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1661年—1722年在位）是清朝第四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虽然是承平之君，但庙号却为“圣祖”，可见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执政61年间，康熙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亲征噶尔丹、挫败沙俄侵略军，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标榜仁政，经济上休养生息，永不加赋，开创康乾盛世的宏伟局面，被尊称为千古一帝，为后世赞颂。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仁爱之君，背后却隐藏着暴力残酷的统治手段，以至于当我们了解他的所作所为后，很难将其与仁慈博爱沾边。

康熙在1661年继位后的十年里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太平。

继位之初由于年龄太小 朝政被辅政大臣鳌拜把持，皇权几乎被架空，1669年康熙联合近侍大臣索额图先发制人，于内廷智擒鳌拜，得以实现亲政。

然而没多久，盘踞云南、贵州的平西王吴三桂就打出“兴明讨虏”的旗号，伙同定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于1673年起兵造反。

此时的清廷虽已统一大陆，但前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后有八旗子弟跑马圈地，所以民族矛盾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汉人对满洲贵族阶级的不满与日俱增。

因此，当吴三桂举起反清旗帜，前明皇室、台湾郑经集团，以及部分汉人官员、农民都迅速做出反应。

不到半年时间，云南、贵州、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陕西、湖北、河南等地纷纷沦陷，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吴三桂手中。

康熙通过分化力量孤立吴三桂，并对其他反叛者实行招抚，终于经过八年时间平定三藩之乱。

平定三藩在历史上被认为具有维护国家统一，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然而正史却掩盖了清廷在平叛中的暴行，据《清史稿.王骘传》记载:

“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疮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由于四川是最早跟随吴三桂起兵的省份之一，所以清军对当地展开报复，报复的手段就是屠城，原本人口稠密的四川被屠杀到荒芜百里的程度，人口数量少到不足其他省份一个县。

不仅是四川，其他地区也遭受类似厄运，比如江西百姓遭受屠戮的数量就不少，当时的浏阳县知县曹鼎新说:

“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

当然，清廷屠杀汉人不是什么新鲜事，从皇太极入侵中原，到顺治时期在江阴、嘉定、扬州制造的屠杀惨案，再到平定三藩，这种残酷的传统一直保留下来。

康熙标榜自己为仁爱之君，但骨子里却依然保留满洲军事贵族的狠辣残忍，并默许一幕幕屠戮杀害的发生，可以说，清军对江南百姓惊人的屠杀与康熙脱不了干系。

平定三藩后，康熙把收复台湾提上日程，康熙命郑氏集团降将施琅率水军2万人，战船230余艘，横渡台湾海峡，并在澎湖击败郑氏集团将领刘国轩的水军主力。

清军占领澎湖后，郑氏已无力抵抗，只得投降，结束了在台湾的22年统治，而台湾也正式成为清朝领土的一部分，因此收复台湾成为康熙为后世赞颂的伟大功绩。

但光荣的背后却也隐藏着不可言状的黑暗，这一情况就是臭名昭著的，带有孤立主义的海禁政策。

关于海禁，早在顺治时期就已实行，不过早期的海禁带有明显的军事目的，康熙继位后，为防御郑成功进攻，将沿海居民迁入内地100里，禁止出海捕鱼和贸易。

在迁界过程中，康熙展现了非常暴力的一面，将界外地区房屋全部拆毁，耕种田地全部毁坏。

同时他给了时限三天的迁界令，必须做到“尽夷其地，空其人”，违抗者杀无赦，闽粤地区一时间哀鸿遍野，田地荒芜，商贾绝迹。

史料记载:

“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迁界过程中，仅粤东八郡死亡人数便达数十万，而被迁百姓有数百万，抛荒田地共530万亩，饿死病死，不计其数。

好端端富庶的闽粤沿海被折腾成了无人区，搬迁结束后，原住民人口仅剩十之二三，就连《清圣祖实录》也不得不承认:

“迁移之民，尽失其业。”

此政策直到1684年收复台湾后才有所松动，因此，在这之后的三十年里，沿海居民才得以重返故土，对外贸易逐渐活跃起来，贸易总量一度恢复至明朝中后期。

不过1716年康熙再次实行海禁，禁止南洋贸易，使本来繁荣的对外贸易再次萎缩凋零，沿海经济日趋萧条，以至于四五千金建造的大船，任其腐烂在船坞港口。

当然，最受苦的莫过于沿海百姓，好不容易恢复了一点生机，可一夜之间再度破产，大批生活无着的穷民被迫逃亡海上，或铤而走险，落草为寇。

从国家层面上，康熙的海禁使中国失去了对外贸易的最后机遇,已经成长的手工业生产再被打断，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在摇篮中。

同时中国的与世隔绝，导致与西方科学的交流失之交臂，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文字狱在历朝历代时有发生，不过以清朝最为严重，满洲贵族集团为了打击异己分子，镇压对自己统治不利的思想言论，文字狱案件可谓翻了花样的玩。

顺治时期文字狱不过7起，到康熙执政年间已达到20多起。

文字狱在康熙的推动下走上新的高度，而且康熙处理文字狱的手段也十分残忍，对案件波及到的犯人，不是斩首就是诛族。

最著名的是两起，一是陈四案，1705年，山西太原有个叫陈四的农民因为家里歉收，吃不饱肚子，不得以只能带着亲属家眷，共130多人外出逃荒。

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靠卖艺糊口，有一天他们被举报聚众闹事，就被押送至官府，可经过当地官员审查，压根就是子虚乌有，只不过是一群逃荒的百姓罢了。

按理说，案子本来就这么过去了，可事情传到康熙那里，瞬间不高兴了。

在他看来繁荣的太平盛世怎么会有灾民，朝廷的各种记载奏折都是大丰收，你一个陈四突然跳出来说要饿死了，不得不逃荒，这不是妖言惑众嘛，不行！必须重新审理陈四案。

地方官员吓得莫敢不从，于是陈四立马坐实了聚众滋事的罪名，本人被判斩立决，其他家人全部发配黑龙江，给八旗贵族为奴，而之前宣判陈四无罪的一大批官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二是《南山集》案，起初，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因为清廷肆意抹黑明朝而愤慨不满，于是他花了很长时间访问明朝遗老，并参考文字史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1711年，该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仅因为书中使用南明年号，康熙就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

其家族中男子十六岁以上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清廷亲贵大臣为奴仆，其同乡、同族以及出版作序等涉及该书的或被处斩或被充军，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

可以说，康熙大施文字狱，就是要压制百姓的独立反抗意识，树立满洲贵族统治权威，加强君主专制。

在他的一手推动下，整个社会陷入白色恐怖，文化凋敝，思想禁锢，人才凋零，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不可否认，康熙在位期间捍卫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但他用残忍、冷酷的手段压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证明实在配不上“千古一帝”的伟大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