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宏喜

周恩来参观柬埔寨国家博物馆

通过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新中国和周恩来的名声远播天下。但就外交来说，参加国际会议仅是外交的一种而已，大量的本国与他国之间存在的问题要靠双边交往来解决，发展与他国特别是与大国、邻国的正常和友好关系，以保证本国在本地区和在全世界应有的地位，为本国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以此获取和维护本国利益。周恩来兼任共和国首任外长，考虑和搞好国家的外交自然是责无旁贷的，而到其他国家访问，首先是到周边的亚洲国家访问，开展双边外交，是其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

于是，周恩来从1956年11月开始，集中安排了一次访问亚洲国家的行程。原计划是先后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锡兰（今斯里兰卡），但在印度时收到中央转来的苏联邀请周恩来访苏和关于访问波兰的电报，决定推迟对阿富汗、尼泊尔、锡兰的访问，先访问苏联、波兰，后来又加上了匈牙利。从1956年11月18日起，中间回北京几日，到1957年2月5日归来，共访问11国，整个行程70余天，行程约5.4万公里，也就是说十万八千里。

1956年11月18日，周恩来访问越南。在越南，周恩来受到了热烈欢迎。中越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欢迎场面可以说是万众欢呼，掌声雷动。特别是与胡志明相见，那是老战友、老兄弟，热烈拥抱。周恩来说：“我愿意提出保证，中国永远遵守五项原则，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这样来增强各国的友谊和加强各国之间的团结。”

11月22日，周恩来访问柬埔寨。那时两国还没有建交，可是仅有30万人口的金边，竟有10万人走出家门欢迎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给柬埔寨代表的印象太深刻了。在万隆会议上，柬埔寨代表西哈努克说：“周恩来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西哈努克报告了他的国王父亲。国王苏拉玛里特给予周恩来最热情的欢迎。双方谈的重点是华侨问题，因为在500万柬埔寨居民中有30万华侨，而且在城市中的华侨常常集中居住，少有同当地人结婚。华侨的生活常常要比当地人好，经济实力较强，引起当地人不少想法。周恩来对主人说：“华侨在柬埔寨应遵守当地法律和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可以使华侨慢慢同化，参加柬埔寨的大家庭；华侨和华侨子女应学习柬文与柬语；鼓励华侨对柬建设投资，在人力、物力两方面对柬埔寨作出贡献。”国王和西哈努克听了很高兴。1958年7月19日，两国建交。

1956年11月28日，周恩来开始访问印度，停的时间长，走的地方多，走遍了印度东西南北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周恩来在印议会发表了讲话，对议员们说：“中国人民深深知道，要搞好建设，就像尼赫鲁总理所说‘和平是一种绝对的必需品’。”“对中国人民来说，没有比和平更可贵的了。”

周恩来对中印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给予高度评价，说：“历史将要证明：一切违反五项原则，企图把一方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的做法，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最后都会是行不通的。只有实行五项原则，才能符合我们时代的要求。”议员们多次热情地敲桌子（有些国家有这样的习惯，人们以敲桌子代替鼓掌），表示赞同，气氛热烈。这次访问，周恩来与尼赫鲁的六次会谈大多能谈得来，即使尼赫鲁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看法与周恩来不同，也没有影响会谈的友好气氛。通过这次访问，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巩固和发展。周恩来去印度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动员在那里的达赖回国，经过三次谈话，从各方面讲清了道理，达赖按周恩来的要求回国了。班禅也在印度，周恩来同他会谈后，他也回国了。

12月10日，周恩来飞往缅甸。这是他第三次访缅了。周恩来说：我们两国的确是山连山，水连水，地理上把我们连在一起，边界不能够把我们的友谊分开。联欢活动对推动两国边民的友好，对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外交形式可以说是一种创新，被周恩来称为“串亲戚”，体现了国家领导人的亲民作风。

这次访缅，把警卫人员弄得很紧张。那时边境尚不安定，有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有次两国总理一高兴，临时决定乘船游湖。谁知找来的小船质量不高，到湖心漏水，船工只能自己往外淘水。就这样折腾了3小时，警卫人员紧张得不得了，可周恩来总是沉着地安慰大家。

在仰光与吴巴瑞总理的会谈免不了谈中国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华侨问题、革命输出问题。周恩来说，中国在这些问题上说话是算数的。前任总理吴努曾对周恩来说：“缅甸的人口只有1800万，而中国的云南省就有1600万至2000万，因此缅甸的人口只及中国的一省。缅甸对于中国是有一些恐惧的，希望中国尊重缅甸的领土完整，请阁下原谅我们这种恐惧。”经周恩来多次与吴努交往交谈，他理解了中国。新任总理吴巴瑞表现出同样的担忧，周恩来又不厌其烦地做工作，表明中国不会利用华侨做对所在国不利的事情，不会输出革命，不会搞大国沙文主义。

周恩来这次访缅再次给缅甸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吴巴瑞总理说，“周恩来总理对缅甸的友好访问，为中缅友谊大厦增添了另一根支柱”，“这个大厦是按照五项原则建造的，而周恩来总理是这些原则的主要建筑师之一”。

12月20日，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这是他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在亚非会议上，巴基斯坦参加了受美国影响而提出的“九国提案”，因为那时它是美国操纵的东南亚条约和巴格达条约成员之一。周恩来很快发现巴基斯坦是可以争取和团结的，所以当耿飚出使巴基斯坦时，周恩来找他研究如何做好巴的工作。耿飚说，周总理“不因为当时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而疏远巴基斯坦，也不因为巴基斯坦是两个反共反华国际组织的成员而排斥它；相反，他多次同巴方领导人会见，体谅巴的处境，实事求是，推心置腹，坦诚相待。由于周总理的耐心工作，我国在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同巴基斯坦的关系也得到很大发展”。

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巴基斯坦受到了热烈欢迎。东巴基斯坦首席部长拉赫曼说，为中国总理举行的这次欢迎会，是他的同胞“自从独立以来为任何外国客人所举行过的最盛大的一次”。

周恩来说，他访巴的目的一是寻求友谊，二是寻求知识，三是寻求和平。苏拉瓦底总理向周恩来保证不参加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在相互关系上，巴不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同意万隆十项原则。周恩来说，这就是两国的共同点。

大批外国记者追问周恩来对敏感的“克什米尔问题”有何看法，周恩来说：这是印巴分治时英国分而治之的结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正在研究阶段，在中国有这样一个原则，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是“希望看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和睦相处，并且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执”。

一路上，西方记者向周恩来提出一系列尖锐、敏感、刁钻的问题，周恩来一一应对，对答如流，无懈可击。

之后，无论巴领导人怎样变换，对华友好始终如一。现在巴成为我国的铁杆朋友，被称为“巴铁”。习近平主席访巴时，两国建立了“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前所未有。今天两国关系发展得如此友好，就是从周恩来时期开始打下的基础。

12月30日结束访巴后本应接着访问阿富汗，但苏联的赫鲁晓夫希望周恩来能访问苏联，因为发生了“波匈事件”。波兰也邀请周恩来访问，匈牙利更希望周恩来去访问。这样周恩来二访印度后就回到北京，然后去了苏、波、匈。

赫鲁晓夫捅出了大娄子

所谓“波匈事件”，其实是赫鲁晓夫捅出来的娄子。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结束前夕的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突然作了4个半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苏联何以立足？社会主义阵营怎能不乱？波兰、匈牙利首先出现了政治动荡。赫鲁晓夫面对波、匈动乱慌了神儿，采取高压手段直至出动苏联军队，结果越弄越糟，这才想起来向毛泽东求救，请求派周恩来去一趟。

周恩来是如何处事的

面对美国发起并带领西方国家大搞的冷战，苏联也只能对着干，中国更没有别的选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周恩来是如何处事的呢？

周恩来先到苏联与赫鲁晓夫等主要领导人会谈。他首先着重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世界求和，长期防御”的世界战略方针。

毛泽东提出的“世界求和，长期防御”的世界战略方针，体现在1954年10月毛泽东对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他同尼赫鲁进行了四次会谈。10月23日，毛泽东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还有一条经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防御者胜利，进攻者失败。第一次大战中，德国军队在西边打到巴黎，在东边几乎打到彼得格勒，但是结果进攻者还是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进攻者，德国、意大利、日本也都失败了。而防御的一方取得了胜利，虽然在防御这一方面的一些国家被战争削弱了，例如英国、法国。”

10月26日，毛泽东说：“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由此我们需要朋友。”

“波匈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搞大国沙文主义引起的，两国多年以来就积累了对苏的不满情绪，斯大林在世时威望高镇得住，赫鲁晓夫没有什么威望，却突然把斯大林否定掉，不引起动乱才怪呢！

周恩来告诫赫鲁晓夫对美国的渗透和反革命的叛乱不能放任，不能摇摆不定，该出手时要出手。当时中共中央认为，波兰发生骚乱只是他们党内的不同意见，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赫鲁晓夫竟想对波兰动武。可匈牙利真的发生了反革命叛乱时，赫鲁晓夫又犹豫不决，他这个人忽冷忽热，忽左忽右，全凭脑子一时冲动办事。

最后，周恩来表示，愿意帮助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的领导人一起坐下来好好谈谈。他同时接受邀请，去波、匈继续做工作。

周恩来出席波兰领导人举行的欢迎宴会

1957年1月11日至16日，周恩来访问波兰。波兰对苏联的意见不小。周恩来一方面对他们表示理解，该肯定的地方给予肯定，该支持的地方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劝说他们要以大局为重。周恩来说：“尽管与苏联的关系中有很多问题，可总的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不平等。但是，与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带头作用这点比较起来，那都是第二位了。”“目前承认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很重要，这样才能更有力地与敌人进行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相互往来、商量，增进相互信任团结。”周恩来还访问了波兰的几个地方。《周恩来传》说：那几天，尽管下着雪，人们还是万人空巷地出来欢迎。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家喻户晓的古老歌曲《让他在我们中间活一百年》。周恩来后来说：“这种景象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周恩来原无计划到匈牙利访问，赫鲁晓夫希望他去一趟帮助缓和苏匈关系。匈牙利听到周恩来要来，立即派总理卡达尔秘密飞往莫斯科见周恩来。卡达尔说：“我们认为周恩来同志访匈是很好的，在国内和国际上加强我们政府的地位方面是会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的。因此，哪怕是去访问两个钟头也是好的。这次能去布达佩斯一天，我们是很高兴的。”

1月16日，周恩来访匈。当时布达佩斯很混乱，周恩来是冒着很大危险的。国内对周恩来的安全很担心，要求驻匈大使郝德青每两个小时向国内报告一次情况。周恩来的住处外面停着苏联坦克。下午，周恩来出席了动乱后匈牙利举行的第一次群众性集会，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充分肯定“匈牙利人民对反革命阴谋进行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意义”，表示“六万万中国人民支持匈牙利人民的斗争”。讲话赢得了1500名代表的热烈掌声。周恩来晚上与匈领导人会谈直到深夜，连使馆人员给他送来的鸡汤面都没有时间吃一口。1月17日，周恩来回到莫斯科，休息后再次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两次会谈都发生了不少争论。

经过这次访问，周恩来对形势发展趋向的看法是十分清醒的。1月24日，他给中央写了报告，对苏共、赫鲁晓夫等评价说：

他们常常把苏共党的利益同各兄弟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常常把个人领导的利益同党的利益对立起来， 常常把苏联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样就使得他们常常主观地、 片面地、冲动地设想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能客观地、全面地、冷静地把上述两方面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样他们即使纠正了一个错误也不能保证不犯另一个错误。他们即使有时承认这是自己的错误，也只是为着应付一时，而非彻底的觉悟。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

我曾经两次向他提出“担心”的问题，比如兵临华沙实行威胁，这显然是武力干涉兄弟国家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而非镇压反革命。这种严重错误他曾经承认过，甚至就在这一次谈话中他们也承认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是不许可的。但是，他们却又狡辩这不是错误。关于批判斯大林问题，赫鲁晓夫只承认秘密报告是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作的，未能作全面分析，更未考虑到报告泄密的后果。还承认后来虽然做了一些补救工作，但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当我们对斯大林全面分析提到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等问题时，他们屡次都不愿接触。

在国际问题上，我觉得他们考虑或者应付具体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虽然在会晤过程中，我曾经两次提出讨论国际局势和我们提出的战略方针，但是几乎都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另一方面，在策略问题上由于原则性不够明确，故有时灵活无边，常常不能通过具体策略的正确运用去圆满地实现总的战略方针。我感觉这里更主要的是他们缺乏对于局势的好坏两种估计，缺乏辩证观点，所以在国际事务中也常有发生使人担心的事件的可能。一方面他们领导人中有些唯我独尊、利令智昏，既缺乏远见，又不懂人情世故，一年来虽然碰了不少钉子，但是受益还不大； 另一方面，他们却也有时表现信心不足，内心有些恐惧，所以在对外事务中和兄弟党的关系中常常采取一些吓人的手段。他们同我们谈话中有时也谈些真心话，但是就是不肯放下架子。 总结一句：我觉得对他们不做工作已经势在不许，但是又绝对不能求成太急。因此，恐非有计划有步骤长期而耐心地进行这个工作不可。

中国的努力和周恩来的这次出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团结又稳定了一个时期。周恩来的此次出访苏、波、匈，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

1957年1月19日，周恩来飞抵阿富汗访问，25日访问尼泊尔，31日访问锡兰。周恩来连续出访，很是疲倦，可这3个国家无不热情欢迎周恩来，把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阿富汗首相达乌德说，周恩来是在“人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感觉需要国际友好和谅解这样一个时期来进行访问的”，他钦佩中国，尤其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采取的政策。

周恩来到访尼泊尔时，欢迎的群众越聚越多，有的站在树木和房顶上，身着盛装的妇女向周恩来撒鲜花，并按尼泊尔的风俗撒朱砂粉。周恩来与尼泊尔总理阿查里雅从头到脚都被朱砂粉染红了。周恩来为何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呢？阿查里雅说周恩来是他的朋友，这次来访将大大有助于两国之间的友谊和亲善精神的发展。

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说，周恩来的到来“正是在极其需要大家为解决世界纠纷而贡献力量的时候”。2月4日是锡兰国庆日，周恩来在庆祝大会上讲话时，恰逢大雨，有人为周恩来打伞，周恩来予以拒绝，他要与人民一样在雨中讲话。锡兰的一位高僧走上讲台，尊敬地称他是“中国的英雄”。

除对周恩来个人的好感外，更重要的是，当中国这个大国对这些小国家平等友好时，他们都对新中国充满感谢和期待，希望新中国的出现给本地区和他们的国家带来福音。

周恩来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政策与立场，也虚心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诚恳地表现出“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的态度。周恩来说：“现在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满意地说，我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2月13日，周恩来结束访问回到北京的第二天说：“在亚洲看到人民普遍强烈地要求和平和友好，因为亚洲国家的遭遇相同，都要求取得民族独立，需要和平环境发展自己的国家。所以亚洲人民见面分外亲热，这点使我们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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