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先对这几位大家的技法试作分析。作为清代碑派书法大师级的人物，赵之谦金石书画均冠绝一时。他以南帖法写北碑，参以篆隶之势，并贯以金石之气。用笔以柔克刚，方折不斩，藕断丝连，线质刚柔相济而恩眷绸缪，柔媚中多见女儿情态。他将生硬的魏碑赋予灵巧与温妍，化刚猛为柔媚圆熟，故而其方笔意态不稳，纯度不够，可谓假碑派之体，行柔媚之态，消解了碑派书法刚猛、开张、雄肆的阳刚大气。“以宛转流丽之笔法，抚森严古朴之北碑，以研易质，化刚为柔。”
张裕钊无论在技巧上还是在作品意态上正好与赵之谦相反。其方笔技术突出，起笔、杀纸、运笔、收笔起讫分明，斩截果断，线质刚猛生硬有余而缺乏韧性，因此切断了他标领群雄走向大师的通道。虽然康有为对张裕钊推崇备至：“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但无法改变历史事实。
与赵之谦、张裕钊的专业艺术地位相较，一代硕儒沈曾植从事书法纯属业余事。他首先是一位学人，通音韵、舆地、史学、汉魏唐宋律统及大明律，曾受聘于两湖总督张之洞，执掌武昌西湖之书院，讲述史学。王蘧常《忆沈寐叟师》中说：“先生之前先以书法为余事，然亦刻意经营，竭尽全力，64岁后专意写字，至73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沈曾植书法，先帖学而后碑学，书风因“生”而得秀色。其笔法与线条的灵巧度逊色于赵之谦，在生猛刚烈的方笔斩截意态（无论是形而上的方笔气息还是形而下的方笔技术处理上）上与张裕钊无法比肩（是他不屑于比肩还是另有高招？）。
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赵、张之间走出了第三条碑学之路-假北碑之驱，行金石籀篆之气，用笔刚猛而赋以柔韧，顿挫分明而又连带有节，化北碑楷书的静态为行草书的连贯、跳跃之动态，并糅以金石籀篆气格，其线质锐利而缠绵，刚烈而纯厚。
以这三位碑派方笔大家为参照，孙伯翔作品的优劣得失便可一览无余。在技术层面，孙伯翔选择了以方笔取势来筑构自己的技术语境，以对联体式标志自己的文本属性。特别是在他早期的楷书作品中，更见《始平公》遗风，用笔生硬，斩截爽利、棱角分明，线质刚猛少有柔性。这一时期作品以方、硬视之酷类张裕钊，而单字结构有别。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前期技术方面的方、折、顿、挫、截、杀、爽、利、刚猛依然故我，但单字形体语言分明叙说着一种圆融：方折中的圆意、顿挫中笔序的柔化，求得了行笔中的气贯意连；爽利、刚猛中的锋端绞转，熔化了碑派方笔中原来生硬圭角之形，融入唐楷的庙堂之气，增强线质的厚重感，既张扬着北碑的方笔意态，又融会了颜真卿的雄浑、苍茫与奇肆-是明修栈道的勤奋，是暗渡陈仓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