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年，在承德避暑山庄里，身为首席军机大臣的阿桂，跟纪晓岚聊起了一件发生在军队里的往事。阿桂绘声绘色，把那段旧事里的细节仿佛都带到了这避暑山庄的氛围中。
乾隆三十年（1765），阿桂和伊犁将军明瑞联手征讨回乱，他们把营帐扎在离敌营仅一里远的地方，形成犄角之势。当时普通鸟铳射程也就二三十步，奇怪的是，清军冲锋时总会被远超这个射程的铅丸攻击，这让阿桂十分困惑。
战后，阿桂审问俘虏后才了解到，回民在清军出兵之前，就已经从国外采购了两门射程更远的火铳。他们购置这些火铳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专门用来压制清军的冲击。
待对方说完，纪晓岚随即分享了一个和火器相关的故事。他娓娓道来，让这个故事带着别样的趣味，仿佛将听众带入了火器相关的独特情境之中。
这幅展现纪晓岚形象的画像，源自网络。画面中，纪晓岚的模样跃然纸上，能让我们以直观的视觉感受，一窥这位历史人物往昔的风采，借助网络资源得以呈现眼前。
纪晓岚父亲纪容舒有位同年好友戴亨，曾做过齐河县令，罢官后在纪家教书。戴亨称，他小时候见父亲造过鸟铳。这鸟铳像琵琶，火药铅丸放铳脊管里，靠暗藏机轮控制开关。俩机括，扳第一个火药入筒，第二个让燧石发火，子弹就射出，能装28发，比那时普通燧发枪先进多了。
然而，如此先进的热武器最终没能流传下来。原来，戴亨的父亲曾在梦中得到神仙警示，称不可过度杀戮，不然有断子绝孙之虞。鉴于此，这项发明就被搁置一旁，自此消失在世间。
当聊起这件事时，纪晓岚和阿桂都感触颇深。这么精巧的发明，竟然没能被收录进清朝的武器装备名录里，实在是一大憾事，着实让人觉得可惜。
清代有名的火器制造专家戴梓，他有个儿子名叫戴亨。戴梓在火器制造领域颇有建树，而其子戴亨也因父亲的声名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所知。
有人说戴梓早年发明的二十八连珠铳是“中国最早的机关枪”，还称康熙不用戴梓让中华落后三百年。但现代机关枪19世纪中叶由比利时人加特林发明，能一次装填弹药持续射击。二十八连珠铳发射一次就得机械拉枪栓重装弹药，顶多算半自动步枪鼻祖。
然而，即便存在种种情况，戴梓在中国古代火器领域的现身依旧有着开天辟地般的意义。他的出现如同在该领域投下一颗重磅炸弹，给这一传统领域带来了全新的气象与变革。
戴梓走上这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探寻根源，仿佛从他呱呱坠地起，就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背后悄然引导着他，推动他迈向与旁人不同的方向。
据《耕烟先生传》记载，戴梓生于浙江的书香世家。他父亲戴苍是个文武全才，原是明朝监军道，还跟明末“波臣派”画家谢彬学过画，给明末清初不少文人画过肖像。所以，戴苍和当时文坛名流朱彝尊、钱谦益、冒辟疆等人交情颇深。
据史料记载，戴苍妻子要生产时，他遭遇困境，只好让母亲带儿媳躲进当地梓潼庙。夜里，婆媳二人都梦到神仙托付儿子，同时从梦中惊醒。没多久，戴苍妻子生下儿子。为感恩梓潼庙庇护，给孩子取名戴梓。因庙供文昌帝君，戴梓长大后，用字“文开”纪念在庙中出生的惊险经历。
戴苍自告别战场后，在绘画、设计等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他凭借在军旅中练就的敏锐观察与严谨作风，把山川、营帐、兵戈等元素融入画作。其笔下风景气势磅礴，人物跃然纸上，获后世高度赞誉。
或许是受父辈影响，戴梓自幼便“胸怀经世之才，喜爱兵家言论”，一心想着投身军旅。不管是天文星象的学问、排兵布阵的方法，还是水利灌溉的知识，他都能专心研究，将其掌握。要不了多久，这位博学多才之人定会崭露头角。
天才成长常和时代巨变相伴。康熙十二年（1673），平西王吴三桂不满清廷削藩，拉上同为明末降将的靖南王耿精忠等反清，还联系海外“延平王”郑经一起行动。动乱很快扩散，大半个中国都受影响。戴梓家乡浙江挨着耿精忠福建老巢，成了交战区。
为了迅速让战火平息，康熙帝专门任命康亲王杰书担任大将军一职，让他去剿灭东南沿海的敌对力量。此时，戴梓果断选择“以平民身份参军”，他的命运也从这时候开始默默发生转变。
这是一幅耿精忠的画像，其图片来源为网络。此画像能让我们直观地感受耿精忠当时的形象，借助网络，这珍贵的图像资料得以展现在大众眼前。
杰书刚抵达浙江那会儿，清军和叛军对峙的状况可不算好。当时的形势对清军而言颇为严峻，在与叛军的对阵中，清军明显没占据有利局面。
耿精忠手下大将马九玉、曾养性个个勇猛能战，北伐时一路高歌猛进。清廷黄岩总兵阿尔泰、象山副将罗万里、温州总兵祖弘勋见状，纷纷溃败投降，清军士气萎靡。到康熙十三年（1674）底，杰书所率清军在浙江能掌控的，就只剩省城杭州了。
局势万分危急，杰书面临着巨大压力，没办法只能号召全军都来出谋划策，希望能找到解决当下困境的办法，扭转这岌岌可危的形势。
在军队里，戴梓始终秉持自己的看法。他觉得“三藩之乱”掀不起多大风浪，三藩靠利益和台湾郑氏结成的政治联盟十分脆弱。清廷只要给些时间，就能够扭转战局，重新掌控天下局势，夺回主导权。
在当时清军被悲情氛围笼罩的情况下，这种必胜的理念宛如一针强心剂。杰书马上派人把戴梓请到帅帐，以贵宾之礼相待，向他询问当前形势。
戴梓毫不推诿，立刻侃侃而谈。清军跟耿氏作战时一败再败、地盘不断缩小，除士气萎靡外，重要原因是耿精忠让猛将马九玉率先头部队驻扎九龙山（今浙江九龙山）。此地处于闽、浙、赣交界，马九玉军顺流能直逼衢州、金华等地威胁杭州，逆流可到仙霞关转战江西，与吴三桂军呼应，让清军腹背受敌。
在戴梓眼中，这被动之态并非毫无转机。只需派遣人员对耿氏的军队开展心理战，设法劝降马九玉，如此一来，清军就能扭转当前的不利局势，实现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变。
不出所料，劝降马九玉这一艰巨任务，顺理成章地落到了戴梓头上。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戴梓没有直接与马九玉会面来实施劝降行动。
耿精忠那看似庞大的势力，能撑起来主要是靠马九玉这类猛将助力。而马九玉的部队之所以凶悍，肯定是因为背后有一群实力强劲、在军中极具影响力的将领。要是能劝动这些将领倒戈，马九玉的部队也就不攻自破了。
随后，戴梓单人匹马闯进了马九玉手下大将刘进忠的营帐。刘进忠曾是明末降将马得功的部下，随马氏在芜湖降清，因剿福建有功，被朝廷派到广东潮州当总兵，归耿精忠管。他叛清最大的事是引台湾郑氏大军进潮州反清。他这么做，一是想乱世立功，二是盼纷争中做一方诸侯。
戴梓赶来时，刘进忠耍起威风，让士兵像密集的荠菜般在道路两旁排列戟刃，还特意从战俘里挑出一人，毫不留情地当场将其斩杀，妄图用这般血腥场景来吓唬戴梓。
刘进忠开口问道：“你对我心怀畏惧吗？”
戴梓回应道：“我此行是为救你而来，又怎会惧怕于你？”
他开口询问戴梓：“你能不能喝酒？”话音刚落，马上吩咐手下人舀来满满一大瓢酒递给戴梓。
戴梓二话不说，端起酒一饮而尽，随后把瓢狠狠地扔在地上，冷冷道：“你那部队都快完蛋了，才逼我喝这邪门酒。”
刘进忠赶忙让周围人都退下，接着静下心来听戴梓对当下局势进行深入分析，想从戴梓的见解里知晓未来走向。
三藩和台湾郑氏的联军看着来势凶猛，可内部矛盾极为突出。就拿郑氏来说，他们对三藩不尊明朝为正统很不满。郑经手下大将刘国轩出兵大陆时表示：“我家在海外几十年，一直尊奉明朝名号。如今吴三桂称周，耿精忠用甲寅纪年，所以我来攻打你们。若归顺正统，我拿下镇江、进军南京不难，不然你们都是我敌国。”
更实际的状况是，郑经的势力已然进驻潮州，与之相邻的漳州、泉州等地，郑氏大军还在持续涌入。一旦耿精忠和郑氏撕毁盟约、兵戎相见，最先遭受冲击的，肯定是刘进忠。
于是，在戴梓信誓旦旦地许下诸多承诺后，刘进忠的态度逐渐松动。经过一番权衡，他最终点头答应去和清军取得联系，着手安排投降方面的相关事宜。
图为郑经的画像，该图片来源于网络。
初步化解耿精忠“北伐”压力后，杰书委任戴梓为“监军道”，派他前往福建，辅助福建总督姚启圣守卫福建，抵御台湾郑氏。戴梓作为军中少见的奇才，在此契机下，能在火器制造这一重要领域大展身手。
郑氏父子撤到台湾后，极为重视火器发展，把它提升到军事建设的战略高度，一心构建牢不可破的攻防体系。所以，郑氏军队常规武器除了长刀、长枪、弓箭这类冷兵器，还有单兵火铳、红衣大炮、佛郎机及舰船炮等制式装备。
据康熙末年成书的《台湾外记》所述，郑氏军队制式火器里，“龙熕”威力最猛。它和大名鼎鼎的红衣大炮性能多有相似，都属大型攻城良器。不过，“龙熕”比红衣炮轻便，战场机动性和灵活性更佳。且弹药容量大，作战如开花弹，先投小铁丸，发射时大弹先出，铁丸紧跟，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再看清军，平定三藩之乱靠鸟枪取胜。鸟枪是欧洲中世纪火绳枪的变种，在世界热兵器发展历程中有其地位。它虽让清军战力有所提升，但和郑氏军队多样的制式武器相比，威力根本显不出来。而且它和火绳枪击发方式一样，遇阴雨天导火索失效，就成烧火棍了。
戴梓面临着一项紧迫任务，即得赶快设计出一款武器，这款武器要具备与郑氏部队制式武器相匹敌的能力，以此在对抗中不落下风。
历经漫长的尝试与钻研，戴梓把新发明的连珠火铳献给了康亲王杰书。这枪发射原理类似二十八连珠铳，先在击锤处装上燧石，扣动扳机，枪体内的黑火药弹丸被燧石撞击，产生火花，转化为动能射出伤人。
虽说戴梓发明的连珠铳在设计方面存在缺陷。就像乾隆时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英国人跟通州副将王文雄交流燧发枪使用情况时提到的，清朝自制的燧石质量不好，枪里的木质弹簧动能不够，导致黑火药达不到预期杀伤效果。
不可否认，和当时清军常用的火绳枪比，燧发枪装填弹药时等待时间大幅缩短，这是极具开创性的改进。同时期欧洲，燧发枪才刚开始装备部队，还在发展初期。戴梓这一发明，让清朝在热武器时代来临之际再度与世界接轨。
图源使团画师亚历山大的作品，当时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获乾隆赏赐。画面定格下这一时刻，让后人能看到那段历史中赏赐场景的影像记录。
康亲王班师回朝后，马上就向康熙皇帝举荐了戴梓。戴梓因此得以进入南书房当值，每日为皇帝提供顾问意见，参与国家大事。可谁都没料到，这看似幸运的开端，实则是戴梓人生悲剧的起始。
自进入南书房当值后，康熙给戴梓安排了一系列任务。他一方面要参与《律吕正义》的修撰工作，还要深入研究中式天文学，同时也得兼顾清朝火器研发方面的事务。
当时，除了日常的经筵日讲，在南书房当值的大臣得负责编撰典籍，向统治者介绍新出现的事物，拓宽统治集团的视野、增长其知识。康熙的南书房里，不光有学识渊博的状元、榜眼，还有不少金发碧眼的外国传教士。
这些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可不是单纯为向东方传播先进知识，而是妄图让康熙帝皈依天主教。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路易十四的信里称，康熙敬重天主教，爱听教义讲解，快算半个基督徒了，有望获圣教天资，或许会成中国偶像崇拜的破除者，会和路易十四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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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实则对传教士那些藏着掖着的企图看得明明白白。他犹如拥有一双火眼金睛，传教士暗地里耍的心思、怀揣的隐秘想法，根本逃不过他的眼睛。
他清楚，清朝所处环境和欧洲在文化底蕴、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极大。要让国家富强、在世界立足，明智之法是对传教士予以充分尊重与宽容。这样，传教士为使传教合理，会先拿出天文历法等专长成果取悦康熙，再结合中西文化传教。
可以说，于南书房之中，康熙帝和传教士更像基于利益诉求而相互利用。戴梓身为中方科技专家，在和西方传教士较量时，自然难以避免地成为这场利益博弈里的“牺牲品”。
不出所料，当戴梓针对《律吕正义》发表新观点之际，他的见解惹恼了比利时人南怀仁以及葡萄牙人徐日升。他们对戴梓的新见极为不满，一场因学术观点差异引发的矛盾就此埋下伏笔。
康熙时期，南怀仁是康熙帝的数学老师，还是康熙初年官方历法的主要修订者，见证了“立法之争”。徐日升是南怀仁的副手，二人共同管理钦天监，还协助研发清朝火器。而戴梓，堪称南怀仁与徐日升在学术和宫廷影响力竞争里的有力敌手。
戴梓生来就有着科研人那种严谨认真、执着求真理的劲头。一旦察觉到西方传教士在学术方面有问题，他便会以科学精神为支撑，和他们热烈辩论。日子久了，双方矛盾不断累积，“那些西洋人都很忌恨他”。
1686年，也就是康熙二十五年那会儿，荷兰派了使臣到中国来。当时，这一外交举动或许也为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往来开启了新的可能，让双方有了更多接触和沟通的机会。
17世纪中叶，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借全球海洋贸易的东风，步入“黄金时代”。荷兰人发现东方人口众多，殖民贸易市场潜力巨大。为博康熙帝欢心，荷兰使臣给清朝献上蟠肠鸟枪。它是火绳枪，内有“蟠肠”膛线，能让火药燃气作用更合理，提升子弹初速、精度和射程。
在荷兰人看来，这类精密武器对于主要使用长刀、弓箭的清朝人而言，无疑是前所未见的“神器”。基于这种认知，他们态度骄横，压根没把当时在座的清朝制造家们放在眼里。
康熙帝明显察觉到了状况。他安排戴梓参与此事，还下令让其进行仿制，目的就是杀杀荷兰人的威风。戴梓也没辜负期望，短短几天就为康熙造出十把鸟枪，这些鸟枪作为国礼回赠给了荷兰人。
戴梓所展现出的能力再度令西方传教士为之震动，这种能力如同隐隐的锋芒，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了潜在的威胁，仿佛在其面前横亘着一股难以轻易跨越的强大力量。
那时，康熙打算打破传教士在技术方面的垄断，便让戴梓为清朝军队研制大型武器。南怀仁马上表示，要造就得造“冲天炮”，可造这炮又费时间又费精力，在比利时造它，花一年时间都未必能成，他不信大清有这技术本事。
然而现实迅速让南怀仁难堪不已。康熙下令后，戴梓效率奇高，仅八天就造出“子母炮”。这炮能把炮管抬至45度角，射出的炮弹“自天而降，碎片四散，威力惊人”，最远能射三里，比同时期欧洲的科霍恩巨型攻城炮厉害多了。
康熙帝龙颜大悦，当即封这门炮为“威远大将军”。为让戴梓的功绩千古流芳，还特意让人把他的名字刻在了炮管上，使他的贡献能一直留存。
南怀仁、徐日升这些人，原本靠着火器制造技术，基本掌控了这一关键领域的话语权，在清朝宫廷那可是声名赫赫、地位尊崇。可戴梓突然出现，一下子让他们没了昔日荣光，他们原本想借火器技术推动传教事业的计划也全泡汤了。
矛盾加剧，冲突范围扩大，双方的对立情绪愈发明显，原本就紧张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犹如干柴遇烈火，一点就着，随时可能爆发更激烈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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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一个能把戴梓除掉的时机悄然降临。就像平静湖面突然泛起波澜，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一个针对戴梓的契机毫无预兆地出现在眼前。
1690年8月，即康熙二十九年八月，清军于乌兰布通把噶尔丹打得落花流水。史料记载“冲天炮随征噶尔靼，三炮就轰垮了对方营地，然后大获全胜”。由此能看出，清军这场仗能赢，戴梓可是功劳大大的。
那时，南怀仁已然离世。在徐日升的牵头下，西方传教士暗中展开对戴梓的报复。他们察觉到，尽管清朝人大多对戴梓的技术赞不绝口、钦佩有加，可其中也存在心怀嫉妒、满是怨恨之人。
康熙身旁有个赵侍卫，这人自恃武艺高，曾很受康熙信任。戴梓受重用后，他觉自己失宠，便总挑戴梓的刺，见面直呼其名，言语挑衅想激怒戴梓。康熙撞见后斥责他，让他向戴梓道歉且要恭敬。赵侍卫怨恨更深，徐日升等人察觉后打算联合他对付戴梓。
戴梓为人刚正，面对陈宏勋的胁迫不为所动。在此期间，戴梓儿子戴京为护父亲，在冲突里持刀砍伤了陈宏勋。这可把陈宏勋气坏了，他一怒之下，和徐日升、赵侍卫等人一起，加入到构陷戴梓的队伍中。
最终，当戴梓即将凭借发明“冲天炮”的功劳获封时，徐日升、赵侍卫和陈宏勋三人联合上奏，诬陷戴梓“私通东洋”，声称他妄图效仿郑成功家族向日本“借兵反清”，以此来颠覆清朝的统治。
虽说这案子起初只有些模棱两可的指控，但明末清初那些仁人志士东渡日本“借兵复明”的事儿可不少。当时局势紧张，康熙帝误判也在所难免。而且他还得倚重西方传教士，为平衡各方力量，只好牺牲戴梓。戴梓一家被流放到辽东铁岭，由当地州县严管。
一位杰出人才就此沦为清朝无数流民里平凡的一个，每日都得与风雪作伴，艰难度日。曾经的才华与壮志被无情埋没，这样的转变实在让人倍感惋惜。
这幅展现康熙帝风貌的画像源自网络。在众多历史画卷里，康熙帝的形象常以独特姿态留存，而这张画像无疑是窥探那段历史、领略帝王风采的一扇窗口。
原本身为高官，却一朝沦为罪人，换做常人恐怕早就被击垮。然而戴梓在被发配到辽东后，即便生活过得穷困潦倒，却依旧没有在精神上沉沦下去。
他年少时跟着父亲学画画、作诗词，原本这些只是自我消遣的技能，到了寒冷的辽东，却成了他维持生计的法子。他日夜勤奋创作，既写诗卖画，还在当地摆了个摊帮路人写信挣钱。但即便如此，这点收入也很难养活一家八口。
所以啊，从戴梓的诗作里，能看到他对生活发出的感慨。他以诗为载体，吐露着生活里的种种滋味，那些诗句中满是对生活的嗟叹之音。
悲戚之态打动了善良公子，他心生怜悯，对那饥寒交迫的老者伸出援手。此景仿佛在诉说着善良的力量，也让人们看到人性中温暖的一面。
为了做饭让妻子去杀鸡，手头没钱让奴仆去赊酒。如此生活场景，尽显一种别样的日常窘迫与对生活的凑合之态，虽有难处却也在尽力维持着生活的烟火气。
皑皑残雪蜿蜒于曲折的道路，似给行程添了重重阻碍；凄凄悲风如针般刺痛着孱弱病体，让人在这恶劣之境倍感煎熬。
可惜我无法归去，只能与众人相互搀扶着，一路相伴前行，在这艰难处境中，彼此依靠，在这无法归乡的无奈里，共赴前路。
戴梓自称为“老饿夫”，由此能看出，他被流放到辽东之后，生活境遇一落千丈。在那里，吃不上饭成了家常便饭，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生活质量大幅下滑。
时光流转，即便身处逆境、饱受饥寒，戴梓却有了一种超凡的豁达。彼时，江苏无锡人王一元在铁岭邂逅戴梓，常和他聚在一起谈诗论道。王一元笔下，后半生的戴梓“性情豪迈不羁，擅诗且好酒，能饮数斗，高谈阔论时让众人折服。即便家贫，兴致却更显高昂”。
除此之外，戴梓对火器研发的热情始终未减。他常把家族里的晚辈聚到一起，借着微弱烛光给他们讲火器原理，还制作出一批雏形器械。可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戴梓再也没能离开这冰天雪地的地方。
1726年，即雍正四年，穷困潦倒的戴梓走到了生命尽头，享年七十八岁。他的离世，就像给清朝火器研制按下了休止键，让清朝彻底失去了跟上世界火器发展潮流的可能。
雍正时期，戴梓的孙子戴秉瑜给朝廷呈上一款能拆卸的“九节十成炮”。这武器是“冲天炮”的升级版，清军靠着它，在征伐大小金川的战役里拿下关键胜利。但实际上，“九节十成炮”还和戴梓那时差不多，和变化极快的西方火器比，落后不少。
西方列强借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大跨越，持续研制出各类新式线膛枪炮。而故步自封的清朝却陶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笃定火器这类“奇技淫巧”影响不了国家根本。双方差距渐大，戴梓离世百余年后再次有了交集，可这次付出的代价极为惨痛。
历史硝烟弥漫，可有人忆起戴梓？他的一生恰似残酷寓言。连珠火铳在辽东风雪中没了声响，“威远大将军”炮管在皇权阴影里布满灰尘，帝国命运也跟着暗地转变。他曾凭火器在朝堂触碰未来，却被权谋猜忌赶到历史角落。图纸与诗行，是天才对命运的倔强，是时代对革新的辜负。
戴梓的经历，俨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抹悲怆印记。它清晰地揭示出，因封闭自满所付出的代价，绝非仅仅是某个家族的衰败，而是意味着整个民族在时代浪潮冲击下陷入沉沦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