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97年3月29日，对大宋而言是个特殊日子。在位21年的宋太宗在万岁殿驾崩。依太宗先前规划，众臣本应拥立太子赵恒登基，然而其心腹太监王继恩与李皇后却心怀不轨，妄图扶疯癫的太宗长子赵元佐上位以继续掌权。
实际上，这并非王继恩首次有此类行径。王继恩最初追随宋太祖赵匡胤，凭借自身不错的能力，颇受赵匡胤赏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赵匡胤兄弟争权的当口，王继恩却转而站在了赵光义这边。
同样是他，在烛影斧声事发当晚擅自出宫，未听从宋皇后指令，而是私下与赵光义会面。这一行为使赵光义先于秦王赵德芳入宫，最终得以顺利登上皇位，成为宋太宗。
宋太宗对王继恩予以回报，委派他担任天雄军监军，还让其参与平定四川叛乱。在宋太宗在位期间，王继恩堪称势力最为庞大的太监，其地位与影响力不容小觑。
宋太宗离世后，为在新朝稳固自身地位，他与抚养赵元佐的李皇后联手，还勾结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等一众官员，妄图借各方势力来达成目的。
然而他们好像把一个人给忽略了，这个人便是宰相吕端。在当时的情境里，众人的注意力被其他事务吸引，却没意识到这位在朝堂有着重要地位与影响力的吕端被遗忘在了一旁。
宋太宗临近驾崩时，吕端入宫探病。只见王继恩和李皇后在旁侍奉，却不见储君赵恒。吕端顿感情况不妙，悄悄在笏板上写下“大渐”，派亲信火速送给赵恒，催其赶紧入宫。
宋太宗刚一驾崩，王继恩立刻找到吕端，想和他商议拥立赵元佐一事。吕端灵机一动，假称宋太宗留有传位诏书，借故去取时让人将王继恩扣押，随后他孤身一人去寻找李皇后。
李皇后发现王继恩没一同前来，便心知自己妄图谋立赵元佐的计划泡汤了。最终，年仅二十八岁的赵恒顺利登上皇位，开启统治生涯，他便是日后的宋真宗。
事实上，赵恒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始终背负着极为沉重的精神负担。长时间以来，这份压力如影随形，给他的内心带来了诸多难以言说的煎熬与痛苦。
虽出身皇室贵胄，可自幼就被伯父赵匡胤养于宫内。这处境就像人质一般，被卷入父亲与伯父的权力斗争漩涡，在二者的明争暗斗间艰难周旋。
不久后，伯父赵匡胤突然离世。父亲登基之后，为稳固自身权势，想把皇位留在自家。他先后谋害了三叔赵廷美以及伯父家的几个儿子。大哥赵元佐在这激烈争斗中被吓疯，二哥赵元佑在酒宴上被老婆毒杀，老三赵恒因此进入了宋太宗的视线。
宋太宗生性多疑，直到离世前一年才立赵恒为太子。他心胸狭隘，见百姓对赵恒颇为拥戴，心里很不痛快，认为百姓只知有太子而不知有自己，还迁怒于拥立赵恒的寇准，好在寇准一番劝解，他才平息了怒气。
赵恒心里清楚，其父生性多疑。所以在身为太子时，他行事极为谨慎，每一步都小心翼翼，时刻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生怕稍有不慎便招致父亲不满，如此这般一直到顺利登基。
赵恒即位后，把年号定为“咸平”，寄寓着天下太平的美好愿景。然而，摆在他面前的并非一个安稳太平的江山，实际情况与这美好寓意形成了鲜明反差。
自五代乱世起，南北战事频仍。父亲两次北伐折损大量精锐、耗费巨额财富，致使国库空虚。对外征战失利，党项、契丹在大宋边境伺机而动。且五代武将拥立之风未绝，在这内忧外患的局面下，赵恒的皇位并不安稳。
在内部局势极不稳定的状况下，贸然对外发动征战绝非明智之举。所以宋真宗登基之后，当务之急便是稳定人心，让百姓的生活少些动荡，尽可能回归安稳状态。
赵恒能成功登上皇位，多亏了吕端助力。他自然不会忘这份情，对吕端予以回报。吕端为人果敢、稳重又镇定，担任宰辅之位是众望所归。尽管他年事已高，担任宰相的第二年就辞官隐退了。
吕端之后，潜邸旧臣李沆和二度拜相的张齐贤接棒。李沆任相时间最长，常拿地方饥荒灾祸奏报给赵恒，意在让其知晓民间艰难，勿沉溺享乐。赵恒忧心不已，前期施政以安抚百姓为主，采取减免赋税、鼓励开垦等手段。
自咸平元年（998 年）起，赵恒便下旨免除百姓拖欠长达数十年的田赋，累计达一千万贯。不过，减免田赋仅能缓解百姓负担，若要让百姓真正吃饱饭，关键还在于提高粮食产量。
首要举措是改良稻种。水稻对生长环境颇为挑剔，对水、温度以及土地条件要求较高，这样的特性致使其适宜种植区域受限，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平原地带。
大中祥符四年（1011 年），江淮和两浙这些种植水稻的区域遭遇旱灾，水源匮乏，粮食歉收。赵恒为此十分忧虑，后了解到福建有种源自占城的水稻，它耐旱性强、生长周期短，对土地要求低，丘陵地带也能种植，堪称优良稻种。
赵恒当机立断，即刻派人从福建运来三万斛稻种并分配下去。为推广稻种，他让人把种植过程绘成《耕织图》印刷，张贴在所有宜种之处。为表决心，他还在皇宫亲自监督水稻种植，观察成效，使得华北原本不适宜之地也能种上水稻。
赵恒不仅大力推广优良品种，还亲自主导农具与水利的改良。大量经改进的农具投入使用后，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使得在赵恒在位期间，水稻的亩产量实现了快速增长。
在唐朝那会儿，太湖地区水稻的亩产量是276斤。时光流转，进入北宋时期，该地区水稻亩产量显著提升，已然达到450斤。
当粮食储备充足、供应宽裕时，人口便会自然而然地繁衍增长，在优渥的物质条件下不断实现数量的扩充。
太平兴国元年（976 年），宋太宗初登皇位，彼时北宋有 308 万户。至道三年（997 年）宋太宗离世，人口增至 451 万户。而到乾兴元年（1022 年）宋真宗驾崩时，北宋户口达 867 万 7 千户，二十五年间，户口增长超 416 万。
赵恒作为极为重视民生的皇帝，深受百姓拥戴。咸平四年（1001 年）他出巡之际，沿途百姓自发高呼万岁。历经五代乱世的百姓，迎来四十多年难得的和平，自然对他心怀感激，至此赵恒完全赢得了民心。
赵恒不仅狠抓农业，还大力扶持商业，是颇为罕见重视商业的皇帝。他在南方陆续开辟了十二个对外通商港口，商业日益繁荣，而这一良好态势自然而然地推动了税收增长。
天禧五年即1021年，彼时两税收入超白银八千三百万两。需知，宋代两税收入只是其总税收的一部分，依据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的数据统计，两税收入大概占当时税收的一半。
这样一来，再把商税算进去，在这一年里，北宋全年的总岁入，按理应能超过一亿六千万两白银。
当经济繁荣，民众生活富足后，民心自然会归附。然而，赵恒还需应对一个棘手问题，即势力庞大的权贵阶层，他们的存在与影响力给赵恒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考量。
自唐末五代起，底层民众改变命运的途径往往是投身行伍。他们渴望凭借在军队中的奋斗逐步掌握实权，进而实现割据一方、裂土称王的野心。
五代十国时期，那些开国皇帝大多来自草根阶层。他们的成功就像一盏盏明灯，激励着无数渴望实现阶层跨越的士卒。在这种氛围影响下，以下犯上逐渐成为五代社会的一种主流现象。
赵匡胤与赵光义兄弟俩为防止北宋步五代后尘，推行重文抑武之策。此策虽暂时化解了高层将领手握重兵、尾大不掉的隐患，却把底层士兵向上晋升的通道给堵住了。
宋太宗为了制衡相关势力，采取扩充科举的举措，欲与士大夫一同治理天下。此策略一箭双雕，既对武将形成压制，又能遏制底层民众可能出现的反抗行为，稳固自身统治。
怎知那些端着赵家俸禄的官员们，是否会与武将勾结，效仿前人来一场“黄袍加身”之举，重演那改朝换代的惊险戏码？
士大夫群体是自身的根基所在，对待他们只能采取拉拢策略，绝不能进行压制。而拉拢的办法也并不复杂，主要就是赋予这些士大夫相应的名声，同时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
赵恒先是着力扩充科举取士人数，以此不断扩大自身根基。为保障科举公平公正，他开创性地推行糊名制与誊录制，有效防止私下交易等舞弊行为，这两项制度一直沿用到如今。
赵恒在官员任职后，给予了优渥待遇。时常设宴款待官员，还会找各种理由给他们放假，同时提升工资。官员们既有钱又有闲暇，且皇帝态度客气，士大夫阶层一时间成了天下人都向往的对象。
有了通过读书实现升迁的路，谁还会去冒杀头危险作乱呢？那时人人都热衷读书。正因如此，赵恒给儿子留下众多名臣，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三苏等。他们能崭露头角，正是得益于赵恒大力推行科举制度。
内部局势已然平稳，可赵恒始终心系幽燕地区。尽管咸平之治让百姓生活富足，他却时常遥望北方。他认为边事未息，百姓劳于供给实是无奈，若能选良将、练精兵，驱退敌寇，让其不敢侵扰，近边百姓便能得享安宁。
赵恒对幽燕地区始终念念不忘，自即位起，这片土地就深深烙印在他的心头，他的心中一直有着关于幽燕地区的牵挂，这份惦念贯穿始终。
刚即位不久时，吕端与何承矩先后向赵恒进言，提议和辽国展开和谈，然而他们的建议均被赵恒果断拒绝。
朕认为若双方尚未有沟通往来，便不可强行使其前来。又思量自古以来，獯鬻便是中原的强劲敌手，若不以至高的德行去怀柔，不以强大的兵力去威慑，其粗野凶悍的本性，怎会轻易柔顺归服。这奏报虽已呈上，实难轻信。
在赵恒看来，和平需靠实力拼得，唯有在战场上击败对手，方能赢得真正的和平。此前辽国与北宋战事频仍，虽未对双方造成实质重创，可北宋一直难以消除辽国长期侵扰的隐患。
历经多年，宋辽两国实力旗鼓相当。若不倾尽全力打灭国之战，很难分出胜负，而且即便有一方获胜，自身政权也可能面临崩溃。长期频繁且无利可图的交战，对两国皆不利，所以停战才是上策。
若想让辽国乖乖言和，就得给他们点厉害瞧瞧，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疼痛。而要做到这一点，亲自奔赴前线指挥作战是必不可少的举措，如此才有更大把握实现目的。
咸平二年（999 年），辽军大规模进犯。枢密都承旨王继英力劝赵恒亲赴前线以鼓舞士气，赵恒同意了。紧接着，京使柳开也上书建言，主张赵恒马上亲征，没过多久，赵恒便启程踏上亲征之路。
赵恒此次亲征，虽成功击退辽国，可并未达成宋真宗的预期目标。究其原因，此次征战时辽国主力未现身，双方也未爆发大规模战役，赵恒原本痛击契丹人的策略也就没能顺利实施。
咸平六年即1003年的望都之战，王继忠不幸被俘。但他未遭杀害，反倒获辽国重用。辽国还派人携其弓箭去寻石普，缘由在于辽国被战事折腾得疲惫不堪，有了和谈的意愿。
公元1004年秋季，萧太后与辽圣宗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挥师南下，他们企图凭借作战成果掌握和谈的主动。而赵恒察觉到这是痛击辽军的绝佳契机。
丁酉日，皇帝对辅佐大臣称，多次收到边境奏报，契丹已在谋划南侵。如今国家的大量兵力集中于河北，不可轻视敌人。他打算御驾亲征以决胜局，让大臣们一同商议，确定合适的进发时间。
在澶渊之盟尚未达成之前，赵恒便已萌生即刻亲征的念头。《宋史·真宗本纪》亦有相关记载，明确提到“丁酉，召宰相议亲征”，足见其亲征之意早已有之。
实际上，赵恒并非如众人认为的那般慌乱欲逃，只是在发兵时间上和大臣存在分歧，毕竟辽军尚未兵临城下。此时的赵恒已开始进行一系列军事部署，像遣使犒赏北面诸军，下诏奖励集结力量击杀契丹的河北吏民等，准备颇为充分。
不出所料，辽军起初并未捞到便宜。前期受挫后，他们转而进攻瀛州，此地乃辽国旧疆的重要城镇。为在后续和谈中握有优势，辽圣宗与萧太后亲临前线，亲自击鼓督战，然而付出数万伤亡的代价，仍未能将其攻克。
萧太后投入巨大却一无所获，于是横下心来孤注一掷，冒险长驱直入，径直朝着澶州进发。也就是在澶州，赵恒在后世落下了怯弱之名。实际上，从当时的记载分析，赵恒原本并无出逃的打算。
景德初年，契丹来犯。当时寇准、毕士安任宰相，毕士安因病留京，寇准随皇帝前往澶渊。王钦若暗地劝皇帝去金陵避敌锋芒，陈尧叟则建议去蜀地。皇帝询问寇准，寇准明知是二人的主意，却佯装不知称出此策者当斩。称如今敌势嚣张，皇帝应激励人心御敌，怎可弃宗庙远走，且銮舆后退一步，四方必瓦解，敌势之下，楚、蜀也难到。
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辽国进犯澶州后，王钦若与陈尧叟提议赵恒迁都以避敌锋芒。赵恒就此事向寇准征求意见，他本就乐于听取多方见解，从当时情形看，也并无要逃跑的端倪。
《宋史·陈尧叟传》记载，真宗前往澶渊时，让陈尧叟乘驿车先赶赴北砦查看军事情况，还允许其见机行事。由此可见，之前劝赵恒逃跑的王钦若和陈尧叟早就被派往前线，这也表明赵恒根本没有过逃亡的念头。
从当时局势来看，辽国起初就有和谈的意向。雍熙之战后耶律休哥曾打算以黄河为界与北宋划分势力范围，可辽国决策层并未同意。这一方面是考虑到难以避免血战，另一方面也不想和北宋彻底结仇。
后来耶律休哥领悟情况后，下令在侵扰时表明“戒戍兵无犯宋境，即便宋方马牛跑到北方也悉数归还”。这使得辽人每次侵扰都不敢深入，更不敢渡黄河与宋决战。此次大军进犯，意在掌握主动，以此为筹码开展和谈。
在赵恒尚未抵达前线之际，辽军主帅萧挞遭箭伤，最终因伤势过重而离世。这一重大变故让辽军气势受挫，他们态度软化，主动提出和谈，双方由此签订了澶渊之盟。
宋军已然射杀辽军主帅萧挞，却未主动出击，原因在于当时众人全然不知敌军大将已殒命。彼时辽军士气本就低迷，要是知晓这一情况，宋军必然会乘势继续发起进攻。
赵恒还察觉到，曾在五代被强力压制的以下犯上风气似有死灰复燃的苗头。而定州守将王超，便是那个疑似有此倾向的关键人物，这种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赵恒与辽军对峙之际，本欲指挥拥兵十万的王超，却不料根本无法调动。这直接致使合围辽军的计划泡汤。王超按兵不动的模样，让赵恒不禁想起后晋的杜重威，石重贵当年也遭遇类似情形，被杜重威坑害，辽国才得以借机进攻。
打跑辽人后称帝的是刘知远，赵恒对刘知远之后的事了如指掌。如今王超按兵不动，之前辽军孤军南下直抵澶州，可手握十万大军的王超就在后方，辽人难道不害怕被合围？说不定他们之间已达成某种默契。
倘若学了王超、杜重威那般行事该如何？这般潜在风险不得不防，赵恒权衡之下，认为不宜再继续冒险，于是果断选择见好就收，以保稳妥。
王超身为宋太宗的亲信旧将，仍留存五代时期的作风。大战前后，朝廷屡次下发诏书，他都置若罔闻，赵恒的命令也被他当作耳旁风，极为桀骜不驯。战后，赵恒并未追责，仅对其进行调职，他死后还被封为鲁国公。
澶渊之盟后，赵恒面临如潮水般的指责。他清醒地认识到，巩固皇权这件事迫在眉睫。既然觉得身边的人难以依靠，在他看来，唯有借助神仙的力量，才能稳住自己的统治根基。
起初借助王钦若倡导经学来强化君主集权，后续又凭借天书降世这一手段对赵宋皇室进行神化。像将玉皇大帝设定为赵玄朗，财神唤作赵公明，百家姓以赵开头等举措，最终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尽管赵恒在晚年热衷于搞祥瑞之举遭人非议，可又有谁能明白，赵恒实则是借祥瑞来神化赵宋皇室。他此举意在从根本上杜绝五代时期那种草头天子的说法，以巩固皇室地位与正统性。
乾兴元年（1022 年）二月，赵恒病势沉重。此前身体欠佳时，他挑选刘娥作为继承者。这一决策使得赵宋在后续幼主临朝的动荡阶段得以平稳过渡，而刘娥也确实成功达成了这一使命。
赵恒无疑是历史上极为出色的守成君主之一。他把权术与手腕巧妙藏于懦弱仁厚的表象之下，文治上近乎达成所有心愿。武功虽不出众，却为北宋营造了和平外部环境，让北宋避开小厮掌军、文官靠恩荫的危险之路。
澶渊之盟虽常遭人非议，实则可视为一种缓兵之策，汉高祖、汉文帝都曾有过类似举措。这一策略的成效关键在于继任者，能否在国力强大后弥补前期的亏欠。遗憾的是，宋仁宗没能做到这一点。
赵恒并非毫无瑕疵。他在幕后的一系列举措虽成功实现北宋集权，却致使文官系统过度膨胀。刘娥专权让宋代党争初现端倪，还使得宋仁宗完全被文官掌控，北宋政治格局由此发生深刻变化。
赵恒封禅泰山之举，遭千年诟病。自他之后，泰山封禅便没了后续，仿佛从那以后，封禅泰山这一行为被历史尘封，再无人踏足这一曾象征无上荣耀的仪式。
赵恒继位时，正值唐末五代后帝国重建阶段。彼时内部局势不稳，外部还得兼顾北防与南守。宋太宗两次北伐均无功而返，这无疑使本就不轻松的大宋局势更加艰难，面临更多挑战。
赵恒登基后，面临着艰巨任务，既要重振帝国财政，又要协调中枢与地方派系的动态平衡。此前他只是闲散王爷，并非专业出身，且子嗣匮乏。然而，他成功克服重重困难，得以寿终正寝，实现了王朝稳定传承，实属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