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静
这种静的特征首先体现在书家对静谧环境的渴求上，苏舜钦曾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洁净的器物、雅静的环境可以给书家的创作提供一个静谧的外部氛围，也为书家的心绪从尘世的喧嚣中超脱出来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静的特征更体现在书家闲静的心境上，书家只有脱于机务的萦系，志气才会平和淡泊，内心才能彻底宁静下来，才能充分领略自由驾驭艺术的快感。传虞世南《笔髓论·契妙》对此就作出了苛刻的要求，所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是说，书家在创作时应该做到，外物来而不视，外音来而不闻，心无旁骛，心若止水。
其二是虚
内修型创作心态的形成往往是出于“自适”或完善道德的动机，随意自适、修炼气质是许多书家创作的直接追求目标。为了达到这个艺术目的，书家必须虚怀，只有心境虚旷，才能接容各种意绪，才能为气质的变化提供无边的空间。
其三是“冲和”
古代崇尚内修型创作心态的书家最为推重“冲和”的心境，“冲和”即淡泊而平和，书家只有抱着无所营求的创作目标，才能有此心态。但要达到这一境界，却非朝夕之功，孙过庭《书谱》以王羲之晚年的书法为例作了阐述。他说“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为何王羲之晚年的书法最妙？这是因为他晚年的书法创作已经没有了丝毫功利与火气，他对艺术问题看得既通透，又精微，他可以在丝毫不胶着的心态下，完成极其精细的技巧动作。书家要达到这种创作境界不仅需要修炼艺术技艺，更要在艺术生涯中不断磨砺自己的修养与德行，要能善于把握为事的时机与分寸，《笔髓论·契妙》就用“中则正”的鲁庙觚器对这种修养境界进行了比拟。
因此从本质上说，内修型创作心态中的“冲和”之境，形似无欲，实则有为，但若有意为之，又难得其实，炼心境是提高书艺的根本途径。
外向式创作心态是指书家在创作时表现出的动荡激越的情绪状态，它完全是在达情纵意的创作动机下产生的、和内修型创作相比，共情感的抒发更为剧烈，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在古代书法创作中，这种创作心态并不是主流，但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却一直得到欣赏者的重视。这种创作心态主要具有惟情和表演两大特色。
惟情是外向式创作心态的根本特点。虽然在内修式心态下书家创作也表现出寄情的特点，但由于其情感的抒发受到了平和心境的理性控制，因而强度与力度都较为平缓。而外向式创作心态则更讲究惟情是尚，书家原本受理性控制的情绪会因情感的激发而成为一匹脱缰之骥，奋蹄怒奔，不能遏制。在古代书家中，张旭的草书创作可谓外向式创作心态的典范，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就描述说：“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从传神的诗句中我们不难揣测草圣酒后的创作心态：饮三杯而醉说明其人酒量不大，明知饮三杯能醉而照饮不误，说明其人豪情冲天。
醉后情绪激动，急于用草书将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所以有了“脱帽露顶”这些原本不应该有的越礼行为，但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即用暴风骤雨般的笔墨语言表达自己难平的情感。同时，通过对张旭创作心态的解析，我们也不难看出，具有外向式创作心态的书家，其情性常常有偏执的一面，而美酒又往往是其释情最好的一种催化剂。
表演也是外向式创作心态的一个特点，从艺术性质上说，其综合了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的各自特点。一般来讲，造型艺术更强调形体塑造完成之后的一种整体艺术效果，而表演式的书法创作则可以把艺术创作的全过程展示给欣赏者，从中欣赏者能够充分感受到书家情感、思绪和手法的变化；表演艺术常常具有时间性，时间结束了，艺术“表演”也就终止了，但表演式的书法创作在“表演”结束之后，欣赏者仍然可以玩味艺术品的独特魅力，并且通过未干的墨迹追忆书家挥运之际的风采。在古代书法史上，有许多书家的创作具有这种表演式的心态。例如，师宜官题壁酬酒值；张旭、吴道子和裴旻“相遇于洛阳天宫寺，各陈其能”，遂使“都邑士庶”“一日之中，获睹三绝”等等，［7］他们的艺术行为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书家开放外向的创作心态，更为后人深入研究书法艺术的性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