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新冠疫情开始流行，世界范围内有将近7,000,000人因此丧生，而仅在美国就累计出现了1,100,000起死亡病例。
2020年2月17日，《今日美国》（USA TODAY）编辑委员会和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负责人进行了会谈。这一采访的出版纲要中提到：“随着中国采取严厉措施阻止新冠病毒的进一步的传播，并在之前对美国游轮上将要返美的游客进行隔离，美国在传染病方面的领军人物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和我们进行了有关新冠病毒发展最新情况的谈话。”
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过去两周里，在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新冠肺炎病例数量增长了13倍，而波及到的国家数量已经翻了一番。在114个国家里有超过118，000起病例，4,291人已经因此丧生......新冠肺炎（COVID-19）可以被称为是一个大流行病。”
同一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发布了一项为期30天的针对来自欧洲的旅行禁令。3月15日，各州开始实施封锁措施。
2020年3月19日，在休斯顿，一名新冠肺炎病人正在被带入医院。
三年之后，由于核酸检测、疫苗和治疗资源分布不均，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全球新冠肺炎病例累计达到67,700,000起，死亡病例达到7,000,000起。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上报了将近104,000,000起病例和超1,100,000起死亡病例。
随着拜登政府宣布将在今年5月11日结束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国家紧急状态和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而有着超过70%的新冠疫苗接种率的美国人，大部分都过上了疫情似乎已经结束的生活，《今日美国》（USA TODAY）“观点”团队回顾疫情时期的封控以及我们的生活如何改变。
政府迟迟不愿放下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权力
在全国各州于2020年3月开始封锁之前，我正在新奥尔良庆祝我丈夫的生日。一切都看起来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从那样生动活泼的生活经历到我们关于新冠肺炎的新的现实——商业和学校都被关停、其他聚集性活动也被禁止，这样的转变是很令人不快的。
《今日美国》专栏作家英格丽德·雅克·埃里克·西尔斯（Ingrid Jacques Eric Seals）/《今日美国》体系下的自由新闻报
这也是第一次我们中的很多人意识到，借着公共卫生的由头，政府有多大的力量去限制我们的自由。在封控开始后的三年里，我们也学到了，让州长、卫生官员和总统去放弃他们对于我们生活的控制权是很难的一件事。
甚至是在美国最初的封锁命令解除之后（有一些州比其他的早得多，取决于你住哪里），很多其他限制依然存在，比如规定我们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要戴口罩，以及餐厅里一次能有多少人。这些命令对国家经济的破坏性极大——对这个国家的学龄儿童更是如此。
作为应对措施，自2020年以来，超半数的州都通过了对州长和卫生官员可以没有立法介入、自主做什么的限制。这是一件好事。
尽管乔·拜登总统最终承诺会在五月结束全国性的新冠病毒紧急状态，但他依然紧握其国家紧急权。他必须遵守这一承诺。
我们的国家和领导人在真正的紧急时期需要相应手段来保证我们的安全。但是，就像我们自2020年开始所学到的那样，那些权力必须具有针对性和暂时性。
——英格丽德·雅克
别拥抱我！但是我终于带我母亲回到了她的出生地
我本来是应该在2020年3月回越南探亲的。但是那年的2月，航空公司因为新冠病毒取消了航班。我觉得这种事就跟笑话一样荒谬，我对此感到非常不满。
很快，为了保护住在附近一个老年人公寓大楼的我母亲，我们封锁了自己家，不再出门，这时，原来的气愤变成了恐惧。我们封锁家门也是为了保护和我们一起住的公公婆婆——也没有人为他们去杂货店购物了，在不上网课时，这件事是由孩子们负责的。
图安·勒·埃尔斯顿·格鲁贝尔（Thuan Le Elston Jack Gruber）/《今日美国》
这个5月，我和我丈夫会带我们的孩子和我母亲回越南。这可能是我82岁的母亲最后一次机会，去看看她的出生地——河内。所以我们非常兴奋。
这不是我们自2020年以来的第一次旅行。我们曾沿着美国东海岸自驾游，也曾飞去亚利桑那州和冰岛拜访我们的家人。这一切都得益于疫苗——它也让我们能够忘记2020年是怎样的噩梦。
我必须重读我的日记才能回忆起为什么封锁的开始就像是“阴阳魔界”1一样。
3月16日，星期一，凌晨1:20——当我在观看《西部世界》第三季的首映时，社交媒体因为可能的为期两周的全国性封锁而开始沸腾起来。正式通知可能会在48小时内发出。传染病权威专家安东尼·福奇上个月还告诉我们编辑委员会，涉及50,000,000人的隔离是不可能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但现在他却说不排除为期14天的全国性封锁的可能。我猜，是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开展快速新冠病毒检测方面的失败吓到他了。美国在1月20日报告了第一起感染病例，而两个月后，人们依然很难做核酸或抗原检测。我丈夫鲍勃（Bob）通过给我们医生的办公室和卫生部门打电话做了他自己的检测。相关部门之间互相掣肘，还和我们说除非去中国、伊朗、韩国或是意大利，不然我们不可能得到病毒检测的机会。国家在大量增建免下车的核酸检测服务站，但是这是在刚刚开始的阶段。韩国已经可以一天检测10,000人了。
但其实，新冠病毒疫苗也有其坏处，它导致人们又开始了握手和拥抱。在2020年前，这两者我都不喜欢。我承认我对疫苗接种满怀感激之情，以致于当我们都接种了第一针后，我有点欣喜若狂，拥抱了我的家人、朋友，乃至于一些泛泛之交。但是现在，大家要不要退后一点呢？大多数NBA球员打完比赛后就和对手球员激情拥抱，这样合适吗？大多数奥斯卡的颁奖嘉宾和获奖者也不会在那个星期天晚上拥抱啊？
——图安·勒·埃尔斯顿
新冠疫情的大流行揭露了我们的自私
当新冠疫情封锁刚开始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团结的一些美好标志：孩子们在窗户上贴上手绘的感谢信，送给邮政工人和快递员们；纽约市居民纷纷在公寓的阳台上，趁着换班时间为前线的医务人员欢呼；邻居们互相关照，寻求远距离的联结和交流方式。
《今日美国》“观点”专栏作家雷克斯·哈普克（Rex Huppke）。《今日美国》的塞巴斯蒂安·伊达尔戈（Sebastián Hidalgo）2。
但是当我们想要设法应对这个病毒的时候，一开始我们用口罩，用社交距离，然后我们用疫苗，这些措施合起来导致了人们相互间的疏离。
被强制戴口罩对一些人来说已经是很过分的要求了。医疗专家被哗众取宠的庸医、社交媒体上的游说者、被侵蚀的逻辑和公知所取代。疫情变成了一个政治工具，甚至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研发出的奇迹般的疫苗，也被卷入了“我们”对“他们”3的泥潭。
我们欠那死去的一百万人一个答案：我们真的做了所有我们可以做的来拯救他们了吗？
就像这个国家中的很多人一样，我和我的家人都戴口罩。我们都接种了疫苗。我们遵从医疗界达成广泛共识的建议。
我基本的想法是，面对一个致死性的病毒时，我有什么资格去说什么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是一个记者，不是一名流行病学家。
但是太多的美国人断定，他们自己是最了解流行病医疗方案的人。他们嗤笑专家，嘲笑那些遵守规则的人是懦夫，撕毁了在困难时期一个社会赖以为继的社会契约。
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或我的家人因为做了我们本应做的事情就很特殊。我并不因此就以正人君子自居。
我感到很沮丧。我原本以为我们国家会以在大流行前期那样的方式来应对疫情。我原本以为我们会团结一致，我原本以为我们不会让自私心和固执任性的无知离间我们。
可悲的是，我错了。
——雷克斯·哈普克（Rex Huppke）
有史以来最长、最诡异的春假
在一个平常的一天，结束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最后一堂课后，我突然被手机上的通知信息轰炸了。那周剩下的课程都被取消了。我给我妈妈打了电话，她告诉我她已经帮我预定了那天晚上回休斯顿的巴士。
春假放得很早。就像大部分学生一样，我很兴奋能有更长的假期。尽管我有点忐忑，因为在当时我们并不清楚新冠病毒的致死性和传染性有多强。我原本以为这种冠状病毒只会成为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小的、转瞬即逝的部分，我以为在一两周后一切会重回正轨。但是，现实恰恰相反，整个世界都被颠覆了。
一切都失去了控制：从夏天的暴乱、阴谋论、反对接种疫苗的恐慌，到总统断言可以用注射漂白剂来治新冠，再到对于选举舞弊的指控和美国的“国会山暴乱”。我一直在想——从奥斯汀坐巴士到休斯顿，我到底来到了怎样的平行世界？现实实在是太诡异了。
当学校管理人员宣布剩下的学期将会采取远程学习的形式时，我感到很失望。我感觉我好像再也见不到我的朋友了。我的家开始像一个监狱似的，我只有在家附近跑步的时候才能短暂地摆脱它。而且对我来说，在家里学习也不简单。到处都是让我分心的事物。我感觉我快要疯了。
克里斯·施拉克（Chris Schlak）《今日美国》
得益于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指导方针，以及最终奇迹般成功研制的疫苗，我的学校在2020年秋天开学了。尽管情况还是有些诡异，新冠病毒还是感染了太多人，但是我还是很开心——2020年的春假终于结束了。
——克里斯·施拉克
【名词解释】
1.“阴阳魔界”
《阴阳魔界》剧集是一部畅销美国的电视剧，改编自美国著名的同名小说，交织以幽微迷离的现代场景，刻画人性的孤独疏离与精神困境。
2.塞巴斯蒂安·伊达尔戈（Sebastián Hidalgo）
一名独立的新闻摄影记者和国家地理探险家。在芝加哥和加利福尼亚的公民新闻编辑部接受培训，他对广泛的社会议题进行报道，从几乎没有环境保护措施的地区被倾倒毒物到中产阶级化所带来的持续性的心理影响。他的作品被永久地保存在国会图书馆、墨西哥国家艺术博物馆和哈佛艺术馆。在2022年，他位列30个值得关注的新锐摄影师之列。
3.“我们”对“他们”
us versus them，“我们”对“他们”是一种在心理学机制作用下的心态，可以在体育运动和其他基于团队的活动中见到，也可以出现在生活中很多其他领域，比如特朗普极端化的政治豪言。这种心理受到竞争、身份和自尊等方面的影响而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