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后学分化成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学派三派。浙中王门对王阳明心学思想阐述较多，江右王门侧重于对心学的践履，泰州学派与浙中王门有较多共通之处。三派的分歧也即阳明后学的分化，根于阳明致良知说，致良知说所内含的先天本性与后天功夫之间的张力，使得其后学分化成两股力量：一派侧重强调良知的先天性。

这其中涉及到良知的本然和明觉形态的区别，关于两种形态的争议一直存有。强调良知先天性说的一派，通过对良知先天性的强调，消解了关于良知的本然和明觉之辩，将重点放在对道德本体的内在作用阐述上。

持此观点的有如王畿，其认为人之良知不学不虑，一开始就以明觉的形态呈现于外。即先天的道德本体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引导人的行为。泰州学派与此观点相似，其认为通过消解为学过程，回到自然状态，自然致良知。

但过分强调道德本体，或多或少会忽视功夫的作用，难免将本体与功夫混为一体。忽视致的功夫，难免与阳明通过功夫以达本体的认识不符。

另一派观点不同于此，注重良知后天功夫的阐发。这一派内在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肯定后天的功夫，但将功夫理解为归寂过程，譬如罗念庵、聂双江，此种倾向难免将良知引向虚无。

另一倾向的代表是邹守益、欧阳德、钱德洪等人，也可称之为功夫派。此派认为良知最终是通过人的日常践履得以实现，将良知之“致”归之于日常实践，避免了致良知走向空寂的虚无。此派在实践中力行致良知，既有付诸乡约之举，也有致力于社学、讲学活动，躬耕不辍。

阳明以其官员身份督促指导南赣乡约的推行，这一形式为其门人弟子引为范本。门人邹守益比较吕氏乡约与南赣乡约，认为前者更多是针对世家大邑的道德规约，而南赣乡约因其内容更具普遍性，因而更适合用于对乡民的教化。

浙江王门学者季本在任广东揭阳主簿时，与王学学者薛侃合作推行榕城乡约。王门学者聂豹敦请当时的永丰知县彭善、吉安知府屠太山、借鉴季本在揭阳推行乡约的经验，制定永丰乡约。

吴应明时任安福知县，与王门学者刘元卿合作，于当地推行乡约。刘元卿行乡约之时，利用乡约的彰善簿表彰乡民行善的事迹，教化乡民为善弃恶。刘氏族人也对其乡约施行工作、给予了积极支持，诸如族人石鳞公答应、不再与乡里邻人缠于争讼，以表对乡约组织的认同。

罗洪先于吉水推行乡约，但针对的仅是吉水同水乡一乡。罗在同水乡推行乡约，也得到当地几个家族的支持。乡约在同水的推行，对于实现抵御寇贼以安民心、钧世家之力以防专横、强化官府的威望、改善诉讼不断的乱象、使官民各守其业等目标确有帮助。

以上地区推行乡约的背景、大致是当地处于盗贼寇乱之际，在盗贼问题得到缓解之后，乡约便不再只是强调军事守御的成分，而在其中加入礼教的因子，以礼约乡民之行为。

阳明后人继承其讲学传统，意图通过教育、以教化乡民之人不在少数。颜钧，阳明后人兼吉安王学的代表，受《传习录》影响，开始于其所在乡进行教化百姓的工作，后师事阳明门人徐樾与王艮后有所悟，不再局于教化乡里百姓，而是开始讲学四方，传播阳明学。

后复返乡，组织三都萃和会，集合包括族人和乡里、老壮男妇在内大概七百余人，讲学授道。何心隐乃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早年曾师从颜钧学习。居乡之时，何心隐建聚合堂，处理一族包括祭祀、婚丧、赋役在内的日常事务，同时利用家族力量，在乡里进行讲学和教化活动。门人王艮致力于民间讲学，终生不辍。

从王阳明后人的乡治实践可见，施行者的官方身份，在施行乡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乡约或社学的施行者，或依托自身官员身份、或取得官方力量的支持展开乡治工作。官方力量成为乡治实践成功与否的关键，诸如邹守益、罗洪先等的乡治工作展开的顺风顺水，不管是请求丈量、抑或推行改革的其他相关措施，均能畅行无阻。

反观颜钧、何心隐二人，二人讲学在乡间受众颇多，伴随其学术思想的传播，其个人在民间社会、也形成很大影响力。但由于与官方的关系并不友好，此二人在地方推行的乡治工作、成效并不如邹、罗二人。

王阳明及其门人通过对乡约、社学的推行，志在通过觉民行道这一路径，寻求理想乡村秩序的构建，体现王门学者、怀揣建设乡村社会的宏大理想。然觉民行道并非易事，政治便是其中较大的一个变数，王门学者试图在学术追求、和政治实践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儒家知识分子，通过获得政治身份，以辅助其政治理想之实现，成为践行其学术理想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