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成都
何嘉谟，1900年生，四川营山县福源乡人，又名何肇禹。其父何羽仪，膝下六子，何嘉谟排行老二，小名叫二丙子。
1913年何羽仪任川军第2师某部营长，驻成都城北凤凰山。何嘉谟考入文庙西街南城小学校。该校是当时成都最有名的新式学校之一，校长刘子立是留日归国学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后何嘉谟考入文庙前街联合中学校，1918年中学毕业后又考入华西协合大学。
“五·四”运动爆发，何嘉谟受新思潮影响，决定放弃在华西协合大学的学业，改考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对此，其父何羽仪十分支持。
1919年7月，位于爵版街的成都第二届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开学。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抵制日货异常激烈。学生们在紧张学习中，还要走出校门宣传抗日爱国和检查日本货的工作。
当时昌福馆内有一家书店，出售有关新文化、新思潮的书籍和报刊，如《新青年》《湘江评论》《少年中国》等刊物，介绍有关五四运动、十月革命的情况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及批判等文章，对学生的思想起到很大的启发作用。
何嘉谟深受这些新思想的影响，思想变得较为激进。此时，四川有两个影响的组织，其中一个是“劳人会”，又名“劳人团”，提倡‘劳工神圣’，学习进步书刊，参加进步活动，是当时成都的进步社团之一。何嘉谟是该组织的创立成员之一。
“劳人会”的全体成员均赴法勤工俭学，大多数人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许多人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0年夏，成都第二届留法勤工俭学班的学生完成学业，经法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法语口试及体格检查后，录取了70余人。但四川省政府却一改旅费补助的规定，要求留法学生自筹旅费。学校规定每人应筹足300元，至少也要200元，何嘉谟得到父亲支持，因而不用为经费分心。
1920年10月5日，何嘉谟与40多位同学，雇了3只木船，由成都外东望江楼出发，顺江而下，到重庆改乘轮船。因长江沿线战乱不断，他们用了2个月时间才到上海。
1920年12月下旬，何嘉谟等乘法国“智利”货轮离开上海，船票连伙食费共为110元。驻法国公使陈篆也同乘该船赴法国就任。
船到达巴黎后，中国公使馆与法国当局联系，将这些学生分散安排到巴黎附近的多个工厂当工人。何嘉谟先在一家工厂做打杂工，尔后在一个染织厂做印染工。在巴黎附近大约住了1年，后考入法国一所纺织专门学校。
何嘉谟一边到工厂劳动，一边在学校学习。法国工厂的劳动条件极差，工人的劳动强度很大，他要背运沉重的钢板，还经常要泡在水里劳动。因超强度劳动，何嘉谟瘦弱的身体受到极大伤害，肺上出现炎症，从此落下病根。
由于病情不断加重，既无钱在法国治病，也无力继续读书深造，在留法同学和父亲的帮助下，何嘉谟于1923年底回到国内。
回国后，何嘉谟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书，并与中共四川组织取得联系，成为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他积极引导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陈同生（营山人，解放后曾任上海市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在《不倒的红旗》记载：“一次何大哥讲了如何争取民主的问题。他说：在法国，群众是相信自己力量的，尤其是无产阶级。在我们中国，人民觉悟不高，很多人还不相信自己，迷信、偏见，并且愚昧……我们还得做启蒙的工作。孙中山闹了一辈子革命，临死前才明白‘必须唤起民众’。我们靠什么，主要靠民众。”
在何嘉谟的引导下，陈同生等一批进步青年加入了共青团，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四弟何翔迥，亦在其引导和介绍下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CY），成为高师附中CY的负责人。
何嘉谟同时受聘为四川督理府秘书。他看到成都这个西南大都会没有一丝现代化气象，交通运输工具只有轿子和黄包车，连一辆汽车都没有，极力说服父亲投资创办汽车公司，开拓成都的现代化城市公共交通事业。
何羽仪出面办理相关手续。何嘉谟与好友天全商人胡又新集资10万元筹建华达汽车公司，公司以何羽仪为董事长，胡又新为经理，何嘉谟为协理，租借遂宁布匹商人刘万和之子刘牍斋的房子为公司办公场所。
何嘉谟前往上海，四处奔走了解汽车行情，与相关商人洽谈。1924年底，他买到福特汽车7部，将其分拆包装，由长江轮船运输至宜宾，再以木船经岷江、府河运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河边起岸，用人力车把部件搬运至公司所在地。
何嘉谟同时从上海请来两位技师。7辆汽车很快组装好。1925年1月，四川第一家现代公共汽车公司正式宣告成立，揭开了成都城市交通现代化的序幕。
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却出现有车无路可行的局面。汽车在要成都街面行驶，需要得到时任四川军务督办杨森批准。何嘉谟名义上是该督署秘书，故当公司提出申请时，杨森表面也极力支持，但却只允许两部汽车在通惠门到宝荣庵城墙边非常短的路段行驶，以便赶青羊宫花会的人坐坐。
因为道路质量极差，公共汽车在路上行驶尘土飞扬，引起行人极度不满。加之在青羊宫附近载人的鸡公车和溜溜马的生意因此减少，车主们非常不满，四处起哄，甚至拦阻汽车，一些守旧者四处煽风点火，并请出五老七贤公开反对。杨森遂不准公司汽车在这段路上营运。
后经四川军务督办署协调，暂时允许汽车在城内行驶载客，以老西门经西大街、长顺街、祠堂街、西御街、东御街、上东大街、中东大街、下东大街至东门城门洞为主要路线，沿途设站卖票。
但这些街道全是石板路，路窄，行人多，公司汽车运行了1个多月，某天因撞伤1人，引起舆论哗然。五老七贤又大声疾呼：“不准铁老虎吃人。”阻止汽车在成都城区街道行驶成为一股强大暗流，迫使杨森下令禁止汽车在城区行驶。华达公司遂被迫退出城市公共交通运输。
其时成都至新津段的公路修成，华达公司向督理署申请在这段公路上行驶，此时杨森已被被邓锡侯等赶出成都。新任督办遂同意该公司在缴纳一定费用之后，可在成新段公路进行商业营运。但此时公司已严重亏损重，只得转让他人。1926年，四川历史上第一家现代公共汽车公司就此关闭并结束其使命。
何嘉谟去上海买汽车时，看到上海城区的自行车非常流行，买了30部德国飞马牌自行车。但当时的成都市民对于这种新式交通工具缺乏认识，因而30辆自行车没有卖脱1辆。无奈之下，只好把30辆自行车全部运至西门同仁路支矶石公园内，开了一家自行车出租行。前来学车者如云，不数月，全部自行车都摔得破烂不堪，最后只好折本关闭了结。
1927年，何嘉谟曾被委派为府河船捐局局长，然不久因政局变化又被解职。
何嘉谟极力想实业救国，希望发挥所学的纺织染织专业知识，在成都创办一家有500绽子的纱厂。但华达汽车公司严重亏本之后，家中已无钱办厂，而要通过社会集资也非易事，因而创办纱厂之事仅为计划，成为他终身憾事之一。
1926年4月，中国共产党成都特别支部正式组建，特支书记刘愿庵，有党员17人，何嘉谟、李静轩等9人编为城区小组。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推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1925年，共产党员吴玉章以国民党中央党务筹备员的身份，回川筹建国民党四川党部，陈紫舆和杨伯谦受吴委托，在成都筹建国民党临时市党部。
1926年春，国民党成都党部建立后，建立了由5人组成的市党部宣传委员会，由何家谟负责。
何嘉谟利用自己公开的身份，积极参与中共成都特支领导的群众运动，并以宣传委员的身份指导成都各区分部的宣传工作。
据何翔迥回忆：1946年，共产党员杨伯恺和其妻危淑元遭到特务追捕，杨与何嘉谟在法国时都是共产党员，又是同乡，故在危急之中找到何翔迥请求帮助。何翔迥时任川康绥靖公署办公室主任，虽知杨伯恺为共产党员，但坚信二哥的朋友是好人，毅然安排杨夫妻二人在何家居住长达1年之久。
另据何嘉谟二女何浙君回忆：“我小的时候，父亲每年至少去上海一次，他的遗物最多的是书籍，有当时杨伯恺等写的辨证唯物论等，也有最劣等的纸印的《新青年》，有国际歌等。常来我家的有杨（伯恺）、车（耀先）、周（季衡）等伯父。另有在东门街开阳春医院的黄伯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何嘉谟因有多种社会关系掩护，故而未遭毒手。他从未公开申明退党，也未告密任何人，而是潜伏下来等待黎明到来。但当1937年中共成都组织重新建立并恢复活动时，何嘉谟已因病撒手人寰。
1930年，何嘉谟被四川省政府委任为懋功县县长。
该县有马鞍桥横跨抚边河，清代为木桥，但到民国时破损，行人无法过往。何嘉谟上任后，为解决当地人出行，即四处募集资金。1932年，抚边河铁索桥建成，两岸均建有桥头堡。西北岸桥头堡门额上嵌有一石匾，匾中正楷阴刻“伏龙”二字，并题记“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吉旦，现任懋功县长何家漠督修告竣”。
何嘉谟在懋功时十分勤政。懋功县交通极为不便，经济十分落后。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何嘉谟进行了一些重点调查工作，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致使身染重病，不得不于1933年请假返成都就医。
经医生检查，所患之病为脊椎类疾病，脊背发炎出脓，后查明为恶性肿瘤，实为肺癌转移引起病变，经多方医药治疗并无好转。时何翔迥在绵阳驻军，曾多次将何嘉谟接到绵阳，请当地名医治疗，但均束手无策，医药枉效，故病情不断加重。
1937年8月2日何嘉谟病逝于槐树街家中，年方37岁。何嘉谟的去世，给父母以沉重打击，全家上下悲痛异常。后由三弟何德勋护送其灵柩，抬回营山县福源乡何家沟对面的何家山上安葬。
1951年土改时，何德俭、何嘉谟、何嘉猷三兄弟坟墓被土改工作队队长夏某某派人夷为平地，何嘉谟的坟墓曾被破坟开棺，取走金戒指。据当时在现场的人说，棺上有一“共”字，不知何意。现在当地人提及此事，仍诧异惊愕。
其今已80余岁的子侄回忆此事，何嘉谟临终前嘱家人在其棺木上刻一“共”字，昭示他生前是共产党员，死后仍是共产党员。
何嘉谟有三女。长女系第一任妻子所生，名何铁君，后嫁与空军中尉周学春，周后去台湾，官至空军中将、台湾“国防部”常务次长。
其他两女系第二任妻子龚孟淑所生。一名何浙君，为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成员，后曾任峨边县政协副秘书长。一名何华君，中国农业银行乐山市分行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