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三十年正月，老皇帝道光驾崩，年方二十，意气风发的咸丰登基。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九岁，比新皇帝大了近二十岁，已算是两代人。

在世人眼中，咸丰不仅身体羸弱，而且是个扶不起的庸主，论帝王之资，远远比不上遭他打压的恭亲王，有“鬼子六”之称的奕䜣。

然而，穿过深邃的宫墙，拂去咸丰御案上的历史尘埃，在一小部分拒绝人云亦云的智者看来，咸丰只是时运太差，为君不够坚毅，但论帝王心机，驾驭臣下，谋篇布局，他不仅不弱，甚至还可以说极具爱新觉罗的“家学底蕴”。

有人曾讲过，咸丰的高深莫测，是另一种境界，他不是大智若愚，而是大智若昏，参不透，看不懂，你可能会发出讥笑，可一旦醒悟了，他带给你的就是不寒而栗之感。

晚清官场有个人物，名叫张集馨，此人早年参加科举相当顺达，仕途起点很高，只可惜中途蹉跎，晚景黯然，到死都没能做上封疆大吏。他曾写过一本书《道咸宦海见闻录》，记录了当时官场的许多秘事，其中就有咸丰两次召见他的轶事。

咸丰六年张集馨受到召见时，因腿部有伤，行走不便，咸丰便问：“汝何以坠马受伤？”

张集馨对：“臣素不善骑，军中督队，非骑马不可，是日督队，所骑生马，未经行阵，逆匪摇旗呐喊，马遂惊逸，臣羁勒不住，遂致坠马，并为马碰一脚，抬回帐房，不能带队。经胜保奏明，赴就近省城调理，蒙恩谕准。”

咸丰听了，又问：“汝今年五十几岁？”

张集馨对：“臣系庚申命，今年五十七岁。”

咸丰又问：“汝京城有住房否？”

张集馨对：“有。”

咸丰又问：“在何处？”

张集馨对：“在西单牌楼。”

咸丰又问：“甚么胡同？”

张集馨对：“皮库胡同。”

过了三年，到了咸丰九年，咸丰再次召见张集馨，所问问题让其大为摇头。

咸丰问：“汝住在京城何处？”

张集馨对：“在西单牌楼皮库胡同。”

咸丰又问：“是汝自己房子？”

张集馨对：“是。”

咸丰又问：“汝在军营带过队么？”

张集馨对：“臣初到营即带队，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即不带队，办理文案。”

咸丰又问：“汝受何伤？”

张集馨对：“坠马受伤。”

咸丰又问：“还是追贼，还是为贼压下？”

张集馨对：“打仗时，贼匪开号，马惊坠骑，为马蹄所踹。”

咸丰又问：“汝今年五十几岁？”

张集馨对：“六十岁。”

张集馨在记载完这两次召对后，很是失望感慨地说，时隔三年，问的问题几乎一样，真是一声叹息。言下之意，咸丰精力不行，记忆力极差，完全就是昏聩之君。

可是有庙堂高人读到这则轶事，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我怎么觉得最恐怕的就是这种重复呢？如果你心中有鬼，你不怕吗？如果你说假话，想侥幸过关，你不觉得如坐针毡吗？这就好比是，明明已经听清楚了，但说出口的却是，你刚才讲的是什么！你所以为的昏聩，其实是审视，是压迫，是以示昏的方式诱你放松警惕，露出尾巴。

因为实际上丝毫不弱，并且带有猜忌之主的浓厚色彩，所以咸丰始一登基，便做出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便是以雷霆手段罢免了道光朝的权臣、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咸丰颁布谕旨：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堕，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第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寘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着从宽革职，永不叙用。”

此道谕旨一出，天下称快，举朝振奋。

但是，对于三十九岁的曾国藩而言，英明少主行英明之事，这等景象却让他感到忧心忡忡。盖其原因，很简单，京城官场无人不知，他乃是穆彰阿的重要党徒。昔日，他靠着攀附穆彰阿，在道光朝平步青云，十年之内从翰林院庶吉士做到了二品大员。

现在好了，穆彰阿倒了。

依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例，加之咸丰敏感好猜，接下来曾国藩将遭遇什么不言自明，轻则在京城无立足之地，重则将坠穆彰阿所坠之崖。

在几乎所有关于曾国藩的传记著作中，曾国藩此时的官场处境都被忽略了，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咸丰所做的第二件大事以及曾国藩在此期间的犯颜进谏，而后他们得出结论，咸丰老虎屁股摸不得，绝非英主；曾国藩锋芒太盛、棱角太明，论官场修为，他还属于初出茅庐，不能入流。

这么看，不仅是看薄了历史，也看浅了与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咸丰朝的这一对君臣。

事实上，只要设身处地，给历史注入血肉、脉搏，事儿也许还是那些事儿，但真相却早已是另一番深邃的样子。

咸丰清除穆彰阿的党徒，丝毫不急躁，他要的不是一网打尽，大肆株连，而是将大树推倒后，以新朝新气象，来倒逼这些人。

咸丰所祭出的“新朝新气象”，便是他登基后做的第二件大事，下诏“求言”。他摆出虚心纳谏的姿态，鼓励朝臣，可以就朝廷用人、行政等一切事宜，畅所欲言，“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

在咸丰看来，这不仅是励精图治之举，更是御人之道。

他倒要看看，经此一道，穆彰阿的党徒们究竟都是怎样货色？有几人敢站出来，又有几人能献上真知灼见。

曾国藩揣摩咸丰的帝王心机，绝不是什么锋芒自逞，而是深沉镇静得很。他知道，对他这样的穆党重要成员来说，咸丰所谓的“求言”，既是机会，更是陷阱。如果躲避不言，事后必遭打击清算；如果进言不当，被抓到把柄，结果更是无异于自上枷锁。

曾国藩玩文字，讲政治格局，是经年累月练出来的，实力在咸丰朝初期已经不容小觑。为了自保，过关，争取咸丰的重新认识，他费尽心机，选了一个最能引起咸丰共鸣的角度，上了一篇《应诏陈言疏》。

此疏在“罢黜穆彰阿无比英明”的潜台词下，大谈了当时官场的四大通病——

京官历来有两大毛病：一是遇事畏缩；二是琐屑无能，务小不务大。

地方官另有两大毛病：一是敷衍，遇到矛盾与问题，尽使“拖”字诀；二是颟顸（man han），凡事只做表面文章，其实内里已经烂透。

为了显示自己的“拳拳忧国心，殷殷赤子情”，此疏结尾处，曾国藩还处心积虑，异常尖锐地指出，十来年间，朝中大臣没有一个对皇上讲过国家有什么严重问题。地方官员，也没有一个人对皇上讲过地方上有什么矛盾。那些负责进谏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指出过皇上有什么做错的地方。举朝上下，无一人忠心为国，这是多么的可怕！

咸丰看来这道奏折，以为曾国藩此番进谏，既有一定的见解，又力挺了自己的倒穆之举，倒是有可取之处，于是他下了一道对曾国藩表示嘉奖的上谕，“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

得到这样的反馈，曾国藩的精神为之一振，他以为把到了咸丰的脉搏，接下来只要趁热打铁，进一步增加咸丰对他的好感，那一顶要命的穆党党徒的帽子或许就可以轻松摘下了。

曾国藩一生推崇拙诚，这让他许多时候行事有笨拙之感。这一次即是如此，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他居然像上了发条一样，一道接一道地向咸丰递送“进言”折子，内容近乎涵盖了他能想到的方方面面，例如《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等等。

咸丰接到这些“进言”之后的反应很有意思，他不再夸赞曾国藩，只敷衍一句“知道了”，而后他便不断给曾国藩加派新差事，今天让他兼署工部侍郎，明天又让他兼署吏部，最多时居然让他身兼并五部差事。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好事情啊！说明咸丰已经冰释前嫌，开始重新重用曾国藩了。

真是这样吗？

如果你身边有官场老人，他可能会告诉你，咸丰只给曾国藩派活，不给曾国藩升官，这可不是重用，而是以褒为贬的敲打。差事多了，困境就来了，深陷其中，难免会懈怠，烦躁，疲惫，出错，结果呢？不是自己累趴下，就是被别人打趴下。

曾国藩的智商不低，他当然知道自己陷入了一个微妙的困境，咸丰先前的赞赏只是一种假象，他根本没有改变看法，现在他不停地驱使，实质上就是另一种让人不寒而栗地驱赶。

曾国藩后来将一生修为归纳为一个“挺”字。他认为凡事不能退缩，不应僵持，而要想尽办法，力挺过去。

这是一个深沉的学问，需要世事的沉淀。在当时，曾国藩虽然对“挺”经已有所领悟，但终究还是差了火候。

对于这一遭如何才能力挺过去？

曾国藩思来想去，最后以为只有惊世骇俗，剑走偏锋，才有可能破掉眼下的致命困局。简而言之，他要效仿历史上的谏臣典范，直言批评咸丰。咸丰若是真有英主之明，必定会大受震撼，从而彻底改变对自己的看法，不再对自己施加可怕的帝王心机。退一万步，即使因此激怒咸丰，获罪入狱，那也可以获得谏臣之名，好过在官场被消耗而死。

就这样，曾国藩在咸丰元年上了那道著名的谏章《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的三大缺点：

第一、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第二、“徒尚文饰”，不求实际，其中有一句尤为刺眼，“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第三、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天下英主，没有不自雄的。咸丰有其心，却无其资，尤其是早年坠马伤股，落下残疾，让其有了挥之不去的自卑敏感心理。因而，当他在朝堂上看到曾国藩的这道谏章时，他无法想到忠心可鉴，只觉得是放肆狂妄，可恶至极。

据史书记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捽（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

由此可见，曾国藩在这一场君臣博弈中，终因用力过猛，落得了一个惨败的下场。

幸运的是，就是咸丰盛怒，欲治曾国藩大罪的时候，首席军机大臣祁寯藻和另一位军机大臣、曾国藩的座师季芝昌及时站出来，施加了关键援手。

祁寯藻向咸丰进言，皇上刚刚下诏求言，如果现在把曾国藩治罪，岂不是出尔反尔，坐实了曾国藩奏疏中的指控？依老臣看，皇上非但不能治罪，反要褒奖曾国藩，如此可见皇上非凡气度，令天下臣服。

这一番话正中咸丰的帝王虚荣心。

随后他先是颁下一道长篇上谕，为自己辩解，接着又象征性地为曾国藩“松绑”，并给了不痛不痒的褒奖。

局面演进到这一步，曾国藩的心境灰暗极了，他终于体会到咸丰的难以伺候，更明了自己在京城的仕途算是走到头了。

恰在这时，曾国藩的母亲亡故了。

这本是一件悲苦的事，但曾国藩却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他终于有了远离京城官场，自我放逐的理由。

这段历史，讲到这里，本可以告一段落，但接着讲下去，才真正具有曾国藩的味道——世事从来不简单；运势都在沉浮间。

按照一般的官场逻辑，咸丰二年，曾国藩丁忧回乡，往后他想再起，怕是没有梯步了。然而，就在他陷入人生死局之时，洪杨之乱席卷半个中国，咸丰为了扼灭其势，连下谕旨，鼓励在籍官员兴办团练，围剿贼兵。

曾国藩本就有拙诚韧劲，加之他欲从官场脱困，所以编练湘勇，便成了义不容辞之事。

然而，聚草成兵，匡扶半壁江山，谈何容易。所以，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他是连遭打击，一个跟斗接着一个跟斗，最后只能打脱牙齿和血吞，强撑，硬挺。

天下所有的难题、困境，当巧思无法解决的时候，大力往往能够创造奇迹。

曾国藩正是靠着这股子以拙诚为筋骨的大力，在随后的咸丰四年，一举挣脱出来，并且创造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局面。这一年，他率领苦练而成的湘军，一举收复了被太平军占领的武昌和汉阳。

昔日，他费尽心思，无法打动咸丰；现在，他是功到自成，直叫咸丰刮目相看。

当时，咸丰曾下一道上谕：“此次克复两城，三日之内，焚舟千余，踏平贼垒净尽，运筹决策，甚合机宜，允宜立沛殊恩，以酬劳绩。杨沛著补授湖广总督。曾国藩著赏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花翎。”

这道上谕，对曾国藩来说，犹如大旱逢甘霖。先前戴在脑袋上穆党的黑帽子暂且不说，自率领湘军四处征战以来，无时无刻，无不深感一支客军寄人篱下的心酸艰难。现在好了，咸丰不耍虚招，给了他督抚实权，这不仅意味着接纳，而且意味着重用。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这柳暗花明，天地一片光明的时候，有一个人竟悄然站出来，朝曾国藩泼了一盆带刀的凉水。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四年前救了曾国藩一命的首席军机大臣祁寯藻。

据《薛福成集》记载，得知武昌、汉阳收复的捷报，咸丰下了恩旨后依然很欣喜，在宫中对近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

祁寯藻听了，幽幽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

这种话术，猜忌之主听了，必有反应。

咸丰听罢，当即收回成命，另颁一道上谕，改派陶恩培为湖北巡抚，只给了曾国藩一个兵部侍郎的虚衔。

这意味着，咸丰对曾国藩的信任再次碎了一地，困境与死局又重聚了回来。

真是福祸相依。

成也祁寯藻，败也祁寯藻。

颇具意味的是，曾国藩后来对祁寯藻并无恨意，他以为，祁寯藻打击他，是好事多磨，是自己的运气太好。

好事多磨，容易理解。

何以说祁寯藻打击他，是因为他的运气好呢？

这就要讲到了一个人。

此人就是祁寯藻的亲弟弟祁宿藻，他和曾国藩是同年，都是道光十八年的进士。他进翰林院的时候，祁寯藻四十五岁，已是左都御史，三年后祁寯藻更上一层楼，升任户部尚书，而后直接成为军机大臣。

所以，论官场背景，有人铺路，当时的曾国藩都无法跟祁宿藻比。

事实上也是，在道光朝，祁宿藻在翰林院历练一段时间后，很快外放为湖北黄州府知府，不久又调任武昌府知府。在武昌府，因为政声甚好，祁宿藻又干脆爬起直线楼梯，先是被提拔为广东盐运使，后又迁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

到了咸丰朝，当曾国藩深陷官场困局时，祁宿藻已调任江宁布政使，并在任上干的风生水起。

然而，就在祁宿藻顺风顺水，前程可期之时，咸丰二年二月，太平军突然顺江东下，一举将江宁城围困。当时，两江总督陆建瀛戴罪在身，威望不够，只好由祁宿藻担当守城大任。结果在大势已去的死境下，祁宿藻忧愤登上城墙，苦守三天，在城破之前呕血数升而亡。

据说，弟弟的惨死让哥哥祁寯藻始终难以释怀——明明是一路飞扬，从未遇险受挫，怎么到头来竟成了登到高处是坠崖。反观那曾国藩，前看蹉跎，后看沉浮，一步三磨，怎么就慢慢地成了天地大开，运势如虹。

想当初，如果弟弟能够缓一缓，或者能如曾国藩一样，遭遇一些不利打击，他的命运会否能够改写？

有好事者讲，这是肯定的。如果当初祁宿藻钉在湖南布政使任上，不去高攀繁盛之地江宁，那么后来他很可能升任湖南巡抚，在守长沙中立下大功而身不死。那样的话，他日后的功业未必会逊于曾国藩。

这样的逻辑，曾国藩是相信的，所以当祁寯藻恨天对祁家不公，操弄话术在咸丰面前打击他时，他才会说，那是因为自己的运气太好了。

这个认识，其实是曾国藩的非凡境界。

路漫漫兮其修远······

大丈夫欲成事，要懂得守缺抱憾，更要懂得躬身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