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罗马帝国东方在危机中的幸存，得益于它繁荣的经济、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统治者们施行的各项有利政策。

但是这种幸存却反过来掩盖了其在战略上的先天不足，与人们的刻板印象不同，在帝国的东部和西部之间，东部反而是更为脆弱的一半。

而西部帝国，他们有着被大海保护的北非粮仓，被比利牛斯山脉保护的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远离危险的莱茵河的高卢南部行省，以及被巍峨的阿尔卑斯山所保护的意大利本身。

更重要的是，他们只需要警惕来自北方的威胁，而非在东西两向疲于奔命。帝国东部在本质上是缺乏战略纵深的，而来自两个方向的强大敌人则加大了它在战略上的困境。

东方，萨珊波斯是狡诈而谨慎的敌人，他们更愿意通过严谨的计划和指挥艺术，而非莽撞的攻击来取得胜利，同时他们还有着强大的重装骑兵和战象部队。

而他们临近前线的首都泰西封使得他们占据了一定的内线优势；西部，层出不穷的游牧民族屡屡袭扰巴尔干诸省，并威胁着首都的安全。

这使得拜占庭帝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种法国海军式的困境，其强大的军队在一开始就被分割在东西两条战线上，而无法对任何一个方向形成绝对优势。

因此，在客观上，帝国统治者必须小心地维持帝国东西两向战略的平衡，重心向西方的偏移则意味着东方经济中心受到威胁，而重心向东转移则意味着游牧民们可以趁虚而入直接威胁帝国的首都。

现在有学者认为查士丁尼皇帝的“光复”计划并非一开始就是他的行动指南，但他在阿非利加和意大利采取的有限的军事行动仍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战略失衡，帝国的多瑙河防线和东方都因此而受到了冲击。

统治者的决策并不总是在充分考虑战略现实的情况下依据理性做出的，基于感性的战略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国家的战略决策。

基督教、希腊和罗马文化构成了拜占庭文明的基石，也深刻地影响了拜占庭战略文化——身份认同和社会规范对进行理性衡量的关键因素进行了过滤，战略或安全政策的制定亦出现了社会化的过程。

对希腊罗马古典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铸就了拜占庭文明的繁荣，但在战略文化上看，这些遗产却并不总是有益的。

奥布林斯基认为，拜占庭国家的战略决策受到深刻的古典意识形态影响。

在拜占庭文化中，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希腊史学家的作品对当时的拜占庭史学家起到了很大影响，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也采用同希波战争密切相关的古代文物来布置街区。

这些继承于古典世界的文化遗产，对拜占庭的战略文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波斯在这些作品中大多作为主体的对立面出现。

这在无形中在拜占庭战略的制定者们心中埋下了对波斯人敌视的种子，进而导致了拜占庭在东西两线的战略失衡。

而在小查士丁和提比略统治期间，即使在伦巴德人迁入意大利，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开始冲击多瑙河边防的情况下，拜占庭人也不愿意以失败者的身份结束这一阶段的波斯战争。

这种“先东后西”的战略文化深刻影响了后查士丁尼时代的战略决策，查士丁二世即位后本应该集中力量于巩固多瑙河防线。

但在“东部优先”的战略文化的影响下，他却贸然发动了对波斯的军事冒险，结果不但造成了巨大的军事灾难，还把整个拜占庭帝国再次拖入波斯战争的泥沼之中。

因为波斯战争的持续，所以拜占庭政府根本无法抽出兵力支援多瑙河边区，只能任由阿瓦尔人在这一地区对拜占庭势力形成相对优势。

而由于多瑙河边区对拱卫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拜占庭政府又无法对这一地区彻底放弃，只能如同抱薪救火一般给予阿瓦尔人大量岁贡，以期换取暂时的喘息。

直到592年波斯战争告一段落后才开始投入对多瑙河敌人的反击。

581年，仅仅因为一次军事失败莫里斯便关押了其盟国加萨尼王朝的国王孟迪尔四世，导致了两国同盟关系的破裂；

而在波斯与拜占庭划分决定苏阿尼亚的归属时，苏阿尼亚人是完全缺位的；查士丁二世也曾在公开场合羞辱过阿瓦尔和撒拉逊使臣，并导致了波斯派撒拉逊人向罗马派撒拉逊人的进攻。

在这样的战略文化下，拜占庭的多瑙河边区始终被置于东方战场之下的的次要地位，无法得到优先的补充与支援。

而罗马式的“上国”观则增加了拜占庭决策者战略误判的风险，制约了拜占庭外交战略功效的发挥；

而它带来的另一个战略文化副产品就是大战略层面上主张试图通过激进的外交手段和对外战争来恢复罗马帝国的尊严。

这在拜占庭的战略文化和战略现实间造成了更大的落差，特别是这种诉求本身也包含着双重意味——边境的胜利与君士坦丁堡的面包。

对于在大瘟疫和战争下不堪重负的拜占庭经济而言，同时实现这两个战略需求的确是困难的，多瑙河边防危机就在这样的战略矛盾中愈演愈烈。

波斯人和阿瓦尔人虽然强大，但都是有形的敌人，此时的拜占庭帝国还面临着另两种无形的敌人，两种任何身处人间的显赫帝王、强大军队和坚固堡垒都无法与之匹敌的敌人——瘟疫和灾害。

541年由地中海沿岸的小镇贝鲁西乌姆爆发了祸及整个地中海区域的大瘟疫。

著名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对瘟疫中惨烈的景象做了详细描写，据保守估计反复发作的“查士丁尼瘟疫”至少让帝国损失了四分之一的人口。

甚至查士丁尼皇帝本人，也不过是在瘟疫中侥幸生还的幸运儿。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据亲身经历“查士丁尼瘟疫”的史学家记录，育龄期的青年妇女和年轻男性更易罹患或死于瘟疫，这对于拜占庭国家的人口结构和军队建设的打击是致命的。

这场瘟疫开启了另一个查士丁尼时代，一个在瘟疫下蹒跚前行，一个内力耗尽，经济财政完全崩溃的时代。

但瘟疫的打击并不是一次性的，这场瘟疫从542年到619年以每15.4年流行一次的频率扫荡拜占庭，这种折磨摧垮了拜占庭的社会。

曾经的基督教社团依靠他们在瘟疫中积极活动取得了与其他宗教斗争的先机，但如今，在死亡的阴影下，这种美德荡然无存，社会规范和道德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而军事上的负担和维持强大军队的需求则进一步拖垮了拜占庭经济和人口。军队的过度扩张本已到了危险境地，现在兵源大幅度减少，但减少军队却是不可能的。

因为帝国的主要敌人得益于他们较低的人口密度和非定居的社会形态，在面对大鼠-跳蚤-瘟疫的致命网络时受到了保护。

但讽刺的是，这种瘟疫偶尔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在598年的战役中，取得胜利的阿瓦尔人因为过于深入拜占庭腹地而失去了这种保护，结果遭遇了瘟疫的打击，不得不中止作战。

后查士丁尼时代的罗马气候现在被越来越普遍的称为“古代晚期小冰期”，瘟疫和气候变化结伴而来，耗尽了帝国的元气。

我们惊诧的发现，在这个时代，帝国的粮仓——埃及也需要依靠进口粮食来缓解亚历山大城的饥荒危机了。

拜占庭所面临的挑战还不止于此，火山、海啸、地震祸不单行，饥荒也接踵而至，多次发生且强度极大的地震给东地中海地区的居民生活、经济发展和城市稳定都造成了不利影响。

瘟疫和气候变化折断了古代世界经济最为强大的两根支柱——农业和人口，而出于对瘟疫传播的恐惧，人口和商业的往来必然受到限制，拜占庭经济的另两项优势——商业和手工业也因此遭遇重击。

帝国政府试图重新控制迦太基谷物贸易的行为反而导致了当地与东方商业联系的减少，卢尼、马赛等西地中海城市陷入衰退，一艘在法国南部被发现的沉船则体现了当时造船工艺的下降。

财政的紧张使得拜占庭的国家战略开始转向收缩，莫里斯时代的守势吓阻战略取代了查士丁尼前期的攻势防御。

尽管如此拜占庭还是有着相对周边国家的绝对优势，如果审慎行事，还是可以维持一个相对稳固的战略环境。

然而拜占庭大战略的分裂性和统治者政策的不连贯加剧了拜占庭的战略困境，最终酿成了战略灾难。

查士丁尼皇帝试图通过增加税款和修建驻防要塞来摆脱财政困境，其结果是让中小地产拥有者苦不堪言，而修建军事要塞的行动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的经济；

查士丁二世在财政与外交上吝啬的名声甚至远播法兰克王国，但在军事上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鲁莽，他挑起的波斯战争最终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吞金兽，使得拜占庭错过了休养生息的最佳时机，并导致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在西线的崛起；

提比略皇帝则有些慷慨的过分，在他掌权期间拜占庭逐渐在与波斯的较量中占得上风，但他挥霍无度的作风则彻底榨干了帝国的国库；

莫里斯试图增加财政收入的计划被复发的瘟疫所打断，而他试图节流的做法则与拜占庭大战略的内政需求相冲突，来自埃及的800万阿尔塔巴谷物供养着君士坦丁堡的人口。

并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口粮，而莫里斯将这些“福利粮”出售的做法激怒了首都的市民，而他试图削减军队工资的行为则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拜占庭的皇权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存在，一方面，拜占庭皇帝从一开始就是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他们效仿波斯的君主确立了等级制度和繁复的宫廷礼仪，细致精心地构建了皇帝的至高无上和不可接近的统治模式；

另一方面，皇帝的权力又受到军队、元老和群众这“三驾马车”的制约，当这些势力认为皇帝不再胜任时，新的皇位候选人就会出现。

因此，拜占庭的皇帝们总是处于奇怪的处境中，一方面他们似乎有无限的权力，可以采取暴力手段镇压群众，对贵族施以侮辱性的礼仪并巧取豪夺他们的财产；

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无比脆弱，首都市民可以直接对他们发动冲击，而暴乱的民众常把“帝国需要一位新皇帝”这样的口号挂在嘴边。

而教会和皇帝的关系也不总是融洽的，有时教会可以迫使皇帝让步，而有时皇帝只需要微微玩弄手腕一道行政命令就可以将牧首流放。

拜占庭人尊崇他们的皇帝更像是尊崇一个抽象的政治符号而非尊崇一个活生生的人。

​查士丁尼皇帝拥有极强的权威，在镇压尼卡暴动后他震慑了原本无法无天的竞技党和心怀不满的贵族元老，开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但他的继承者们却缺乏那样的权威。

莫里斯是提比略的继承人，他的家族和社会背景更为薄弱，因而更加仰仗卡里斯玛特性的加持。

但莫里斯并非一位善于运用圆滑的政治手腕的皇帝，他的前任寅吃卯粮的行为使得他无法通过相同的方式拉拢民众，他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和对福利的削减激怒了民众。

而在军队中的威望也因为对士兵军饷的的分配改革、拒绝赎回被俘士兵和过度袒护科蒙提欧鲁斯等问题跌至谷底，600年在儿子的婚礼上莫里斯皇帝居然遭到了暴民的围攻，而他唯一能做出的惩罚居然只是将他们逐出君士坦丁堡。

另一方面，他对于东方教会的维护也没有收获预期的回报，当福卡斯进入君士坦丁堡时牧首西里阿库斯欣然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为福卡斯加冕。

当皇帝本人因为长期远离军队而逐渐丧失在军中的权威和对军队的了解，无法及时得到来自下属的有效信息反馈时，军队与皇权的矛盾就会加剧。

在莫里斯的角度看他提出的减少军队津贴，改为由国家统一发放武器装备的行为无疑是有道理的。

正如阿加西阿斯记录的那样，拜占庭的士兵们并不总是把手中的津贴用到提升自己的战斗力方面，他们常常将这些津贴挪用于娱乐与消遣。

而国家控制的军备工厂统一提供的武器装备也比个人自行采购的作坊产品更具有质量和战力上的保证。

由国家直接发放军备，既可以节约开支又便于提升军队战斗力，对于士兵而言他们存活的几率也会提升，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但对于大多数下级士兵而言，这样的命令无疑是令人愤怒的，虽然拜占庭军队中的确有一些富有者。

但大多数士兵依然是贫穷的，他们需要依靠国家发放​的津贴来支付日常生活和军旅活动的开销。

有时还需要用来补贴家中因缺乏壮劳力而被影响的生计，津贴的减少意味着生活困难，莫里斯提出的允许让阵亡士兵的儿子接替父亲职位的补救措施也不能完全平息他们的怒火。

导致602年兵变的那道命令，也是这种立场矛盾的产物，莫里斯从宏观战略的角度出发，认为此时应该“热铁翻饼”一鼓作气扩大战果，而士兵们则基于个人感受和对前途的忧虑拒绝执行这种风险颇大的行动。

查士丁尼皇帝强有力的统治掩盖了拜占庭皇权内在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意味着战略决策者们在其制定战略时需要考虑到帝国其他权力阶层的态度而做出某些妥协。

而这些妥协有时是短视而盲目的，查士丁二世和提比略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 而采取的激进战略决策恶化了拜占庭的战略处境。

而信息的不充分和缺乏圆滑的政治手腕则使莫里斯皇帝出于公心的考虑把自己变成了“公敌”，这是拜占庭国家体制的固有缺陷，它的身影潜伏在几乎每次战略灾难之中。

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期施行的贬值政策让索里德首次低于24“克拉”的重量，这是君士坦丁皇帝以来首次出现的金币贬值。

而被推上断头台的莫里斯皇帝则是君士坦丁以来第一位在内战中被杀死的在位皇帝，金币和皇帝，此时已经不再神圣。