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兰，又名陈洁茹，1919年生，四川广元市旺苍县东河镇人，原籍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老地名九字坡。
她是孤儿。12岁时父亲被抓壮丁，逃跑被打死。第二年，母亲因累成疾而死。这一年她13岁。她的家在大山深处，人烟稀少，单家独户格外孤单。说是家，就一破旧草屋，里面除了一口旧锅、几只带缺的碗，床上有条破被，其他一无所有。
1932年，红军来到通江，打土豪分田地闹得轰轰烈烈。陈桂兰看到红军里有与她差不多大的女兵，顿时就有了要当红军的念头，但由于年龄太小，几次报名当兵部队都不要。
1933年2月，张琴秋路过参军报名处，知道她是孤儿后，把她招进来，安排在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某营三连新兵班。班长是王乙香，后改名王定国。
陈桂兰所在的这个班，在成立妇女独立师之后编入了总部的前进剧社，通信员就是武杰。原妇女团的团长政委以及连长指导员都担任了剧社的领导。
剧社有三十多人。她们编导小节目，如快板儿、诗歌、小话剧等，部队行军时，她们就站在路边打着竹板，部队休息时，她们就下到基层连队演小节目，有时还在总部为首长们演出，很受欢迎。
1935年1月，为策应中央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西进。
在备战西渡嘉陵江时，剧社的主要任务，是战前战中的宣传鼓动和战场上的战地救护。红四方面军本有医院卫生所，连队还有卫生员，战斗中地方百姓还组织有担架队。所以让剧社战埸担负救护任务，是这次没让地方百姓组织担架队和救护队。
上面发来一只小药箱，班长王定国把它交给陈桂兰，陈桂兰不懂战地救护，有些担心。王定国：“到时你跟着我，完不成任务我们班共同承担责任就是了，别怕。”
1935年3月，强渡嘉陵江的战役开始，信号弹划破黎明前的夜空。两华里多长的江面上顿时出现了无数只木船、木排、竹排，向西岸急进。
还没过江心，枪炮声大作，有的木排被炮弹击中，木竹散落被江水卷去。
前进剧社的队员们奋力划着桨。一颗炮弹在竹排旁爆炸，巨浪掀翻了竹排。陈桂兰等7人无一会水，都在江中扑腾挣扎。几个男红军战士奋力抢救，把她们重新救上了竹排，
唯独陈桂兰沉进水中，可即便这时她还紧抱着药箱。幸好武杰在再次搜寻中发现了她，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陈桂兰被救上了。但她喝了许多江水，肚子鼓鼓的己在昏迷状态。
大家都有些束手无措。武杰弯下腰喊：“快，把她抬起来，面朝下横担在我的腰上，让她把水吐出来！”大家立刻照办。
由于重力的挤压，陈桂兰腹中的水顺着口鼻哗哗流出来，她终于脱了险。
长征路上，危机重重，比敌人枪炮更可怕的是饥饿。沿途房舍空荡，老百姓把能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前面的部队把沿途能吃的都吃了，后面的部队更难觅食。很多战士饿死在路上，陈桂兰骨瘦如柴，体重还不到25公斤，随时可能倒下。
红四方面军三次穿越草地。陈桂兰不明白为什么要一次次在草地跑来跑去，她知道的就是不停地赶路，因为停下就可能意味着死亡。
剧社多是女孩子，行军又累又困，队伍稍作停顿，就会站着睡着。有时候夜行军，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想睡，等醒来队伍走远了，只得又拼命追赶。
剧团、宣传队更苦。她们要比别人多走几乎一倍的路。行军时，剧团得在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得回过头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红军一双脚板走了两万五千里的，宣传队员走的路程更多了。
西渡嘉陵江后陈桂兰就患上了肠炎，体质虚弱，靠姐妹们的照顾才没有掉队。进入草地以后淋了几次大雨，就发起高烧，走路头重脚轻，晃忽悠悠。其他人的情况好不了多少，全班速度很慢，没几天她们就掉了队，与大部队的距离越来越大。
草地是个阴森的大泥潭，又一场大雨过后，有段路失去了路标，也不见脚印。陈桂兰飘然失足陷下去了，武杰急忙伸手，可怎么也够不着。陈桂兰哭喊着挣扎，越掙扎越下陷，眼见已淹没了小半个身子。武杰急中生智伸过去一根棍子，众姐妹合力将陈桂兰拖了上来。
陈桂兰流着眼泪，脸色苍白地躺在草地上。过了好一阵，王定国过来问：“还能走吗？”陈桂兰说：“能，我能走。”说完就站起来挪着沉重的双腿往前走了几步，但摇晃得厉害。王定国赶紧回头去叫两个女战友扶着她继续前走。
不知经过几多危险，这群女战士终于坚持下来，走出了草地。1936年10月，她们终于跟随队伍到达甘肃会宁，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10月下旬，前进剧社随部队西征，向河西走廊挺进。
过黄河以后，前进剧社扩大为剧团，有干部战士八九十人，隶属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宣传部长是刘瑞龙。
陈桂兰等人接受总部命令，到二十里铺准备慰问红九军在古浪战斗中负伤的伤病员。
1936年12月5日清晨5点钟，剧团人员和九军派来的几名保卫人员一行从县城出发，冒着隆冬和早晨的严寒徒步行走，到达目的地时已经8点钟左右。不巧，因敌情变化军部已经转移。
大家正在踌躇，忽发现数里外大道上尘土飞扬，敌人的骑兵赶来了。大家调头朝西跑了一华里路，见一个大土围子就闯了进去。这个围子是郭家下磨庄，老百姓已外出躲避了。
一部分人用杂物堵塞门洞，一部分人爬上房顶，占据庄门门墩，控制碉楼和庄墙，在庄墙顶部四周的围裙墙上整理射击垛口。马步芳一百师的马步銮骑兵团（黑马队）向围子涌来。用步、机枪朝庄墙垛口射击，还有一门炮也向庄内打。
大家解下裹腿带拧搓成一根绳子，从10多米高的围子上吊下去一个男同志。他爬过外围子墙，穿过围子南边的一块树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时近黄昏，敌人用密集火力朝庄内扫射。七八个敌人爬上了围子东面的一棵十五六米高的大杨树，居高临下朝庄内射击。正在屋顶指挥的指导员廖赤健中弹牺牲。战士们满腔怒火，奋起反击，把树上的敌人统统打了下去。
敌人再不敢上树了，但火力更加凶猛，发起一次次进攻。剧团政委易维精、团长周汝功，副团长汪贤巨、导演任弼璜（任弼时兄长）等十多人相继牺牲，还有不少人负了伤。
整整一天，大家滴水未喝粒米未进牙，仍顽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活着的人都滚打成土人，唯有两只眼睛滚动有神。由于干部和年龄大一点的战士都牺牲了，弹药消耗殆尽，队伍无力突围。
剧团人员准备坚守到天黑以后再想办法。大家把武器砸折，分散埋了，只留些长矛、马刀、木棍，又搜集砖块、石头、瓦片和敌人拼杀。
但夜幕拉下时，敌人用汽油、柴火烧开了庄门。前进剧团剩下的五、六十人寡不敌众，全部被俘。
杀人成性的马步芳认为“剧社有用，留着不杀”。陈桂兰等姐妹和众多的被俘红军都被关押青海西宁集中营。
这个集中营四面环山，高墙紧围，墙上电网层层，岗哨密布，看守十分严密。监舍中央是操场，操场的南面有路通往围墙外的出口，出口有一巨大而沉重的铁门。这个集中营内关押了近千名被俘的红军官，有敌一个营看守。
看守大部分是马步芳的人，极其反动凶残。监狱长由蒋介石专门从南京派来，受军局直接指挥。俘虏的处置均由军统和马步芳掌握。被俘人员进集中营后，都要被轮翻过堂审训，审讯手段凶残。几个月下来，虽然皮开肉绽，但剧团姐妹意志坚定，没有人出卖同志或自首变节。
1937年春天，陈桂兰、王定国和剧社其他成员、被俘红军官兵等80多人被押解到张掖敌三〇〇旅旅部，由敌旅长韩起功监管，一面受敌监视和奴役，一面充当临时的演员。这80多人中，有张琴秋、刘瑞龙、魏传统、陈淑娥、王定国、孙桂英等。
被俘之后陈桂兰等人便使用化名，张琴秋自称苟秀英，陈桂兰自称陈洁茹，孙桂英自称刘慧敏，徐世淑自称徐春芳，蔡德珍（贞）自称万秀芬，只有王定国没有隐瞒真实姓名。当时红军中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都没有暴露身份。
被俘女红军编了一部分到敌人新剧团。其中有陈桂兰、刘明清、黄光秀、党文秀、陈淑娥、王定国、孙桂英、罗秀英、秋秀英、秦云杰、苟先珍、张琴秋等30多人。在新剧团，她们自己做饭，自己管伙食。每天都是杂面（青稞、豆面）糊糊，也没有菜。不仅生活不好，还经常挨打受骂。大家想了不少方法同马匪作斗争。
韩起功的这个剧社在形式上跟红军剧社没有太多的区别，除编排一些古装戏曲等小型节目之外，也演一些带有抗日性质、为国民政府歌功颂德的节目，但内容丝毫不得涉及共产党。
马匪让大家跳舞唱歌，但没有人教，仍让被俘女红军跳红军的舞，把红军的歌改几个字，用原来的曲调唱。红军有一首歌歌词是“鼓声咚咚，红旗飘飘”，马匪把“红旗”二字改为“国旗”，但大家仍继续唱“红旗飘飘”。有时敌人不注意，就过去了，有时听出来了，就把她们打一顿。
中统局属下的蓝衣社在上海十分猖狂，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剧团人员就编了几句顺口溜来骂，并当成歌来唱：蓝衣社不要脸，端着中统局的讨饭碗；给根骨头和剩饭，摇着尾巴喜上天。
一天，陈桂兰在屋子里清唱，王定国等人都跟着唱了起来，被少校参谋保存勋知道了。保某认为是孙桂英带头唱的，打了孙桂英一记耳光，把孙桂英关厕所，其余的人统统关禁闭，饿了她们两天饭！
两天后，王定国、陈桂兰等人被放了出来，孙桂英仍被锁在臭气熏天的厕所里，每天还要接受审训，饥饿、皮鞭把她折磨得都瘦了一大圈。审训中她只有两句话：“我恨蓝衣社，歌词是我编的。”后来，混在司令部参谋处当勤务兵的武杰知道情况后，悄悄把孙桂英放了出来。当然，武杰也被关了3天禁闭。
党组织一直在开展对她们的营救。她们刚刚被俘关押在东十里铺一座庙里时，总部给马元海去了信，要求释放她们，但马不干，后又以俘虏的敌工兵营为条件交换，马元海也不干。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党中央在兰州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由谢觉哉出任党代表。
谢觉哉一到兰州便着手进行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工作。受谢觉哉委托，传教士、医生高金城来到张掖，开设了一所福音医院，为我党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提供掩护。接着，高金城以医院救护伤员任务重为由，亲自出面向敌旅长韩起功借出王定国、陈桂兰等7名红军剧社人员到医院当护士。
在高金城的帮助下，王定国等立即开展秘密接应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工作，福音堂医院也成为张掖县秘密党支部的秘密联络点。由于营救活动引起敌人的怀疑，张琴秋、王定国、武杰等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党组织决定安排她们立即转移。
1937年9月在秘密党支部的帮助下，王定国逃去了兰州，后成为谢觉哉的夫人。张琴秋化名苟秀英，本被王定国等人掩护在剧社当炊事员，后来由于叛徒告密，被押送到南京，经周恩来营救才返回延安。武杰，在地下党帮助下也千辛万苦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遗憾的是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救出去的被俘人员，从此沦落天涯，生死茫茫。
孙桂英被押到甘州，敌参谋罗平见她长得好看，想占为己有。韩起功却要把她给回族人，孙桂英不同意，于是韩借口送她去凉州在路上杀掉。陈淑娥，从剧社押解到青海后，被马步芳的总指挥马元海一眼看中，要去做了小老婆。蔡德贞，韩起功先是威逼她和手下军官张水清结婚，后又把她卖给回民阿訇。
陈桂兰，被韩起功逼迫嫁给手下参谋保存勋，先后居住青海格尔木、西宁市雷鸣寺街。后生育一女一子。保存勋，1908生，青海乐都人，抗战胜利后曾任青海团管区司令，1949年10月在青海投诚，1950年被枪毙。
1950年，陈桂兰带着一对儿女，回通江、广元生活。后来跟随丈夫王持山定居旺苍县东河镇老城，1958年生育一女。从此，她一直背着“国民党反动派太太”“特嫌”的身份，更名陈洁茹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1982年，旺苍县开始全面落实在乡老红军、西路红军和流落红军等政策，陈洁茹因无明确人证、物证，一次次申诉一次次失望。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电视上看见了王定国出现在1983年国务院的元旦节团拜会上。她马上找人四处联系，可一直没有消息。
又一个偶然的机会，原铁道兵副司令员徐斌知道陈桂兰在到处打听王乙香和武杰的消息，他不知道王乙香就是王定国，但是他却了解武杰的情况。抗美援朝时，他们都在一个师，武杰任师政委，他当副师长。
武杰知道消息后，马上与王定国联系。
1985年初，王定国第一次看到陈桂兰写的信件时，心情从惊喜到严峻再到愤怒。她把信重重地拍在案桌：“这事早就该落实了，咋现在还搁置不理？这不是把中央政策当儿戏嘛！！为什么不派人来找我为人家作证！说无人可证实她的问题，这简直就是个托词！”
对陈桂兰的那段历史，王定国是清楚的，她不是变节投敌的那一类。其实，在落实国务院这项政策的过程中，王定国和武杰曾经分别以个人和组织的名义，向甘肃、青海等地去信函查找过陈桂兰，但都无下落。他们还以为，这个同过生死患难的姐妹不在人世了呢。
由于王定国和武杰的证明，陈桂兰的历史问题很快得到澄清，被认定为红军流落人员。
陈桂兰自从知道武杰和王定国还活着，就强烈渴望着，生前一定能和这些老战友见上一面。
她的这个心愿最终还是实现了。
1985年5月的一天，武杰在考察中遭遇车祸，伤势严重住进了北京三零一医院。病中的他很想见见老战友陈桂兰。武杰的妻子想法和陈桂兰取得了联系。
陈桂兰马上踏上了进京的旅途。
两天后，她到了北京，先去了王定国那里。两个同生死的老人热烈地拥抱，谁都不肯先松开手，眼泪相互滴落在对方的肩头上，把衣服都印湿了一片。
两人上午谈下午说，话怎么也说不完。王定国叫来了照像师，为她俩拍下了相识以来唯一的一张珍贵的合影像片。陈桂兰惦记着在医院的武杰，要去探视，却被王定国挽留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陈桂兰来到医院。坐在轮椅上的武杰目不转睛地直视着向他走来的陈桂兰，陈桂兰也一直盯着她没有出声。
妻子指着指着陈桂兰说道：“不认识了啊？她就是你念叨了多年的陈桂兰呀。”其实两人都知道对面是谁。他们都变了，又都没变。
武杰把一只手向陈桂兰伸过去：“你好吗？欢迎你来北京，感谢你来看我。”陈桂兰弯下腰双手握住他的手，说：“好，好，还好，你好些了吧？”
然后，俩人一个半躺卧在病床上，一个坐在床前的椅子上，像兄妹一样谈得热烈，回忆和怀念把他们紧紧牵连在一起。因为主治医生的再三催促，俩人的谈话才被迫终止。
陈桂兰要走了。她说：“好啦，很高兴见到了你，也见到了王定国，我死了也瞑目了。将来有机会，我还要来看你们。再见……”但这个机会没有了，这成了他们的最后一面。
1989年3月，武杰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武杰，原四川巴中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原解放军总参军务部副部长。
1992年4月5日，陈桂兰在旺苍县老城家中逝世，享年73岁。
1992年12月24日，王定国和徐斌来到旺苍。王定国一走进文昌宫对面的王家大院，就激动地指着正屋对随同人员说：“那是徐向前住的。”又指着右侧的偏屋说：“我就住在这里。”他们比导游更熟悉当年“红军城”的情况，
她对陪同人员说，在你们这里我还有一个战友叫陈桂兰，可惜她已经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