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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谈及“自己动手”，大多数人立即联想到的下半句是“丰衣足食”。
但实际上，它来自1939年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最初说的是“自己动手，才是出路”。
与“丰衣足食”的美好愿景承诺相比，“自己动手，才是出路”的表述显然含有浓厚的无奈与被动色彩，是一种临时性的应急行动，不足以激起民众的自豪感及认同感，更不足以成为一个稳固政权长期执政的指导思想。
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才是出路”四字后来被普遍地从宣传中省略，而代之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更为昂扬和振奋的口号。
相比之下，后者展示了配合国家行动的美好愿景，从而成为国家动员的有力工具。它有效地在国家几次出现经济困难时，成为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口号，并以其丰富的内涵上升为一个政党的、一以贯之的政策和思想遗产。
1、“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治逻辑通过各种文本的叙事，一系列关于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艰苦奋斗”的故事被广为人知，直至今天依然以各种方式流传。
这些故事非常直观和生动地体现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是如何通过自力更生，创造性地克服了巨大的经济困境的，其中满载着道德、理想，及革命的豪情与欢乐。
丰富多彩的故事文本和艺术表现手法之下，潜藏的是南泥湾垦荒“遭遇困难——英明决策——统一思想——一致行动——战胜困难”的叙事逻辑，它们共同组成了有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记忆的故事原型：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下，三五九旅响应号召，挺进南泥湾，通过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强大的革命创造能力，很快扭转了经济困难的状况。
毛泽东所发表的著名演讲：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就成为最后的点睛之笔，而其核心政治诉求，则集中于执政党的先进性，以及执政边区的政治合法性。
显然，此时此刻，党的领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因经济困难而发起的“大生产运动”，因其成效，必然成为今后执政时的宝贵财富，其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精神成果，都具有珍贵的价值。
对这一战时政策的总结和升华，使不得已的“出路”成功地转化为代表执政党先进性的优秀品质之一。
相比之下，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记忆的反复强调、铺陈和吟咏，则以其丰富的内涵上升为一个政党的、一以贯之的政策和思想遗产。以古喻今，讲述光荣传统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解释现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国家动员的有力工具，还有效地在国家几次出现经济困难时，成为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口号。
2、大生产运动如何组织起来？在大生产运动的相关记忆中，执政党所着力建构的第二个内容，是关于边区军队、干部、民众如何组织起来，共渡时艰的记忆。
“组织起来”这一口号因毛泽东一篇著名的社论而为人们所熟知：
“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凡是有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
在当时，将习惯于小农生产、小手工业生产和零散商业经营的边区民众组织起来，进行大生产运动，是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极为重视的一件大事。
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评价说：
“大生产运动的整个过程，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即发动和组织劳动大军的过程。”
而它深远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组织起来”的主要途径是发动群众，即毛泽东一直推崇的“群众路线”。因此，它也和同时期进行的“整风运动”声气相通，其间始终贯穿着政治运动的主旋律。它不只是一项战时经济政策，而是渗透到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动员和改造,对此后的新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组织起来”的内涵涉及生产和社会改造的多个方面，同样由几个关键故事组成。
（1）改造二流子在“组织起来”的记忆建构中，最核心也最生动的事件之一是“改造二流子”，由于这一题材所具备的戏剧性元素和强烈的冲突性，它成为当时文艺创作中最受文艺工作者青睐的题材，也成为大生产运动中今天流传最广泛的记忆符码之一。
二流子，是对陕北农村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鸦片、赌博、偷盗、阴阳、巫神、土娼等为活，搬弄是非，装神弄鬼，为非作歹的各种人的统称。此前，他们被村民们称为“爬鬼”、“地痞”、“牛毛”（流氓)、“二流答瓜”。
边区政府对“二流子”的改造动因，当然：
首先是让这部分劳动力从事生产，充分利用他们的劳动力产出经济效益；
其次，是破除萎靡、迷信之风，改造社会风气；
但更重要的，可能是防止不事生产的这部分人对正困扰于公粮税负的农民们产生负面示范效应：阴阳先生、巫婆神汉等都以巧言令色为业，且假以神佛之名，在乡村社会中有着很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如果他们私下里劝说农民们抵制公粮税收，形成意见导向，对征收公粮和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1937 年，刚刚成立的边区政府即对当时的“二流子”人数进行了统计，认为整个边区“约有二流子 3 万余人”。
1939 年延安、华池率先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劳动，取得经验后在全边区推广。但是，由于生产运动在这期间并没有大规模推广，因此，改造“二流子”的运动效果也并不显著。
大约在 1940 年春延安县的一次生产动员大会上，两位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的干部胡起林、王庆海提出，要拿出有效办法，迫使农村“二流答瓜”的那种人参加生产。
根据当时延安市的调查，1937年前，延安市人口三千，地痞流氓五百，占人口总数的16%， 1937年延安县人口三万，地痞流氓为1692人，占5%。作为一个政策, 1941年，毛泽东在其发表的“五一”施政纲领中特地指出: “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
据统计，到1941年延安县已改造二流子1173人，占总数的72%。
多达16%及5%的这部分人口是如何被认定为“二流子”的？
史料显示，边区以是否自力生产、是否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作为判断“二流子”与否的基本标准，并细致地将其划分为“二流子”、“半二流子”与“非二流子”：
①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偷人、嫁汉、招赌博、贩卖违禁品、拐骗、做巫神、当师婆、胡挖乱抓，只要能作为生活手段，汉奸特务也干，……)维持生活者为二流子。
②有正当职业，又兼靠不良行为为生活手段者为半二流子。
③至于完全靠正当职业为生活手段，但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习气(如本人有不良嗜好，但不靠卖违禁品为生活，耍赌博但不靠招赌生活，积极生产但又大吃大喝等)，不算作二流子，而应算作有不良嗜好或有二流子习气的公民。
对照官方划定的标准，边区各县将“改造二流子”的任务层层分解摊派，每个村落都开始列出本村“二流子”的名单，并召开批判大会，进行改造。
而史料显示，当时“二流子”的改造方法可谓多种多样：
“用各种方式来给他以精神的压迫：开群众大会，大家来羞辱他”。“开劳动英雄大会，叫二流子来旁听，让他们感到劳动的光荣，这又是一种办法。”“在他家里挂一个二流子牌子，让大家喊他‘二流子’”，“发动全乡人，对他进行封锁”，通过“劝说、感化、宣传”, “形成一种群众运动”。
总而言之，制造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鲜明对比，以敦促这些与政策悖离的乡村个体走上政府引导的道路。
对“二流子”前期的劝服如果无效，伴随而来的惩戒措施则以收容改造为主。边区各地当时都设立了收容机构，以对这些不事生产者进行规训、惩罚和改造。
对顽固不化的“二流子”，采取的是集中管制、强迫劳动的办法。
从1940年开始的“改造二流子”运动几乎贯穿了大生产运动的始终。
据朱鸿召统计，在1943~1944这短短一年时间里，陕甘宁边区共改造“二流子”6400余人，占原划定“二流子”总数的三分之二，并逐渐达到百分之百的改造。1943年，安塞城区转变的43个“二流子”，种地939亩，约产粮124石；陇东分区转变的732个“二流子”，开荒2990亩；甘泉转变的132个“二流子”，开荒275亩。
（2）变工与扎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先声靖边县清坪区阎俊旺老汉，有地25垧，牛1头，羊100只, 自已放了羊就没法种地，种地就不能放羊，“眼看地要荒了，没办法。”同村的李来六，夫妻二人，男的给人做长工，女的在家闲着。
隔村的李某，老婆有病在床，儿媳妇伺候病人，有地15垧，牛 1 头，羊 70 只，种地和放羊不能兼顾。
于是，经“区上提议，三家商量同意，阎老汉拦(放牧的意思)两家的羊，李某种两家的地，他的儿媳妇看病人兼做饭，李来六婆姨拾粪、锄草、收割，并由阎李两家帮助伙食，收获四四二分(即按所收粮食，李、阎两家各得四成，李来六婆姨得二成)”。
和中国当时的其他地区类似，陕甘宁边区的传统农业经济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劳动力分散，效率较低，由于陕北地广人稀，农忙时因送饭、放羊等往往无法充分利用劳动力，生产效率低下。
在这种情况下，农户间自发形成了劳动互助组织，如变工、扎工和唐将班子、兑地、请牛会、锣鼓班子等。
其中一些为劳动力的人情交换，另外一些则属于短期雇佣关系。
这些劳动互助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一家一户人力资源不足的窘境。但是，由于它们系自发形成，缺少系统组织和信息交流。
因此，在边区人力匮乏的情况下，边区政府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打破原来亲朋好友之间的大部分以血缘为纽带的互助关系，以村、乡行政区划为单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陕甘宁边区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社”、“义务耕田队”、“妇女生产组”、“儿童杂务队”等劳动互助组织迅速成立起来。
据统计，1939年，参加劳动互助组织的达249163人，其中劳动互助社89982人，义务耕田队66347人，妇女生产组53126人，儿童杂务队39708人。
在当时，农业互助组织的这些尝试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是提高了生产效率，圆满完成了开荒任务。
如延安柳林区五乡念庄村“在没有组织变工时，乡政府分配开荒45亩，群众信心不高，组织变工后，除种原有熟地及完成45亩开荒任务外，还多开了225亩”。合水县“变工未搞好前一个月，只开荒 100653 亩，变工搞好后 12天，就开荒13700亩”。
其次是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
据统计，边区农业耕地从1937年的826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万亩，增量近600万亩；粮食总产量逐年增加，1937 年是 126 万石，1944 年达到 175 万石。这是和边区对劳动力的调剂分配分不开的。
1943年，边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81万石，除了满足当年消费外，有了 21 万石余粮，牛发展到 220781头，驴达到 167691 头，羊发展到 2033271只。此时，已经基本解决了困扰边区数年的粮食与经济危机，巩固了红色政权。
（3）领导的率先垂范工余种菜又栽花，统帅勤劳天下夸；愿把此风扬四海，逢人先说大冬瓜。
1943 年 11 月底，时任八路军高参室战略组组长的童陆生，在边区生产成绩展览会上看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展出了亲手种植的大冬瓜，感慨中赋诗一首。
当时的他也许没有想到，这首诗会伴随着朱德种菜的故事，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核心记忆:
朱德自己也身体力行，处处以身作则。他纺的毛线质量很好，还和身边几个勤务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3 亩菜地，在里面种上了白菜、冬瓜、土豆、南瓜等各种蔬菜，就像一个“蔬菜王国”。
几位勤务员年纪很轻，没有种过菜，朱德种菜却是个能手。就像他指挥作战一样，他种菜也很有一套法子。他手把手地教他们掏地、点籽、浇水，每道程序都有条不紊。为了积肥，他还带头拾粪。
因为朱德有着丰富的农业知识，所以他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品种又多，在当地是很有名的。
1943年11月底，陕甘宁边区召开劳动英雄大会，举办边区生产展览会。会上，朱德展出了他亲手种出的一个大冬瓜，大家看后都很感动。
史料显示，组织起来进行大生产运动，最实际的推动者实为朱德而非毛泽东。
1940年9月2日，朱德邀请一批高级干部视察高桥镇难民纺织厂，并推动开展纺毛运动，促进边区纺织业的发展以解决部队的军服需求；为了解决军费问题，朱德又命令属下部队的6 个营参加打盐以获取现金收入；朱德还最先踏勘了南泥湾土地。作为当时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朱德还亲自垦殖3亩菜地。除此之外，毛泽东也开垦了自己的菜地，而周恩来则通过纺线来完成自己的生产定额。
领袖垂范极大地激发了基层的劳动热情，但另一方面，它也构成了引而不发的压力。
组织边区的机关干部、学校学生进行生产自救，其过程并非一呼百应。事实上，在1939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自己动手，才是出路”的演讲之后，机关干部和学生应者寥寥。
究其原因，一是他们大多存在轻视农业生产而以革命工作者自重的思想，此外，习惯于供给制，缺少强制性措施，也导致这部分人缺少生产自救的动力。
有三五九旅的示范，加之定额生产制度的推行，以及紧锣密鼓的政治动员，大生产运动终于在机关和学校等非生产人口聚集的单位推广开来，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主持财政工作的陈云在1944年的调查报告显示，“今年边区农民增产细粮十几万石，连部队、机关和学校所生产的，共计20余万石，约值边币一百万万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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