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社会地位，是女性群体基于社会属性的差别，而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女性群体是相对于男性群体而言，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妇女地位相较于男性地位，具有不同的特点，处于不同的状态之中。

妇女社会地位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离不开其它的社会属性。每个社会成员，都在特定社会体系中的某个位置上，同其他社会成员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作为社会成员的妇女，也必然通过其特定的社会位置同别人发生联系。

因此，妇女的社会地位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问题，它同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水平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发展变化是社会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066年开始的诺曼征服对英国社会的影响，不亚于5世纪时期撒克逊人的入侵，长期为西方史学家所瞩目。

英国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D.C.道格拉斯甚至指出，没有一个中世纪的英国国王比征服者威廉的名声显赫，而在英国史上，没有一个事件比诺曼征服被更多地讨论。正是诺曼征服将英国，与蓬勃发展的西欧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里的11世纪始于诺曼征服。

诺曼征服发生时，欧洲仍处于“信仰的时代”，教会势力无所不在。威廉一世是宗教改革者，他的征服得到教皇的大力支持。

诺曼征服后，他在暴力改造英格兰世俗社会的同时，改组英格兰教会。他让诺曼人担任英格兰的主教、大修道院院长和其他高级教职，推行英国教会“诺曼化”。

据统计，至1087年，在整个英格兰的高级教职中，绝大多数由威廉一世信任的诺曼人担任，只有一位主教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担任。教会被完全纳入封建化的轨道，成为英国最大的封建主之一，更多地参与封建国家政务，对英国社会发挥着特有的影响。

1073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对教会进行全面改革，竭力整顿教会，加强教会的独立性，摆脱世俗权力对教会的控制。

他坚定地认为：教皇权利来自上帝，至高无上，地位超越世俗统治者，教皇拥有任命主教、制定教会法、废黜世俗君王的权利。并在1075年，把这种教皇权利至高无上的思想以《教会敕令》的形式颁布，使其具有法律强制性。

教权至上理论的鼓吹，为教皇树立了权威形象，教皇成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高领袖。他们对教会进行集中管理。向各国国王的支配地位提出挑战，并且发动了十字军东征。

教会权威的扩张，引发了政教之争。封建王权与教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在以后的数百年，斗争与妥协交替出现，影响着英国社会。

教会作为国内最大的封建领主之一，需要国王的庇护；国王需要教会的支持，赋予王权神圣性。共同的利益，是双方联合的基础；但教会属于神权权力系统，与世俗王权存在着“天然”的矛盾。

教权和王权的关系密切而敏感，当神权相对强大时，两者之间的矛盾就会紧张，引发斗争。诺曼征服之后，国王与教会的关系比较和谐。但斯蒂芬统治时期，英国王权因内乱而日益孱弱，教会趁机拓展宗教神权，权势空前膨胀，教皇更是乘势加紧干涉，逐渐树立教皇权威。

政教之争随着教皇权威的介入，和教会势力的增长而愈演愈烈，在亨利二世时期爆发激烈冲突，最终以双方妥协而告终。英国国王支持并参加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是实现教权至上思想的活动之一，非常明显地证明了教皇对基督教社会领导权的渴求。乌尔班二世将野蛮好斗的封建贵族纳入“圣战”中，削弱世俗势力，以利于教权的增长。

十字军东征是教皇亲自发动组织和领导的，教皇能够调动各国各阶层，组成十字军，不远万里去往东欧作战，体现了基督徒信仰的高涨和宗教情绪的狂热，反应了教皇在这个时期的西欧具有的影响力和权力。

没有任何事情比积极支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更能体现教会的影响力，十字军东征提高了教皇在世俗界的地位，教廷成为欧洲政治中心。

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原罪与灵魂救赎论”和“三位一体论”。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只有信仰上帝，才能得到灵魂的救赎，天主教会的权威树立起来。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宗教信仰不仅渗透到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而且支配着整个思想领域，神学思想成为惟一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

教会通过一整套神学教义禁锢着群众的思想，并通过各种手段来控制教徒的人身。任何质疑和反对正统教义和教士权威的教徒，会被处以“破门律”——教会停止他参加一切宗教活动，宣布他永远有罪，不许任何人和他接触，替他做任何事，甚至连他的家人也不能和他一起生活，不能给他以任何帮助。

教会对教徒言行的规范一步步具有法律效应，12世纪教会法基本形成。教会法不仅严格规定教士的行为，而且涉及婚姻、寡妇和继承等许多问题。

宗教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思想等各个方面对社会施加影响，宗教神学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群众受到宗教神学的深刻影响，他们的思想感情是由宗教熏陶和滋养的。

教会推行愚民政策，剥夺群众受教育的机会，教会宣称：“无知是信仰的源泉”，教会“应反对任何世俗知识”。在教会煽起的宗教狂热面前，几乎人人信教，屈服于教会权威，成为教会权威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