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清帝国真的需要十个盛宣怀？

撰文|黄大拿&编辑|王心

引文：官商混合的盛宣怀，正是时代和特殊国情相互酝酿下的蛋。只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蛋的味道似乎还不算太坏。

在依靠法治和市场解决问题成为习惯之前，很容易催生游走于政经两道的两栖人物。

晚清著名的“官商”如盛宣怀、郑观应等人，他们至今犹为国人津津乐道，也产生了许多奇异的故事。不少故事的真实性其实已经无从验证。

这不奇怪，权力与资本的恩怨纠葛向来符合公众的想象，也正是因为缺乏实证诱发了公众好奇的心理，描写权力与资本恩怨纠葛的官场小说也才会大行其道。

当年盛宣怀、郑观应在官场商界风生水起，但其结局并不美妙。于几派政治力量的夹缝中生存，没有高超的技巧断乎不可，盛、郑二人虽然堪称人中龙凤，也一度取得巨大成功，可最后还是不得不黯然退场。

郑观应卷入权力争斗，吃了莫名其妙的官司，财产被追偿，1922年5月，当时年81岁的郑观应病逝于上海提蓝桥之招商公学宿舍内时，这位一度为招商局、开平煤矿粤局、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著名洋务派企业总办的商界奇才，居然四壁萧然。

而盛宣怀则由于主持铁路国有政策，引发四川保路运动，被寻求最后一线生机的清廷当作替罪羊彻底抛弃……

一

“假如中国有十个盛宣怀……”

如题的这个关于盛宣怀的设问，正是盛宣怀本人提出来的。

1910年，清宣统二年，也就是清王朝倒台前两年，盛宣怀在给山东巡抚孙宝琦的信中提出了这个问题：

“（攻击我的人）至责其化私意而出公理。其所谓私者，创轮船与各洋商争航路；开电政阻英、丹海线不准越中国海面；建纱布厂以吸收洋纱洋布之利；造京汉以交通南北干路；恢张汉冶萍，以收钢铁权利；他人坐享海关道大俸大禄贻之子孙，我则首先入股冒奇险而成兹数事。私乎公乎？……试问天下有十个盛杏荪（盛宣怀字杏荪），实业便有数十件。可惜天下人才莫不鉴其吃亏，苦太甚，俱各援以为戒，竟无一人肯步其后尘！”

这是一封牢骚满腹的信，所谓“化私意而出公理”，是指在攻击者眼里，盛宣怀完全是在“假公济私”。

这也是一封大摆功劳的信，“创轮船”，是指创办和主持轮船招商局，“开电政”，是指经营电报局，“建纱布厂”，是指在盛宣怀总管纺织局的时候，大建纱厂扭转了纺织业的颓势，“造京汉”，是指督办铁路总公司，修建北京卢沟桥至武汉铁路，打通南北干线；“恢张汉冶萍”，是指组合“汉冶萍”这样一个煤、铁企业联合的大公司，挽回了中国利权……这些无一不是盛宣怀在近代史上书写的大手笔。

当然这更是一封狂妄到了极点的信，中国如果有十个人像我盛某这样，会如何呢？可惜没有啊……

盛宣怀有没有这样狂妄的本钱？

盛宣怀，字杏荪，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今常州市）人。他生于1844年，这一年恰好是鸦片战争后《中英江宁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的时刻，似乎已在预示，急剧变革的社会，可能会给盛宣怀这一代人带来与先辈们不太一样的人生际遇。

成年后的盛宣怀，果然没重复“学而优则仕”这条旧式士子的老路。他1866年在童子试中考上了秀才，对后面的科举考试便不再热心，三应乡试落弟，连举人的功名都没捞得一个，“遂绝意科举”。

盛宣怀在功名上的淡泊，与他父亲有关。其父盛康，虽然中过进士，曾以布政使衔任湖北盐法武昌道，算是“副省级”干部，却注重经世济用之学，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一书，时常勉励儿子致力于“有用之学”。

盛康对儿子的影响，不仅在于其对学问的态度，更在于他的人际关系网给儿子打开了向上的通道。

1870年，盛宣怀经人推荐进入正在陕西“剿回”的李鸿章幕府，李鸿章与盛康早有旧交，是盛宣怀的“父执”辈，一见这位“世侄”，十分喜欢，即委派为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相当于今日之机要秘书，日日随侍在自己左右。

盛宣怀与李鸿章搭上关系，于其人生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认识相对清醒的李鸿章，这时正在大兴洋务，而盛宣怀正好在这一方面表现了突出才干。陈寅恪先生的父亲、著名诗人陈三立给盛宣怀作墓志铭时，于李、盛之关系一语揭破：

“时文忠（李鸿章之谥号）为直隶总督，务输海国新法，图富强，尤重外交、兵备。公则议辅以路、矿、电线、航船诸大端为立国之要，与文忠意合。”

“意合”云云，正是指在兴办洋务的要害问题上，李、盛二人观念、主张一致。李鸿章幕府有很多人才，而要论到办实业这种中国昔未曾有的大事，综合比较见识、才能与人脉，盛宣怀当为首屈一指。李鸿章不大力倚重他，还能用谁呢？

所以，一方面，李鸿章不断地培养和历练盛宣怀在兴建洋务工业企业方面的能力，甚至连其生活小节也要关心，另一方面，更不断地提携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李鸿章不但褒奖盛宣怀“心地忠实，才识宏通”，更认为其“经办各事，皆国家富强要政”，为清王朝“不可少之人”。

二

走出盛宣怀式困局，才会有现代企业家

盛宣怀的事业发展远非一帆风顺，明里上条陈向朝廷弹劾他的，暗里下绊脚排挤、倾陷他的，不一而足，但他终能化险为夷，就是因为他身后有李鸿章这棵大树。

可以说，没有李鸿章，就没有作为大官僚兼大实业家的盛宣怀。于是，我们对盛宣怀的狂妄不禁有点小小的腹非了：你狂妄什么呢？你能脱尽“因人成事”的嫌疑吗？如果没有李鸿章始终给你罩着，如果你没有大大小小的红顶子，你那些拿来显摆的实业又会如何？

但细细思量，这种非议对盛宣怀来说又很不公平。因为这种“因人成事”、“政商两栖”是时代和国情所铸就的，不宜由个人来负责任。

在盛宣怀所处的时代，官督商办这种特殊的体制决定了，你要想在实业上展示身手，就必须有官方的身份；大清王朝的国情又决定了，一个只顾埋头办厂、做生意，不关心政治，没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和后台的商贾，早晚会被人算计，玩完的。

在一个主要资源均为官方所控制，民间社会发育不充分的地方，包括商人在内的任何群体对官场产生强烈的依赖性和依附性，又有什么奇怪？

官场上，盛宣怀从一个幕僚起步，直到荣膺邮传部尚书，成为省部级高官；商场上，清末最著名的各大企业、金融机构均为其所控制。中国固多“红顶商人”，但像他这样非拥虚衔，而具官场实职的大商人，同时官又当得这么大的，则别无分号。

官商混合的盛宣怀，正是时代和特殊国情相互酝酿下的蛋。只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蛋的味道似乎还不算太坏。

以盛宣怀的本意，大概还是倾向于做一个纵横捭阖的大商人的。他在兴办实业伊始，就对李鸿章恳切陈词：“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

在他看来，中国积弱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可是商人在中国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实非他盛宣怀一人能够改变，他只有顺应这一现实，依靠背后的大树和脑上的“红顶子”兴办自己最感兴趣的实业。

他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曾向人坦陈：“目下留此一官，内可以条陈时事，外可以维护实业”，真是左右逢源。

我们指出盛宣怀的“因人成事”，同时也应注意他在经营实业方面的高人一等处。

晚清洋务派所办实业大多成效不佳，实由于在官督商办这种畸形的体制之下，往往不按经济规律办事，长官意志盛行。而盛宣怀则是比较重视经济规律者。

汉阳铁厂系好大喜功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张氏之所以把铁厂选在本身并不产煤的汉阳，据说是希望坐在武昌的总督衙门里就能看到汉阳的烟囱里冒烟。

对此盛宣怀据理力争，认为炼铁厂设在汉阳，与原料燃料距离太远，人为加大了成本，“必不能敌洋料”，建议“及早改归商办，就大冶江边设炉开炼，以就煤铁”，并自信地说，“将来综计运费成本孰糜孰省，当以刍献为不谬也”。但自负的张之洞哪里听得进去呢？结果汉阳铁厂空有东亚第一的规模，投产即巨亏，最后还是盛宣怀出面收拾了乱摊子。

盛宣怀1916年4月27日在上海病逝，终年73岁。

盛宣怀辞世之日，尽管因其股份，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和一些纺织厂仍有一定话语权，但他仰仗官威、官势，辛苦搭建、自己具备绝对控制权的商业帝国毕竟已是流水落花。

那么在盛宣怀之后的大商人是否就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身份纯粹起来？不可能。土壤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盛宣怀问：假如中国有十个盛宣怀……其实我倒希望中国不要有盛宣怀，一个也不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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