一、二、三、四大队，一到三大队是培养军事干部的，四大队就是培养政工干部的，杨海山在四大队，后面分到4营3连1排。此时已实行军衔制，杨海山是中士。
经过2年多的培训，杨海山的文化水平也逐步提高，1958年毕业时学校还发了个文凭（当时算中专水平）。
毕业以后，杨海山回到部队就任了副排长。排长是个解放战士（国民党起义部队过来的），杨海山协助他做了很多工作，排长也很感动，觉得他很称职。杨海山也因此慢慢地也学会了组织指挥，也学了党的基本知识、军事常识，承担了很多组织工作。
半年以后他被提拔为82迫击炮连1排排长，又过半年，被提拔为101团2营5连副政治指导员，再后来又调到102团另一个连队去当指导员，成为连队支部书记、营党委委员，半年以后又提升为陆军74师220团3营副政治教导员，之后被提升为营政治教导员、团党委委员（正营级）。
1976年，杨海山转业回到地方。对专业，他没什么思想包袱，一是觉得部队确实也该培养一些年轻干部了，自己也该转业了，二是想到自己到地方上也可以再发挥作用，就服从组织安排回到内江。
1976年3月，杨海山进了西南医疗设备厂。厂里主要生产口腔治疗的医用钳、止血钳、镊子等设备。入厂后，他很快就把一个落后车间变成了先进，被授予流动红旗。
当时他在三车间（锻压车间），后来又把他调去了二车间——装备车间，是个大车间，200多个工人。
他在二车间待了2年以后，又调到4车间，后面又调到设备动力科，劳动人事科。这些部门都比较落后，在他的带动下慢慢地都有很大改观。
他工作的秘诀，就是很注重在年轻工人里培养骨干，培养他们入党，也培养他们当组长、车间主任，担任比较重要的科室的领导。他大约培养了40多名年轻工人入党。这些培养出来的那些年轻人对他也很关心，也很积极协助他工作。
在厂里大概工作了16年左右，1992年杨海山退休。
但是单位又把他请回去，让他改造一下西南医疗器械厂的环境面貌。杨海山就设计种树、维修道路、清理卫生死角等，环境就慢慢更好了。结果退休2年后还被评了先进，受到当时内江市医药管理局的表扬，还给评了个中级职称，说他完全具备这个条件，应该要评。
杨海山高寿，90多岁了还神采奕奕。他说自己能活到这个岁数很幸运，也感到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