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家的抄写内容，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古代诗词、语录及诸子笔记文字，很少有人写自己的文辞、自己的诗词或文章。有人讥讽这种文化缺失现象为“集体失语”。作者把“失语”定义为：“指书法失去自己的文字语言表达能力，无法反映当下的生活、情感、思想与精神。”这个定义得到了编者按的欣赏，认为“无疑是从文化层面而不是从风格层面来揭橥（报上用了一个异体的“槩”，不伦不类）书法的语义性的。”实际上这个定义并不严密，虽然他指出的病因是正确的。书法作品文字表达的作者的生活、情感、精神，是属于语义范畴，它们是文学层面的东西，而这些文字线条构筑的墨象世界，是书法内容的核心。两者结合起来，构成全部的书法意义世界。古人的文辞，是古人对生活、生命的体验，是古人的话语。今人抄写古人的文辞，当然需要一番认同性体验，他用线条去表现自己的体验，实际上不完全是个人的话语，所谓的“失语症”，指的正是这种情况。
抄写古人文字的病因是文化缺失。作者分析集体“失语”的原因时说，“一是书法界普遍存在一种观念，认为书法在现代已失去了实用性，只剩艺术性，因此写什么已无关紧要，只要书法好，文字抄抄古人就行了”，“二是中国自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后，废文言而倡白话。包括文化人在内的现代中国人，如不自修补课，都不具备旧体诗文的表达能力”。
这两个理由，实际上都未能搔到痒处。当代书家只抄古人文字，其核心的病因在于书家的表达缺少个体的体验。书家的“个人话语”，指的既是用自己的言辞表达自己的情感，也指用自己独特的笔墨语言写自己所作的文字。用文字表达情感，并不只是作家的专利，任何艺术家、个体，都有这个创作的权利。问题是，你是否具备这个文字表达能力。文字的运用，关系到对词语的掌握、运用等一系列问题，是一个文化的综合运用。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当代书家暴露出文化的严重缺乏，他们不懂平仄，不谙格律，不懂古文中的通假、修辞，故即使抄古人文字，也常常张冠李戴，误抄、错抄，造成文意的错乱。举个平常的例子。
有一次举办“杏花杯书法大奖赛”，评委出题抄李白《渡荆门送别》，其中第三句“山随平野尽”中的“尽”误录为“近”，结果赛手们无一人置疑地写“山随平野近”。这种上下的文化缺乏程度已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问题的关键是，书法作品并非一定要写古人诗词，而要写个人的体验。书家们专写古人文辞，不写个人自己的文辞，这说明当代书家不仅仅是缺乏古诗词修养，而且缺乏起码的文字表达能力，不能写个人体验到的东西，那么他的书法还会剩下什么！鲁迅是个大作家，他的手稿用毛笔写，抄的内容也都是白话的文字，但绝对是一篇篇精妙的书法作品。毛泽东、钱锤书都写自己的诗词，使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他们独特的言说。当代书家中，林岫也喜抄自己的诗词。无锡书家穆棣，其著作《韭花帖考》，数万字也全用小楷书写。这说明，用个人的文字写，才有可能形成个人的话语。
这并不是说，抄写古人的文字就一定缺少个人的风格。黄山谷也抄过李白的诗，抄过佛教语录，但他的抄写仍体现了他深厚的文化修养。当代部分书家抄写古人文字，其笔墨语言也非自己的，用的是“公共的语言”。所谓“公共的语言”，指没有个人笔墨风格的古人传统笔墨语言。书家的笔墨语言，大多沿袭传统而来，或习颜柳，或宗“二王”，或采碑志。从用笔到章法布置，承袭古人多，缺乏独特的笔墨技巧，这也是一种“集体失语”。其病因，是未能对古代传统进行当代转换。转换需理解，创新需悟性。故他们抄《赤壁赋》、《桃花源记》，也抄不出个人体会到的东西来。
黄庭坚抄李白的《忆旧游草书卷》，不但用笔、章法都是自己的，对文字处理的形式也是自己的。李白诗，叙述自己与元参军的四次聚散，线索清楚，重点放在第二、第三次游历的描述；黄庭坚草书卷的重点，却放在最后一次见面，最后几字，放笔狂扫，恣肆痛快，将诗人的情绪抒写得痛快淋漓，使书境、诗境结合得完美无瑕。这表明，即使抄古人诗文，也有再理解、再创造的过程，让人看到书家个性的笔墨话语。李白的这首诗，让文化浅薄的书家来抄，恐也是味同嚼蜡，不堪卒看吧。
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催化剂，激发你的创造力，它渗透到笔墨的内部，渗透到灵魂的深处。所以，书家的个人话语的形成，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文化素养的修炼过程。光读几本文学名著恐不一定见效。落笔千言，信笔挥洒是一种境界，是文化的积淀，故所谓笔外功夫，是一辈子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