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清晰地表明了一件事：美国人需要一个新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一个符合二十一世纪要求的、融入当地社区并对其行动负责的疾控中心。
死于新冠疫情的100多万美国人代表了整个机构的失败。我们需要立即行动，为下一个大流行病爆发做好准备。新冠危机的结束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领导层变动，使现在成为考虑全面改革的最佳时机。
巨大的变化是可能的，但它始于一个更加以数据为导向、以解决方案为导向和以结果为导向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我们需要新的公共卫生模式，其中包括基于我们的医疗保健网络的综合数据系统，并向国会提交有关前五个公共卫生问题的年度报告。
新冠加剧美国的健康问题
这次新冠疫情揭示了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存在但没有得到有效应对的许多健康问题：肥胖、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不断增加，阿片类药物滥用危机以及成人接种计划的失败。
乡村医疗保健渠道的潜在损失和印第安人卫生服务项目的持续纠纷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
美国乡村和部落种族的人口死亡率最高，许多人仍处于危险之中。随着疫苗保护作用减弱，新冠病毒监测减少，病毒在社区中不受控制地传播，许多75岁以上的美国人仍然因容易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
同时，有效的单克隆抗体丢失，抗病毒药物很少，增加了美国人群的易感性。但我们可以改变这种趋势。二十年前，我参与了疾控中心内部的变革，成功防治另一种流行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HIV/AIDS）。
当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出现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初陷入瘫痪，研究人员陷入学术困境，只是记录疾病，而没有及时制定疾病预防和控制的方案。直到2003年，总统制定了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才进入全球公共卫生项目实施的领域。
位于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总部
与此同时，疾控中心的全球艾滋病和结核病部门成立，汇集了流行病学家、实验室人员、行为科学家和医生。这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
该部门还进行实地调研：77%的新部门员工在他们服务的国家，而不是在总部。这一群人专注于实施有效的解决方案，并利用持续的数据来改进艾滋病毒大流行的应对工作。
他们与当地政府和社区团体合作，不断调整计划，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简而言之，他们将每一次新感染和死亡都视为一种失败。
这种精神正是美国民众需要的疾控中心，但现在的疾控中心已经因为过于注重每周报告和手稿的出版而失去了这种精神。
美国需要与当地社区合作的疾控中心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必须转型为一个采取行动并利用数据进行持续规划改进的机构，一个对预防和控制疾病负责的机构。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与当地社区合作，以数据驱动的决策来打击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通过信息赋能和自我发展来提高疾病监测能力。
新的疾控中心必须认识到，美国人民需要有选择的权利，需要帮助社区团结而不是分裂。它应该聘请行为科学家，制定明确的战略，以解决疫苗犹豫和预防慢性疾病。它必须确保其基于证据的指导是切实可行的，并且可以在实际操作中执行。
除此之外，疾控中心还需要与所有医院和诊所合作，使用电子病历中收集的数据。我们需要通过实验室测试明确诊断所有级别护理中的每一种病毒性疾病，让每一类患者寻求正确的治疗。
接下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公开可用的国家数据库，并按县或邮政编码进行细分。通过将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支付与明确的实验室诊断联系起来的简单规则变更将推动这一努力，并更好地为我们应对新的病毒性大流行做好准备。
所有美国人都将可以时刻了解到哪些病毒性呼吸道疾病正在其社区中传播，我们也将能够及时知道是否有新的病毒性疾病。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使用实时数据来了解阿片类药物滥用、心理健康状况、自杀企图以及儿童肥胖问题，并要求我们自己、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改善我们国家和社区的健康状况负责，我们将取得多么大的进展。
这是有可能做到的。全球许多国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使用数据实时绘制结果和影响，扩大有效的解决方案并停止无效的方案。各州和联邦政府应签署合作协议，将资源与当地成果联系起来，并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介入各州。
这将使联邦公共卫生工作者深入了解当地问题，并根据客观结果和影响评估其资助的州级项目的绩效。
疾控中心的这种转型可以拯救更多美国人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