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0年八月初一，彼时已掌控刘氏天下长达八年之久的吕后离世，这一年是西汉高后八年。
临终之际留下遗诏，任命侄子吕产为相国，还让侄子吕禄之女成为少帝刘弘的皇后。这般安排意在使吕氏持续把控朝政，这一举措激起了刘氏宗亲和功臣群体的强烈不满。
在刘氏宗亲眼中，天下本就归刘氏所有。吕后身为先帝的皇后，她掌权众人也就勉强容忍。可如今吕后已然离世，吕氏一族哪还有继续把持权力的道理？
功臣系的情况同样如此。之前他们拥护吕后大肆分封吕氏，是由于作为大汉帝国既得利益者，他们一方面得维护刘氏统治，另一方面又不想刘氏宗亲发展壮大，来瓜分利益，所以才和吕后形成了某种默契。
吕后在世时，各方势力能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可吕后一去世，这平衡就被打破，接下来就得考量未来的权力该如何分配。吕禄、吕产仅仅是吕氏家族成员，哪有资格与功臣系处于同等地位呢。
由于刘氏宗亲本就对吕氏心怀不满，而此时刚好有契机，使得双方在意愿上达成一致，迅速地联合起来。
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齐王刘襄这些刘氏宗亲，携手功臣系的太尉周勃与右丞相陈平，他们结成联盟，齐心协力，最终成功扳倒了吕氏势力。
刘襄身为刘邦的长孙，在平定吕氏之乱后，满心以为能登上皇位，开启新的统治篇章。可谁能料到，最后竟是一场空，被一众功臣们排挤，所有的期待与努力都付诸东流。
实际上，平定吕氏之乱并非单纯的“安刘”之举，而是对政治格局的一次大洗牌。鉴于此，参与平乱的刘氏宗亲不会因此获得上位机会，最终被选中的是自始至终都未参与其中的代王刘恒。
刘恒究竟有何功绩？倘若早知晓最终是他继承皇位，像刘襄这些人断然不会如此大费周章地折腾，兴师动众一场，结果却让刘恒得了好处。
遗憾的是，功臣的势力过于庞大，在这种局势下，不得不选择无奈地予以承认。
选择刘恒的缘由，其一在于刘恒的母亲薄姬在当时不受宠。薄氏一族若成为外戚，也难以对功臣集团的权势造成影响，故而功臣系在选择时将其纳入考量范围。
另一方面，他们盼着刘恒即位后，能维持之前那种如萧规曹随般既定的利益格局。毕竟他们心里都清楚，可不愿再重蹈吕后独揽大权那样的覆辙。
于是，陈平与周勃派遣使者奔赴代地，他们的计划是拥立刘恒前往长安，让其登上皇位，承接汉室的正统大统。
【01】
当朝廷使者前来时，刘恒起初颇为迟疑。与此同时，代王的属臣们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大家各执一词，气氛热烈，可见对于相关事宜的态度存在明显分歧。
郎中令张武觉得这次行动风险极高，觉得不如借口生病推掉，再观望局势。然而中尉宋昌却坚决反驳，他觉得刘氏宗亲的势力仍旧强劲，功臣们想改朝换代根本做不到，坚持主张前往。
宋昌虽察觉到刘氏宗亲势力强大，却没料到这些助力或成威胁。他们在平吕中功勋卓著，忙活一场却一无所获，心里难免有想法。刘恒日后登基，该以何种方式妥善处理与他们的关系，这是个亟待思考的问题。
若与之保持距离，那岂不是白白断了能拱卫自身的一股力量；可要是与之走得太近，又难免会给对方制造可乘之机，实在是左右为难。
再者，功臣想要实现改朝换代着实困难，不过换个皇帝相对轻松许多。要是刘恒未能让功臣集团满意，那岂不是又得经历一次皇权交替，届时局面又将发生变化。
毫不夸张地讲，刘恒当下所处的局面已然十分危急。只要有丝毫的疏忽大意，便极有可能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再难有翻身的机会。
刘恒反复权衡考量之后，最终还是打定主意奔赴长安，去承接皇位。
鉴于此次行程危机四伏，刘恒先是差遣舅舅薄昭赶赴长安，打探其中真实情况。待抵达长安城外时，又委派宋昌率先入城，去探寻前行的道路，以确保后续行动安全。
就在此地，刘恒遭遇了来自功臣系的首个考验。这一考验如同一块突兀的巨石横亘在他前行的道路上，是他在与功臣系周旋过程中必须跨越的一道难关。
于渭桥之上，周勃领着一众大臣前来迎候。过程中，周勃上前表明，希望能得到一小段时间，好进行秘密的情况禀报。
刘恒尚未回应，身旁的宋昌便率先开腔：“倘若太尉陈述的是公事，那就请在诸位大臣面前上奏；要是陈述的是私事，需知王者本就不应有私心。”
宋昌为何抢先回应？实则周勃设下了一个陷阱，直指刘恒的合法性问题，这是背后的关键所在，宋昌的抢先回答或是察觉到了其中的玄机。
要是刘恒不答应，周勃就能拖着不交付玉玺，等到登基之日再给。这样一来，就好像是周勃（功臣系）把皇位“赐予”刘恒，而非刘恒从先帝那里“继承”而来。
倘若刘恒应承下来，那周勃在事情过后便能凭借“私论”这一由头大做文章，以此来达成自己的某些目的或实现某种意图。
无论情况怎样发展，刘恒所拥有的威势必然会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害，其在众人心中的威严与影响力会因各种因素而有所削弱，难以再维持以往的高度。
宋昌挺身而出，替刘恒给周勃等人一个震慑，以此确立刘恒的君王权威。他着重强调“公”，表明刘恒皇位的合法性源自先帝，并非得益于“诸吕之乱”，此举好似为刘恒与该事件做了清晰的切割。
听到这句话后，周勃没了办法，只能跪下身来，将天子玺符献上。这一行为意味着以周勃为代表的功臣群体，已然认可了刘恒的地位。
即便获取了天子玺符，也并非高枕无忧。刘恒进入长安的当晚便迅速行动，着手开展巩固自身权力的一系列事宜，为后续的统治奠定坚实基础。
首先任命宋昌担任卫将军，张武出任郎中令。这样做其实是把这两位心腹安排到关键岗位，让他们掌控宫廷的宿卫力量，从而有效防范意外情况的发生。
刘恒深知安插心腹时不能触动功臣系的利益。为避免他们心生不满，他果断宣布，诸吕行为大逆不道，刘氏宗亲和一众功臣是为守护大汉江山，才不得已将诸吕平定，他们为国立下功劳，理当给予赏赐。
在此次赏赐里，之前被贬谪的刘氏宗亲均重获爵位与封地。众多功臣依旧身居高位，像周勃升任左丞相，获赏黄金五千斤，还拥有一万户的食邑。
这份诏书作用显著，一方面稳固了刘恒的地位，让他在局势中更具稳固性；另一方面，也如同给陈平和周勃吃下了定心丸，让他们心里踏实，减少了诸多顾虑。
平吕之举，从本质来讲，是一场推翻小皇帝刘弘及吕氏势力的政变。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这一行为都属于以下犯上的范畴，带有明显的违背君臣秩序的性质。
由此可见，刘恒颁布的诏书，在官方层面起到了为相关对象洗脱这一“罪名”的作用，如同给其披上一层清白的外衣，使其免受不实之责的困扰。
若吕氏确有“谋权篡位”之举，那小皇帝刘弘等人“矫诏上位”便是不合法的。随着相关诏书颁布，小皇帝刘弘、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以及济川王刘太都难逃被杀的命运。
功臣们未能安心，毕竟吕氏势力尚未被彻底清除，而且代王的王妃来自吕氏家族。为消除功臣们的顾虑，刘恒经过一番权衡，决定处死王妃所生的四个儿子，以此安抚功臣，双方达成了政治上的默契。
随后，刘恒登上皇位，开启了他的帝王生涯，成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文帝，自此，他将在这帝王之位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为时代留下独特印记。
【02】
汉文帝登基之时，虽已荣登大汉天子之位，可实际面临的局面并不乐观，诸多难题待解，局势可谓是充满挑战，并非一帆风顺。
齐王、楚王所在的几个诸侯国实力强劲，对汉文帝的地位构成持续威胁。在朝廷之中，陈平、周勃等功臣凭借相权，不断对汉文帝的皇权进行掣肘，致使汉文帝难以充分施展其政治抱负。
对于此时的汉文帝而言，其势力尚未稳固，在这般情形之下，他别无他法，只能选择隐忍，以此来为后续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机会与空间。
周勃自恃功劳颇高，在朝堂之上，不论上朝之前还是退朝之后，都尽显骄横之态，完全没将年轻的汉文帝放在心上，对其缺乏应有的尊重。
然而汉文帝对此毫不在意，非但没有计较，反而对其愈发以礼相待，行事周全得体，让旁人根本找不到可以指摘的地方。
对于诸侯国，之前吕后所采取的分化举措均被废除。如今各个诸侯国的地位以及所拥有的封地，与汉惠帝在位时的情况毫无差别，一切恢复到彼时状态。
在旁人眼中，汉文帝仿佛是个好欺负的仁厚天子。可汉文帝心里清楚，他不过是在韬光养晦、静候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便会让天下人见识到，他究竟是何等有作为的天子。
汉文帝即位后，陈平担任左丞相，周勃则是右丞相。在汉代，右的地位高于左，所以在朝廷之中，掌握最大实权的当属周勃。
一日，汉文帝向周勃询问天下一年需判决的案件数量。周勃听闻，心里犯难，他压根不清楚具体数目，于是果断回应自己并不知晓。
随后汉文帝接着询问，一年之中天下钱粮的收取以及支出究竟是多少，面对此问，周勃依旧无法给出答案，坦言自己并不知晓。
汉文帝在连续两次未得到满意回答后，再次拿相同问题询问陈平。陈平虽不知答案，却表明若问案件应找廷尉，问钱粮需找治粟内史。他强调自己身为宰相，职责是管理群臣，上辅佐天子，下镇抚四夷、诸侯与百姓，使百官各尽其责。
此话语看似给出了回应，实则又好似未真正作答，不过这般处理极为巧妙。它没有直接点明答案，却在模糊中蕴含着独特的智慧，让人对其背后的深意浮想联翩。
与之相反，周勃接连表示不知情，这表现着实显得有些捉襟见肘。相比之下，陈平的应对更为出色，于是汉文帝在众人面前对陈平予以称赞，认可其回答得当。
很明显，这是汉文帝有意让周勃下不来台。周勃身为堂堂丞相，面对问题却一问三不知，这样的表现又怎么能让众人信服呢？
没过多久，周勃便按捺不住，辞去了职务。此后，陈平开始独自执掌相权，在权力的舞台上独自发挥作用，承担起相应的职责与使命。
在汉文帝看来，陈平这人虽说有些阴狠心思，不过他手中没有兵权，翻不起多大风浪。可周勃就不同了，身为手握兵权的丞相，他能折腾出的事情可太多了。
汉文帝这一举措，旨在预先遏制周勃势力的进一步扩张。他借助手中无兵权的陈平上位，以平衡局势，随后又循序渐进地提拔自己的亲信力量，稳固自身统治根基。
汉文帝二年（前178 年）十月，令人惋惜的是，陈平离世。这一情况出乎汉文帝的意料，他并不希望陈平这么早逝去。无奈之下，汉文帝只得再次起用周勃担任丞相之职。
好在有一年的缓冲期，汉文帝迅速构思出削弱相关势力的良策，此即贾谊、袁盎等谋士所提议的“列侯之国令”，借助这一举措可有效达成削弱目的。
“列侯之国令”规定，列侯需前往自己的封国。要是列侯不想去，也有变通办法，可让世子代替前往封国，这样列侯父子就能都留在京城。
汉文帝为推行此法令，对外宣称是要展现朝廷不留质子的诚意。实际上，这是釜底抽薪之策，旨在让相关人员远离权力核心，阻断功臣间的交流与联姻，防止他们的势力进一步壮大。
周勃虽在智谋上不及陈平，却也洞察到那份诏令背后的真实意图。他心里很是不情愿，便联合太尉灌婴一同向贾谊发起攻势，欲对其采取行动。
中立派功臣系里，陆贾与曹参之子均未表态，这一情况产生的压力，成功迫使汉文帝做出决策，将贾谊派往长沙国任职。
汉文帝首次试图压制功臣时遭遇挫折，但这并非绝境，漫漫时光中，他还有诸多时机来达成这一目标，后续大有可为。
没过多久，在宗室当中势力最强的齐王刘襄离世，这一情况为汉文帝创造了契机，他得以联合各方力量对功臣和宗室展开打击行动。
之前汉文帝容忍周勃未前往封地，其实是留着他来防范齐国造反。如今刘襄离世，齐国短期内没了造反的契机，汉文帝便直接向周勃表明，他身为丞相，自当起到表率作用。
周勃无计可施，只好辞官返回绛县。毕竟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没有造反的可能，如此选择也是无奈之举，只能离开官场回归故里。
所以每当有客人前来绛县拜访或是上级前来巡视时，周勃总会全身披挂铠甲，还特意吩咐家中人等手持兵器，以这样的阵仗去会见郡守、郡尉。
即便这种行为本身并无谋反的意图，可它却无异于给那些想以谋反罪名处置此人的人，提供了堂而皇之的借口，让他们有了名正言顺处理这件事的由头。
没多久，果真有人举报周勃谋反，案件随即被移交至廷尉。周勃因此遭到关押，在狱中度过了一段时日。
汉文帝为了顾及中立派功臣陆贾、萧家、曹家的看法，并不想对其痛下杀手。只是通过吓唬和羞辱的方式给他一个教训，做完这些后，便将其放回了绛县。
到了这个时候，周勃已然领会了汉文帝行事的手段。他深知其中厉害，不敢再有半点僭越，从此彻底收敛，不再对朝政事务进行任何干预。
周勃失去权力之后，汉文帝做出了一个颇具智谋的决策，他转而重用周勃的儿子周亚夫，这一举措展现出汉文帝在用人方面的独特考量与策略。
周亚夫自身能力颇为出众，这是其一。再者，汉文帝任用周亚夫，能够起到安抚周勃及其他功臣的作用，向他们传递出自己并未舍弃功臣势力的信号。
关键在于，周亚夫并非周勃的嫡长子。周勃的世子是周胜之，继承绛侯爵位的同样是周胜之。周亚夫若想获得封侯的荣耀，就只能凭借自身在战场上或其他方面建立功绩来实现。
立功封爵后，此人官职与爵位或许超老哥，会招来老哥嫉妒，致使家族力量内部分化。周亚夫既难成真正的功臣二代，也不会全力支持周勃嫡长子，这无疑会瓦解功臣内部的正统秩序。
【03】
在处置完周勃之后，汉文帝把目光投向了刘氏宗亲。虽说他继位后就废除了吕后用以削弱宗亲的举措，可实际上内心对“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这一策略颇为认同。
早年，周勃等人曾应许，把吕后当政时从齐国割出的赵地与梁地分给刘章和刘兴居，目的是让他们不支持刘襄称帝。然而事后，汉文帝总找借口，始终未将这些土地给予二人。
刘襄离世后，汉文帝才打算兑现承诺。不过，他的兑现方式并非赐予赵地和梁地，而是从齐地划分。朱虚侯刘章获封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被封济北王，刘襄之子刘则继承齐王封地，齐地一分为三，变相削弱了齐王一系的势力。
对于赵地和梁地的安排如下：将梁地封给儿子刘揖，使其成为梁王；把赵国一分为二，一部分给赵王之子刘辟彊，让他做河间王，剩余部分封给儿子刘参，刘参成为太原王，自己原先的封地则给儿子刘武。如此在削弱其他诸侯时增强自身势力。
在当前这个局势下，实力最强劲的当属汉文帝的胞弟淮南王刘长。此时各方势力相较，刘长所具备的实力远超他人，在众多王侯之中处于显著的优势地位。
刘长行事极为骄横，全然不把法纪放在眼里。汉文帝见状，并未及时加以约束，反而有意对他纵容，使得刘长野心不断膨胀，最终走上了谋反的不归路。
谋反事败后，汉文帝对外宣称，他与刘长手足情义深厚，实在狠不下心将其处决，便把如何处置刘长这件事交由大臣们讨论定夺。
很明显，汉文帝其实是在巧妙地借助各位大臣的力量来对刘长进行处置，他没有直接出面，而是通过这种迂回的方式达成目的，以此来处理与刘长相关的事宜。
群臣明白汉文帝的想法，便提议直接将其处死。汉文帝却认为刘长是当下仅存的亲兄弟，实在难以下手。于是决定废除刘长的王位，将他流放到蜀地，饶过他的死罪。
在流放的路途上，汉文帝一直用辎车把刘长囚禁着押解。沿途百姓像看稀罕物件般围观刘长，本就心高气傲的他哪能承受这般屈辱，最终难以忍受而选择绝食，就此失去了性命。
汉文帝听闻老弟离世的噩耗，内心哀痛不已。他先惩处了那些在途中未给刘长打开囚车、未提供宴席的官员，随后为弥补老弟，便将其所有儿子都封为诸侯。
汉文帝曾让辎车囚载兄弟，使其沿途受观。而在兄弟死后，他为了所谓“补偿”，将侄子们都封为诸侯。这种做法背后的复杂心思和行事逻辑，着实值得深思一番。
如今是否反应过来了？这实则就是推恩令的最初版本。再细想刘长死后，民间流传着惋惜他的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不禁让人揣测刘长是否真有谋反之举。
汉文帝运用这些手段时，目标明确，仅指向那些对统治有威胁的藩王、勋贵权臣。他有着清晰的判断，不会毫无根据地对有才能的臣子产生怀疑，展现出明智的用人之道。
尽管情况复杂，可没了宗室与功臣的专权，汉文帝得以完全掌控大权。他成了自周幽王后六百年间，除秦始皇外首个独揽天下大权的天子。彼时他年仅二十九岁，距离登基也不过才六年。
【04】
汉文帝真正掌握权力之后，便开启了属于他的时代。客观来讲，汉文帝是切实崇尚无为而治理念的君主。在其在位的这段时间，秉持的原则就是不瞎折腾，让国家自然发展。
汉文帝在位时，赋税极低，田赋仅按三十分之一收取，徭役也近乎没有。除了建造规模不算宏大的帝陵，诸如宫室、长城、运河这类大型工程，一概没有动工修建。
临近生命的终点，汉文帝心中依旧满是自己一手缔造的帝国，始终将治下百姓的福祉挂在心头，即便即将离世，对国家和民众的关切也未曾有丝毫减退。
他觉得厚葬易引盗贼，便下令实行薄葬。在他看来，死生乃自然规律，子孙臣民无需过度哀伤。他下令儿女服丧以日代月，臣民三日便可除服，还规定不禁臣民婚丧嫁娶之事，准许喝酒吃肉，也不准强制百姓路边痛哭。
目标在于避免臣民因已逝的皇帝而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同时防止影响百姓的日常生活。旨在确保财政资源合理利用，保障百姓生活不受无谓干扰。
汉文帝固然并非毫无瑕疵，他有着属于自身的脾性与特质，并非全然完美无缺，每个人都有其本真一面，汉文帝也不例外。
就像汉文帝热衷于纵马疾驰，体验那如同飙车般的畅快感觉。然而面对群臣的直言相劝，他并未抵触，而是欣然接纳了他们的意见。
汉文帝并非像表面那般完美，他实则颇为好色。即位之后，便将窦皇后抛在一边，转而对慎夫人宠爱有加，还曾有让慎夫人与窦皇后平起平坐的念头，好在这一想法被袁盎及时劝阻。
虽说喜好美色无可厚非，但绝不能因宠爱而奢靡浪费。就像慎夫人，她与皇后不同，不能穿拖地的长裙，也不许过度使用金玉质地的器皿等，以此杜绝不必要的铺张。
汉文帝并非总是沉稳冷静，也曾有冲动之举。匈奴来犯时，他竟一度萌生御驾亲征的念头，面对群臣的苦苦劝阻，他心意坚决，一时难以被劝服。
若不是薄太后亲自出面干预，汉文帝很可能就真的踏上出征之路了，足见当时汉文帝出征的决心之大，幸亏有薄太后及时行动，才避免事情进一步发展。
换个角度审视，在诸多特质当中，刘恒反而是与刘邦最为神似的人。他的行事风格、政治智慧等多方面，都隐隐有着刘邦当年的影子，仿佛是刘邦某些特质在后世的延续。
不熟悉汉文帝的人，会觉得他不过是个运气好的帝王，觉得除了文景之治，没多少突出之处。然而当你深入了解，就会发现，汉文帝的权谋手段与治国能力极为出色，堪称刘邦之后最为合适的继承人。
正因如此，在唐太宗之前的三代帝王之后，他堪称首位杰出帝王。于古人而言，汉文帝始终位列最出色皇帝的前五名，其地位远超他的孙子汉武帝。
历经几百年岁月，在绿林、赤眉起义之后，人们对汉文帝满怀怀念之情，因而都不会去侵扰汉文帝的霸陵。这种对汉文帝的追思绵延许久，直至唐、明时期，人们依旧记挂与缅怀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