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不会做口罩的电池厂，不是好的汽车大王。”
这句话，放在比亚迪和它的创始人王传福身上，实在是恰如其分。
近来，有两则关于他们的新闻异常火热：
第一，比亚迪日产口罩1000万个，成为全球第一大口罩生产厂商；
第二，比亚迪发布“刀片电池”，被认为是颠覆性的黑科技。
看过这些新闻后，你会发现很难将这些与一家主营汽车制造的公司联系起来。
由于王传福低调的个性，不熟悉汽车行业的人可能很少听说过他。
他，确实是一个神秘而传奇的人物。
如果用望远镜审视他过去的54年，画面大概是这样的：
少年时期贫困，父母双亡；在哥哥和嫂子的扶持下，挤进名校；后来步入体制，踏入商海；从电池起家，逐渐成为汽车业的翘楚；四十三岁，就已名列富豪榜……
如果再用显微镜，我们还会看到更多他的身影：
创业做电池，三年成为中国电池之王；进军汽车领域，三年内就成为国产平价车之王；投身新能源，八年间就登上世界电动车之王的宝座；突然做起口罩生产，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成为世界口罩之王……
似乎无论他进入何行何业，都能迅速站在行业的前沿，甚至称霸一方。
“股神”巴菲特的得力助手查理·芒格曾经毫不吝啬地赞美王传福，称他为：
“这家伙就像是爱迪生和韦尔奇的合体——既能像爱迪生一样解决技术难题，又能像韦尔奇一样把事情一一落实。我真的从未见过如此的人才！”
为了王传福，巴菲特甚至打破了不投资高科技企业的原则，长达十几年重仓比亚迪。2018年，他将王传福列为自己最敬重的四位CEO之一，与之并列的只有：扎克伯格、库克和多尼根。
如果你对扎克伯格、库克、爱迪生、韦尔奇，甚至巴菲特和芒格的传奇故事有所了解，我相信你听到芒格和巴菲特对王传福的赞誉时，一定会被震撼得下巴掉在地上。
究竟是何方神圣，能够赢得芒格和巴菲特如此高的评价？
今天，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位低调神秘的造梦天王的面纱。
王传福，生于1966年，然而他的故事，从1979年才真正开始被人们叙述。
那年，他年方13，在安徽省无为县为民小学读着六年级。
他的父亲患上了肝癌，病魔折磨了他好长时间，最终，他离世了。这位当时有着八个孩子的木匠，所留下的唯一财产，不过是三间残破的瓦房。
家中失去了顶梁柱，母亲艰难地维持生计，姐姐们相继嫁人，18岁的哥哥辍学做小买卖，最小的妹妹因无法抚养而被送人……
这，便是王传福生命的开端。
为了改变家庭和个人命运，王传福比其他孩子更加努力地学习。他立誓要考上中专，找份稳定的工作，让母亲和哥哥的生活好一些。
然而，悲剧的命运仍未放过他。
两年后，母亲也因长期劳累而病倒，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是何等艰难的人生！
当时正在进行初中毕业考试（那时的初中为两年制），王传福考试进行到一半，却接到了这个噩耗，他急忙回家，错过了考试最后两门，也错过了中专的录取机会。
于是，15岁的王传福，不仅失去了父母，也失去了一片光明的未来。
母亲去世后，王传福的生计落在哥哥身上。然而，哥哥刚好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王传福不愿成为哥嫂的负担，于是请求分家，自己辍学谋生。
哥嫂对他大加责骂，拒绝了分家的请求，要求他专心学业，别去管其他事情。
王传福擦干了眼泪，背起行囊，前往了无为二中。
哥哥和嫂子辛苦经营着小生意，还要时刻警惕有关部门的扫荡，他们从牙缝中挤出每周10元钱来资助正在长大的弟弟。
高二那年，家中破旧的房屋被暴风雨吹倒，这让这个苦难的家庭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有一次，王传福回家后，嫂子实在拿不出下周的生活费，只好挨家挨户去借，艰难凑到4块多钱，让王传福度过了那艰难的一周。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传福深知，只有学习才能改变他的命运。他的刻苦和优秀给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班主任在三十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记忆犹新。
高考前夕，王传福差点失去了自己，预考时由于疏忽大意，漏做了一张试卷。按照当时的规定，预考合格才能参加高考，淘汰率高达60%。
幸运的是，学霸终究是学霸，尽管漏做了一张试卷，王传福仍然名列前40%，顺利通过了预考。
高考中，王传福创造了奇迹，他成为无为二中理科班当年唯一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也成为了村里人久久传颂的传奇。
那是1983年，王传福17岁。
放眼远方，一位青年，名叫王传福，本应踏入合肥工业大学的无线电殿堂，却意外失之。命运之手将他引向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投身冶金物理化学的浩淼世界。
他的哥哥和嫂子满心欢喜，将结婚时最珍贵的礼物——那块“上海牌”手表，送给了这个幸运儿。为了更贴近弟弟，他们决定迁居长沙，漂洋过海，将生意扎根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
王传福在大学里焕发出新的活力。曾经被人戏称为“哑巴子”的他，如今在食堂的舞会中翩翩起舞，一举夺得“舞林高手”的美誉。他善于与人交往，在大二就加入了党组织，并荣幸成为系团总支的一员。甚至，他还曾为辅导员牵线搭桥，助力情侣缔结良缘。
然而，尽管在校园里忙碌活跃，他的心思却时刻牵挂着家中的生意。每到周末，放下书本实验，他便风尘仆仆地奔向哥哥嫂子的店铺。身处岳麓山下的中南大学，王传福却四年如一日未曾登上这座名山。
1987年，王传福获得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保送，攻读研究生。在那里，他得到导师的赏识，三年后留院任职。
不久之后，凭借着突出的研究成果，王传福被提升为有研院301所的副主任，主持全所工作。虽然年仅26岁，却成为全院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前途一片光明。
除了行政工作，王传福还肩负起副教授的职责，培养着一批又一批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他怀揣着成为一名科学家的梦想，不仅积极发表文章，提升学术造诣，更致力于教育培养人才。
在有研院工作下去，他距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新婚的他，幸福的生活似乎就在眼前。
然而，命运的车轮却在1993年，将他带往深圳。有研院与包钢集团合作成立了一家镍氢电池制造公司，王传福被选派负责该项目。
新公司名为“比格镍氢电池有限公司”，王传福担任总经理。而此时的深圳，正是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王传福在繁华的市场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科学家的梦想渐渐被商业的火热所取代。
1994年，一则消息改变了一切。日本放弃传统的镍镉电池产业，对于中国而言，是一次巨大的机遇。王传福意识到，镍镉电池市场的巨大空白将成为创业的黄金时机。
然而，身处体制内的他却束手无策。艰难的抉择让他煎熬不已，最终，他放弃了铁饭碗，毅然辞去了优越的工作，踏上了创业之路。
这一年，王传福28岁，面对未知的未来，他义无反顾。
尽管下定了决心，但事业的起步却十分艰难，尤其是投身于电池行业，更是雪上加霜。当时，一条镍镉电池的生产线就价值数千万元，这对于初出茅庐的王传福来说，简直是难以想象的高额资金需求。
他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便是资金问题——而且是一笔巨额资金。
他首先尝试向银行申请贷款，然而，一个毫无背景、毫无资源的年轻人，想要贷到那么多的款项，简直是痴人说梦。几番碰壁之后，王传福不得不作罢。
接着，他找到了香港汇亚基金的负责人王干芝，希望能够获得5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尽管王干芝对这个项目充满了信心，但在公司的投委会上，却遭到了否决。这个被放弃的投资机会，后来成为了王干芝终身的遗憾。
最后，王传福求助于自己的表哥吕向阳和朋友夏佐全。
吕向阳曾在央行的地方机构工作，比王传福早两年开始创业，已经赚得了第一桶金。他毫不吝啬地借给了表弟250万，作为公司启动资金——即使放眼25年后的今天，250万依然不是小数目，更不用说90年代中期。这笔钱为吕向阳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使他进入了全国富豪榜前50的行列。
夏佐全是湖北人，曾在保险系统工作，90年代初开始从事证券投资，初步积累了一笔小财富。经过两天两夜的长谈之后，他毅然将自己的积蓄几十万元全部投入了王传福的公司，成为了公司的第三大股东。后来，他也加入了比亚迪公司，担任副总。几年后，他因对王传福的投资而成为亿万富翁。
1994年11月18日，一个小小的作坊在深圳布吉的冶金大院成立了，这个作坊的名字，日后将响彻全世界，它叫“比亚迪”。
起步之初的条件极其艰苦，十几个人挤在一间七层楼的顶层，以厂为家，吃、住、研发一应俱全，晚上则挨挨挤挤地在大通铺上入眠。
为了尽快研发出镍镉电池，王传福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厂里。关键时刻，他的女儿出生了，然而他却无法前去医院陪伴妻子，直到数日后才得以回家看望。
工作的辛苦仅是其中之一，最大的难题在于无法购买到自动化生产线。尽管有着300多万元的启动资金，但在当时的中国，引进电池生产线仍然是杯水车薪。
在万般无奈之下，王传福想出了一个办法：机器不足，人力来凑！
他将生产过程拆分为几十个不同的环节，用“夹具+人工”的方式代替机械手。只有完全无法替代的地方才使用机器。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个设备20万美元，按照5年折旧，等于一个月2万人民币，用这些钱，我能请多少工人？”（当时工人的月工资才几百元）
这样一来，他充分利用了中国最廉价的人力资源，将原本需要一次性投入的固定成本转化为分月支付的可变成本，大大缓解了创业初期的资金压力。
他仅用了100多万元人民币，就建立了一条日产4000个镍镉电池的生产线，创造了巨大的成本优势，使得比亚迪电池在市场上具备了极强的竞争力，很快就占领了市场。
到了1997年，比亚迪已经售出了1.5亿块镍镉电池，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四大电池生产商。这时，公司成立才仅仅三年。
对于王传福和比亚迪来说，更重要的不仅仅是销量的迅速增长，还在于他们形成了“自主研发产品、自主建造生产设备、用半自动化半人工降低成本”的研发生产模式，这成为了日后比亚迪在各行业中迅速取得胜利的独门秘诀。
2000年，王传福再次成功，研发出了锂电池及
其生产线，顺利成为了摩托罗拉、诺基亚和TCL的手机电池供应商。
当时正值手机行业的蓬勃发展时期，摩托罗拉、诺基亚和TCL在市场上的地位媲美如今的苹果、华为、小米。进入这些公司的供应商目录，等于产品质量在全世界获得了认可。
由于比亚迪的生产成本仅为竞争对手的1/4到1/3，而且质量得到了世界最顶级公司的认可，很快就发展成了全球第二大手机电池生产商，仅次于日本三洋。
2002年7月，成立7年多的比亚迪在香港上市，王传福和吕向阳双双进入了《福布斯》大陆富豪榜前50名。
值得一提的是，在创业之初，王传福和杨龙忠、吴经胜、何龙等一众兄弟口头约定了股份。在中国民营企业上市的过程中，这种口头协议往往会在上市时被创始人以各种借口推翻或者打折扣，所以承销商也按惯例问王传福，如何处理这些股份。
然而，王传福毫不犹豫地说道：当初怎么说的，就怎么办。
于是，比亚迪创业初期的34位高管，合计分得了公司22%的股票，成为了千万富翁。
2003年，比亚迪超越了日本三洋，成为了世界电池之王。
上市致富和站在行业巅峰，本应让王传福满心欢喜。然而，欢喜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忧心忡忡。
他的忧虑不是自己无法胜任，而是认为电池行业的天地实在太过狭小，无法容纳他这条巨龙。他觉得，即使比亚迪占据全球手机电池市场的话，一年的产值也不过几百亿。
几百亿，在王传福看来，不过是小打小闹。
在反复思考之后，他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大行业：汽车。
当王传福在公司内提出要涉足汽车业务时，所有人都面面相觑，但谁也不敢当面反对。因为在比亚迪，王传福的话一直都是法，其他人根本无法置喙。不过，在私底下，一些高管并不看好这个决定。
资本市场的反应则更为直接而激烈。当得知王传福打算涉足汽车业时，香港的投资者纷纷打电话给他，怒声怨气地宣称：“我们要抛售你的股票。一直抛，直到你倒闭！”
然而，王传福的性格使然，一旦决定了的事情，就绝不会为其他人的意见和外界的反应所左右，他会一意孤行，直至底线。他无视高管私下的劝说，也无视投资机构的威胁，执意推进自己的设想。
2003年1月，比亚迪以2.7亿元的价格收购了陕西秦川汽车77%的股份。消息一公布，比亚迪的股价立即暴跌，两天内蒸发了27亿港元。
秦川汽车是与日本铃木合作，生产一种名为“福莱尔”的经济型轿车。比亚迪收购秦川后，一边继续销售福莱尔，一边紧锣密鼓地研发新车型。
福莱尔汽车
很快，王传福就明白了为什么投资人不看好他转向汽车业的原因。
制造电池和制造汽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业务模式：一个是面向企业，一个是面向消费者；两者需要完全不同的运营逻辑，技术和生产问题解决并不能解决一切。
福莱尔的销售量一路下滑，2004年同期的亏损从998.1万元扩大到7171.3万元，2005年上半年的销量仅为5000辆左右，仅为去年同期的一半。
然而，王传福并没有太在意福莱尔的销售情况，他的重点在于自主研发。
他挖来了曾在上汽仪征担任副总工程师的廉玉波，投入了2亿元的研发费用，开发出了一款代号为“316”的车型。
王传福和廉玉波满心以为，这款经过精心设计的车型一定会受到消费者的喜爱。然而当一群经销商从全国各地前来参观时，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然后默默地离去。用销售副总夏治冰的话来说，“前来看车的经销商都被‘吓哭’了。”
王传福当机立断，当晚就决定取消316项目，重新开始。
这一次，他决定采取最简单的办法：仿制。或者更委婉地说，借鉴。
他们参考了当时市场上畅销的车型，很快就设计出了一款新车，命名为F3，于2005年9月推向市场。
这款车一眼看去，十个人有九个会认为是丰田的花冠（即卡罗拉），因为实在是太像了。甚至，很多零件完全可以和花冠通用。
比亚迪F3与丰田花冠的对比图
在生产方面，王传福复制了做电池时的方法，自行开发生产线，大量利用人工替代机械手，从而大幅降低成本。最终，F3的售价仅为花冠的一半。
丰田的人们不可思议，他们愣是想不明白，怎么会有一辆车和自己这么像，却只需要一半的价格，甚至有专门拿回F3进行研究。
而消费者却对此无动于衷，他们蜂拥而至4S店，将F3买回家，甚至有些人把F3的标志换成了丰田的LOGO。
不到一年，F3的销量就突破了10万辆，成为历史上销量最快超过10万辆的自主品牌。
这个数字
足以让比亚迪成为汽车自主品牌领域的佼佼者。
此后，比亚迪照样学样，陆续推出了仿造通用凯越的F3R，仿造雅阁和凯美瑞的F6，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2007年8月9日，比亚迪坪山基地正式落成，王传福举行了盛大的发布会，宣布比亚迪的目标是：到201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汽车生产企业，到2025年成为世界第一。
如今，听到中国企业家说出这样的话可能已经司空见惯。但是在当时，在汽车行业，比亚迪说出这样的话，就像一块石头砸破了天花板。
汽车业是现代工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产业，日本的丰田、本田，德国的大众、宝马、奔驰，美国的福特、通用等，如同一座座高山横亘在中国人的面前。在当时，即使是最傲慢的中国人也不敢想象，几年后国产汽车品牌会击败国际品牌。
一个从电池起家的厂家，仅仅因为一款售价6万元的仿造车卖得比较火，就敢说未来要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就像我们听到罗永浩说锤子手机要超越苹果一样匪夷所思。
但王传福信心十足。
他说：“我们造车就像造玩具一样，一辆接着一辆。”
王传福踏入汽车领域，并非出于对汽车本身的热爱。从F3到F6，只是为了探索前行的道路。
他真正的目标是新能源汽车——因为这样做，可以将他的电池用于更广泛的领域。
从一开始到现在，王传福从未打算离开电池行业，他想要的只是把电池放进不同的容器里——无论是电动工具、大哥大、手机，还是汽车。
早在2003年，他刚刚收购秦川汽车的时候，就向外界宣布，要打造国内最大的电动汽车企业，并表示“对电动汽车有200%的信心”。
他的行动迅速，收购秦川的第二年，他就推出了纯电动出租车EF3、电动概念车ET、混合动力轿车Hybrid-S，并在广州车展上展示。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一年，马斯克刚刚接手特斯拉，而Roadster还需要4年时间才能在全球引起轰动。
然而，在那个时候，电动汽车对中国和世界来说还太过超前。从生产端来看，电池技术尚未成熟；从消费端来看，石油价格便宜，汽油价格低廉，人们根本不觉得有必要购买电动车；从政府端来看，经济增长排在首位，只要能拉动GDP，无论什么车都好，当时的人们根本不关心雾霾问题。
因此，比亚迪的电动车虽然曾一时光鲜亮丽，但很快就消声匿迹了。相反，F3这款汽油车却获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王传福并没有放弃。在F3大卖的同时，他将几乎所有利润都投入到了电动车项目中，先后研发了双模的F3DM、纯电的E6、以及电动大巴K9，使得比亚迪成为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生产商。
正是电动车，为比亚迪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在比亚迪上市时，其股票的投资人中有一位名叫李录的人物。他早年因为某些原因逃离美国，后来成为一名投资者，并结识了查理·芒格。
在李录的强烈推荐下，芒格见了王传福，对他赞不绝口。他说：“王传福是个天才……他能掌握最尖端的技术，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
芒格认为，电动车有着巨大的前景。从投资的角度看，比亚迪的实际价值远远被低估。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大笔投资了比亚迪股票，并向老朋友巴菲特建议，我找到了一个集爱迪生和韦尔奇于一身的人，建议你赶紧投资他的公司。
虽然芒格对王传福赞不绝口，但巴菲特却并不完全相信。他一向的投资原则是，对不了解的就不投资。即使当年微软和苹果找他融资时，他也选择忍耐不出手。
于是，巴菲特派出了他的副手索科尔前往深圳考察。当索科尔来到比亚迪的工厂时，他被惊呆了。王传福竟然管理着整整10万名工人，这在他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更让索科尔震惊的是：为了证明电池的环保性，王传福当着他的面喝了一杯电池液。
回到美国后，索科尔对巴菲特说，“This guy's amazing.You want to meet him.”（这家伙不可思议，你一定想见）。
没过多久，巴菲特也对王传福感到钦佩，被他的愿景所吸引。他愿意向王传福投资5亿美元，占股20%。这是他在中国仅次于中石油的最大投资。
然而，王传福却拒绝了！
老王说，钱我需要，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的股份给你，最多只能给你10%。
这可能是巴菲特多年投资生涯中少有的被拒绝的一次。但是王传福的坚持，更让他觉得这个人可靠。
最终，双方商定，巴菲特投资2.3亿美元，占股10%。
2009年，正是巴菲特如日中天之时。上一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他超越了蝉联多年的比尔·盖茨，成为新晋世界首富。他的午餐会也以创纪录的263万美元天价成交。
在巴菲特的影响下，比亚迪
立即成为全球财经媒体关注的焦点。其股价一飞冲天，直接把王传福带到了2009年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和胡润富豪榜的双料首富位置，财富高达350亿元。
这一年，王传福43岁。
当一切达到顶峰时，也正是开始面对挑战的时刻。
2009年，王传福的事业和财富达到巅峰，但从2010年开始，比亚迪却陷入了一场困境。
为确保新能源汽车有足够的投资，王传福大幅削减了传统车型的研发投入，试图通过扩大现有产能来获取更多利润。结果，销售网络失控，大量经销商纷纷撤离。
2010年第二季度，比亚迪的营业收入环比下降了8%，净利润更是暴跌了58%；第三季度，公司出现了严重的现金流危机。
到了2011年，问题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恶化加剧。上半年利润骤降了88.6%。公司的经营问题也蔓延到了管理层：销售总经理夏治冰辞职，销售部门大规模裁员，产品质量问题接连不断。
媒体上涌现出大量批评比亚迪的报道，《比亚迪大败局》、《比亚迪教训》等文章广为传播。人们都在纷纷问：比亚迪出了什么问题？
2012年，王传福公开承认错误。他说：“过去我们一味追求数量和规模扩张，忽视了品牌质量的提升。我们在经销网络、媒体关系和产品品质三方面犯了错。”
对于一向执拗、一言不发的王传福来说，公开承认错误并非易事。
此前，他总是认为自己的产品供不应求，及时交货才是最重要的，而对品质则不够重视。然而，接连发生的问题让他开始研究苹果公司的用户体验思维，并大力提升比亚迪产品的用户体验。
随着比亚迪产品品质和用户体验的提升，加上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重视，比亚迪终于渡过难关，重新回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
2015年，距离王传福宏愿“成为中国第一”的承诺已经过去8年，但比亚迪并未完成这一目标。
在当年的汽车销售排行榜上，按公司计算，比亚迪仅排名第16位；按车型计算，最畅销的F3也仅排名第28位。
然而，如果以新能源汽车为分类来看，王传福已经实现了他当初设立的目标——2015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了61722辆，在全球市场占据了11%的份额，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新能源汽车之王。
这一排名一直保持了3年，直到2018年被特斯拉超越。
2016年，王传福开始感到，新能源汽车或许还不足以满足他的雄心壮志，他想要做一些更加宏大的事情。
于是，他推出了“云轨”。
所谓云轨，是一种建立在空中的单柱轻轨，与比亚迪设计的“云巴”相配合，其运载效果相当于轻轨或地铁，但所需空间更小，造价更低。
王传福希望通过这一产品来减轻城市交通拥堵。他说：“我们用电动车解决城市的污染，用云轨解决城市的拥堵。”
对于这一设想，王传福充满信心。他说：“七年前，我们提出城市公交新能源化，没几个人相信。四年前，城市公交新能源化开始得到大规模推广，两年前成为国家战略。”
言下之意，是云轨的快速发展也势在必行。
他相信，云轨项目将再次改变比亚迪的命运。
云轨一推出，立刻受到了许多中小城市的欢迎，比亚迪在一些城市获得了订单，甚至已经开始了施工。
然而，随着国家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政策的收紧，自2016年至今，尚未有一个城市启用云轨。一些已经修建了部分云轨的城市，项目搁置不前，几乎成了废墟。
再次塑造一个新的比亚迪，目前看来遥遥无期。
而此前王传福认为规模太小的电池行业，2011年底涌现出宁德时代，迅速崛起为电池行业的巨头，成为比亚迪电池产品的主要竞争对手。
截至目前（2020年4月1日），宁德时代的市值已高达2659亿元，超过了比亚迪在香港和A股市场的总市值（比亚迪在香港市值1037亿港元，A股市值1558亿元，合计约2507亿元人民币）。
眼下的比亚迪，传统汽车业务已无光彩可言；电池行业正面临宁德时代的激烈竞争；新能源汽车领域，特斯拉一路领先，后面还有一大批造车新势力紧追不舍。如果云轨项目无法取得突破，比亚迪将难以再次实现爆发式增长。
然而，尽管如此，比亚迪在许多行业都是一个隐形的巨头。例如，在手机代工领域，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全球第二大手机代工厂商，仅次于富士康，代工收入占公司收入的三分之一。许多知名品牌如苹果、小米等的手机都是由比亚迪工厂生产的。
此外，比亚迪强大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使其随时可以进军新的领域。在疫情期间，公司转产口罩，对比亚迪而言只是小试牛刀。
而如果不是比亚迪投入口罩生产，我们可能不会意识到，原本以汽车、电池和手机代工为主营业务的比亚迪，居然还拥有医疗器械生产资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期间，比亚迪紧急调动人力，自主设计口罩生产设备，每天生产一千万个口罩，而这并非出于牟利目的。
相反，比亚迪的大部分口罩都免费捐赠给了急需部门和特定群体，其余部分则以不高于2.5元/只的超低价格供应市场。
换句话说，比亚迪不惜打乱主营业务的正常节奏，许多员工放弃了春节假期加班加点，这在经济上是一笔亏本的生意。他们这么做，只是因为社会需要。
尽管比亚迪在业务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公众舆论中，其形象却仅能算得上一般，甚至有些负面。比如像制造口罩这样的举动，赢得众人称赞的情况，在比亚迪身上是非常罕见的。
造成这种局面，除了王传福本人刻意保持低调，不在乎外界评价，以及其在营销推广中的理工科“直男”思维外，还与一些巨大争议有关。
首先是关于“抄袭”。
从最初涉足电池制造、到手机代工，再到汽车生产，王传福与“抄袭”二字总是难以割舍的关系。曾经在电池领域起诉比亚迪侵犯知识产权的三洋和索尼，以及在代工领域的富士康，都曾上过法庭；而F3和F6这样的汽车产品，更是遭受了无数嘲笑。
然而，王传福对于知识产权的灵活运用和规避，却令人惊叹。他组建了一个由上百人组成的团队，专门应对知识产权纠纷。
每次开发新产品，比亚迪都会先审视市场上有什么可以借鉴、有什么需要避免，能够模仿的就模仿，不能模仿的就绕道而行。因此，无论是三洋、索尼还是富士康，都未能在诉讼中获得胜利。
而与丰田的法律纠纷则根本无法提起，因为比亚迪的“抄袭”恰好处在法律边缘。比如，如果法律规定汽车外观有5个面雷同即构成侵权，比亚迪便会模仿4个面，只改动1个面。这样一来，尽管每个人都知道比亚迪和其他车型很相似，但法律上却无法认定侵权。
据一位比亚迪内部人士透露，“我们每年都要拆解很多竞品车型，如果发现一项技术有专利，我们就调整、避免，如果没有专利，我们就直接用。我们甚至已经准备好了打官司，而且我们永远不会让对手获胜。”（见《王传福：“一切皆是纸老虎”》，张程，原载《新财经》，2009年8月）
对此，王传福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他将这种模仿称之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认为这是后来者追赶先驱的必然之路。
回想比亚迪自主研发的“316”车型的失败和F3车型的成功，不得不承认王传福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如果坚持“316”而不是选择F3的发展道路，也许比亚迪早就消失了。
然而，当一家公司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自主生存能力后，就必须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否则，即使凭借模仿能够度过初创阶段，但一旦走到行业前沿，已经没有可以模仿的对象时，企业的末路也就到来了。
目前，比亚迪的研发投入仅达数十亿元水平，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6.5%，与华为数千亿元级别和14.1%的比例相比，差距非常明显。
最新消息称比亚迪已研发出“刀片电池”，王传福宣称要将“自燃”从电动汽车的字典中彻底删除。如果王传福所言不虚，毫无疑问，这将对当前的动力电池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但其后续影响如何，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其次是品牌形象和产品品质。
比亚迪汽车起初靠山寨和低价起家，在消费者心目中，其形象长期被定位为这样。
然而，在早期，比亚迪过分关注扩大生产，忽视了品质控制，导致消费者口碑一直不佳，对品牌形象也造成了巨大损害。
自2012年以来，比亚迪加强了对产品品质的管理，并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提升品牌形象，但总体而言，在公众心目中，比亚迪仍然被视为低端车型，与特斯拉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比亚迪的电动大巴在全球许多城市赢得了好评，但在国内市场上，对比亚迪汽车的投诉率依然居高不下。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2019年公布的一份报告，2018年度，比亚迪成为被投诉最多的汽车品牌。
看来，比亚迪要想提
升形象和改善品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外，王传福多次建议国家全面限制燃油车，优先发展新能源车，这也引起了传统车企和车主的不满，被指责为“吃相太难看”。
比亚迪大幅获得国家新能源产业补贴，也引发了不少争议。2018年，比亚迪获得的国家补贴占净利润的三分之四。然而根据比亚迪发布的2019年业绩报告显示，其净利润同比下降了44.4%，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对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减少。
如果不依赖于国家对车企和消费者的新能源补贴，比亚迪新能源车只凭产品本身的能力，可能会面临极大挑战。
王传福已经54岁。
从父母双亡的少年，到营收千亿的民族产业之光，他的人生开局，可谓悲苦至极，其日后的成功，也可谓辉煌至极。
他的一生，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用双手改变命运的典范。
他自强不息的战斗意志、攻坚克难的钻研精神、服务社会的大格局，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那些引起争议的地方，却又很值得我们注意。
在梳理王传福和比亚迪的成长历程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个人、这家公司，和中国这个国家好像！
——都有过无比凄惨的过去；
——都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获得了新生；
——都有过从山寨起步的不光彩历史，但又都形成自我创新的能力；
——都不擅长对外打造形象，常常被外界黑得一塌糊涂；
——在产业上，都追求全面掌控能力；
——……
甚至，比亚迪电动车的名字，就叫做“秦”、“唐”、“宋”、“元”或者“汉”……。
我认为，王传福是一个远远被人们低估的企业家，比亚迪是一家远远被人们低估的企业。
不管从能力上，还是社会价值上，都被低估。
他是一个崇尚自我奋斗，凭双手改变命运的实业家；它是一家实力无比强大，对社会无比重要的，创新型制造企业——这都是当代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创新的能力、制造的实力，是国家强盛，社会繁荣的基础。王传福和比亚迪，从无到有，一点一滴积攒出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制造实力，在每一个他们进入的行业，都走到了世界前列。
他们的社会贡献，不仅仅在于提供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或者解决20多万人的就业和缴纳20多亿的税收，也不仅仅在于解决城市的污染和拥堵问题。
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但除此之外，比亚迪还是一个能随时响应社会紧急需求，在关键时刻立下大功的企业。
如果说疫情之下，比亚迪可以用一个月成为口罩之王。那么下次如果有其他需要，它也可以随时转型做别的东西，例如，装甲车。
这些年，中国财富急剧增长，互联网、房地产、金融，各行各业都有无数的英雄出来。他们的财富累积到天文数字，他们的名字被众人呼喊和铭记。
而制造业，被认为是既“苦”又“穷”，没有前途的一个行业。
创业者不愿意投身于制造业，投资者不愿意投资于制造业，打工者不愿意委身于制造业。
惟其如此，那些仍然坚守在制造业的人，那些在制造业做出巨大成就的人，那些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默默地组织生产的人，就更值得我们歌颂和铭记。
谨以这篇记述王传福和比亚迪成长历史的文章，向奋斗者致敬，向投身于实业的英雄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