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的一天，北京火车站的售票窗口前排着长长的一条队伍，一位身着咔叽布中山装，头戴帽子的中年男人站在其中，准备购买一张去往上海的火车票。

他用力将帽檐压到不能再低，生怕有人认出他来，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他与旁人似乎无甚差别，但同时又那么的格格不入。

原来前脚，他刚刚刑满出狱，离开前，他站在那间蹲了十多年的牢房里，冲四周看了很久，长叹一声，换下囚服，穿上了家里人一早送来的中山装，在狱警的指引下，踏离了那扇沉重的大铁门。

谁又能联想到，这个男人就是昔日舞文弄墨、前呼后拥、充当“四人帮”中“刀笔吏” 的“舆论总管”——姚文元。

姚文元是在1976年10月6日得到通知到怀仁堂开会时被捕的。

当日下午三点，机要秘书郭木文将一份紧急通知放到了他的办公桌上，通知内容是这样的：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提议，兹定于十月六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二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一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因部分文献内容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通知右下角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签名。姚文元当时上上下下将这份紧急通知反复看了几遍，觉得这件事情似乎有些“突然”。

和张春桥、王洪文不同，姚文元实际并非政治局常委，这样的会议，在过去，他只以毛主席秘书的身份列席过，但当时毛主席刚刚去世不久，再通知他开会，而且开会的地点偏偏还选在了那么大的怀堂，姚文元不禁心中起疑。

他装出一副与平常工作时无异的模样，试探性地询问机要秘书：“小郭 ，你说今天晚上这个会我要去开吗？”

秘书自然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姚文元又试探着问：“这是政治局的常委会，我又不是常委，他们为什么非要我去参加呢？”

秘书就回答他说：“这不已经是明摆着的吗？现在只有四个常委了，怎么表决？我有听人说，洪文同志讲了，常委之后要进人，轮也该轮到你了。”

秘书的这番话，可以说是说到了姚文元的心坎上，一向小心谨慎的他又亲自找到了张春桥，询问开会事宜，并道出了自己内心的疑虑。

号称“智囊”的 张春桥只笑话姚文元是多虑了，并笃定地说道：“你为什么不能参加，现在你不是常委，可十年前你是什么，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现在不照样在政治局干了这么多年，事物从来都是发展着的嘛。”

紧接着，张春桥又举起四根手指，说道：“这四个行吗？怎么着也得是单数嘛。”

张春桥的话尽管说是给了姚文元内心极大的安慰，但怎奈他还是忧心忡忡，这种心态不自觉地反应在了脸上，他对张春桥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就带着老婆回上海去。”

张春桥听了，只觉得姚文元的话可笑，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还能回得去上海？

张春桥就状似玩笑又认真说道：“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就让老婆孩子带着我的骨灰回上海去。”

最后，姚文元决定如期赴约，当晚7点40分，他就从家里坐上车，赶往怀仁堂。

而紧接着事情的发展走向，也印证了他内心的猜疑，这一次，成为了他生前最后一次赴会。

当天，姚文元是最后一个抵达怀仁堂会场的，在他之前，王洪文和张春桥已经先后被捕。

等到姚文元一进入怀仁堂，就被带到了东廊的休息室，紧接着，中央警卫局政委武健华走了进去，向他宣读了中央的决定，从即日起对他实行隔离审查。

而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他既没有像王洪文那样，拳打脚踢，拼命反抗，穷凶极恶地向对方扑来，也没有像张春桥那样大声叫嚷争辩，而是在姗姗来迟后平静地接受了眼前的一切，没有一丝反抗，也没有争辩，只是说了一声“走吧”。

一早已经做好了准备的行动人员见状，于是直接上前去，领着他出了大门。

可以说，姚文元在面临覆灭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已经远远超过了“四人帮”中的另外三人。

这样的情况，可以说姚文元早已预料到了这一天的到来，而当时即便是他不去赴会，亦或者是反抗，也是无用的，因为10月6日这一天的行动，实际上并不仅仅局限于在怀仁堂和中南海，参与的行动的部队也不只有8341部队，还有北京卫戍区。

因为姚文元的家在北京西城区的按院胡同，当晚如果他如期赴约，但就按原计划进行，如果他不赴约，则由北京卫戍区的同志配合8341部队在他家中实施抓捕。

总而言之，一张天罗地网，任谁也是逃脱不掉的。

而姚文元在怀仁堂被捕，接受隔离审查以后，则将自己与其他三个同伙不同的个性，以及对文字和语言极强地驾驭运用能力发挥到了另一个地方——法庭。

在接受审判的日子里，唯独姚文元一人，对一件事情很感兴趣。

这件事情就是请律师。

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和司法程序，被告人有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而“四人帮”中，在被问及是否请辩护律师时，张春桥一脸阴沉，紧闭双眼，死活不开口；王洪文或许是认识到了自己倒行逆施犯下的罪行，承认说对他的量刑比他所犯的罪要轻，所以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不需要请辩护律师；而江青则要求律师只充当她的口舌，在法庭上完全按照她的意思说话和回答问题，最终和律师不欢而散，因为没有律师同意她提出的非分要求。

只有姚文元，当被征询他是否需要请辩护律师时，只见他望着天花板，骨碌碌地转着小眼珠，慢慢说道：“请上级决定。”

1980年9月底，时年56岁张中律师和时任上海市律师学会副会长韩学章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通知，作为上海方面派出的两名专职律师，正式到北京司法部报到，最后被指定为姚文元的辩护人。

张中律师后来回忆，他第一次在狱中见到姚文元时，稍感意外，因为这个“四人帮”中昔日的“舆论大总管”，在经历4年的囚禁生涯后，外形与先前相比似乎并无差别。

他依然穿着那身最经常穿的咔叽布灰色中山装，头戴一顶军便帽，更重要的是依然红光满面。

和另外三人向比，他看上去更加的心平气和，似乎是因为远离了政治漩涡，态度行为也不似从前那般拘谨，反而多了随意的味道，也因此，比起张春桥的阴冷和江青的倨傲，他整个人显得更加“和蔼可亲”。

不过这些只是表象，实际上，看似和蔼的姚文元，并不太配合。

张中律师和姚文元前前后后几次接触下来，发现对方看似有问必答，态度也不错，但实际上并不是个好对付的人。

在张中的记忆中，姚文元总是承认“有错”，并将“我有错”、“是我错”挂在嘴边，但有一点，他从不认罪，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上头的指示办的，他不过是个忠诚的执行者。

而且张中还发现，这位昔日舞文弄墨、摇唇鼓舌、又被称“金棍子”的“舆论大总管”，交代材料却写得一塌糊涂，毫无章法，究竟是有意为之，是故意应付，还是别有用心，在张中律师看来“这就不得而知喽”。

而张中律师为姚文元辩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求证据，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在法庭上为其据理力争。

尽管在接手这个案子之前，张中律师也曾深感为难，但是律师的天职最终还是让他战胜了自我，站在了辩护人的位置之上。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特别法庭第一次正式开庭，姚文元被传到法庭上，接受人民的公开审判。

法庭上的姚文元，由于听力不大好，他全程佩戴着耳机，当审判员提问时，他常常反问对方“什么事”，或者直接让审判员“再重复一次”。

这在另一方面也为姚文元争取到了回答问题的思考时间，不同于其他人，他敢于将自己的罪责说成是“工作责任”，为自己辩解。

不过事实就是事实，姚文元无论如何狡辩，其中一些罪责始终是赖不掉的。

在审判过程中，姚文元最终支支吾吾地承认了自己有罪。

而在某一关键事情上，由于姚文元确实事先并未知晓，由此成为了律师的辩护依据。

由于证据确凿，当张中律师站在法庭上为姚文元辩护，向被告和证人作有利于被告的发问时，旁听席上鸦雀无声，人们没有因律师为被告辩护而指责和愤怒。

辩护席上的张中讲得有理有据，有法有分寸，旁听席上人们也十分理智，充分体现了对法律的尊重。

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宣判，姚文元免于死刑，最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得知宣判结果后，姚文元曾亲口表示：没想到辩护人真的为他讲话。他还说，20年有期徒刑，判得实事求是，自己对此心服口服，一定要好好接受改造，以此来向全国人民赔罪。

1996年10月，姚文元刑满出狱，他从北京坐上了返回上海的火车。

在上海火车站，他的4个女儿前去接他，而他的妻子金英已于他出狱前一个月病逝，两人没见到最后一面。

见过女儿们后，姚文元独自一人找了个不为人知的地方隐居起来，只是每年再见家人一次，没有人知道他的晚年是怎么度过的，他近乎销声匿迹了。

据说他晚年曾写过一部回忆录，不过并未被获准出版。

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病亡。

他死后，和妻子金英合葬在一起，墓坐落于上海郊区，不过墓碑上并没有他的大名，而只有金英的名字。

墓碑是一块黑色大理石，背面还刻有一首姚文元为妻子所作之词——《蝶恋花》。

半个月后，2006年1月6日，新华社以简短的篇幅报道了姚文元之死，而这也为“四人帮”的兴亡画上了句点。

自此，“四人帮”俱亡，而这段历史，这段教训，将永远值得我们反思和吸取，只有以史为鉴，方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